夜漏三更，油燈芯爆出個火星，照亮了縣誌上“洛城膏腴”四個字。
萬曆年間的洛城，曾是漕運樞紐，碼頭上商船連綿十裡，倉廩裡的糧食能堆成山。
可如今書頁間夾著的，卻是崇禎年間的災荒圖——餓殍遍野，流民如蟻，圖旁還有時任知縣的夾注：“鬥米千錢，官倉無粟，問之布政司，答曰"京餉緊急，無暇及此"。”
我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往事像潮水般湧來，帶著墨香與黴味，混著科舉策論上被朱砂劃掉的字句。
十八歲那年，我背著乾糧步行三百裡去應鄉試，鞋底磨穿了，就用破布裹著腳走。
走到一半，乾糧吃完了，隻能在路邊的野地裡挖些野菜充饑。
放榜那日，我在榜下站了三個時辰，直到看見“魏東來”三個字排在第七，才敢相信自己中了舉人。
可到了會試，我在策論裡寫了“藩鎮跋扈，鹽政蠹壞”，主考官看了竟把卷子摔在地上，朱砂筆在“鹽政”二字上畫了個血紅的圈：“這等狂生，若讓他入仕，豈不是要掀了朝堂？”
後來我才知道，那主考官的親家，正是兩淮鹽運使，每年光“餘鹽”的孝敬就有上萬兩。
落第那日，我在京城的茶肆裡遇見張大人。
他見我對著殘卷流淚，便要了去看，看完後拍著我肩說：“好文章！可惜生不逢時。”
他指的“時”，是如今策論首重“頌聖”，次講“祥瑞”，至於民生疾苦、朝政弊端，早被寫進了《科場禁忌》的頭一條。
後來是他力薦我入了國子監，可同窗們都笑我是“野路子”，說我不懂官場的“規矩”——他們在太學裡背的不是聖賢書，而是《中樞政考》裡的“迎送禮儀”、《督撫便覽》中的“饋遺數目”。
有次我在國子監的碑刻裡發現塊南宋殘碑，上麵刻著“諫官言事，雖黜勿罪”，可如今的碑趺上，卻被人刻了句“禍從口出，病從言入”。
在國子監的日子，是我這輩子最意氣風發的時候。
我與同舍的陳兄、劉兄常常在月下論政，我們讀範仲淹，讀海瑞，幻想著有朝一日能澄清吏治，讓百姓“樂歲終身飽”。
陳兄曾指著太液池說：“東來，他日你我若為封疆大吏，定要讓這天下無饑寒。”
可如今，陳兄已在京官任上步步高升，上次見他，他袖中掉出張“炭敬”的禮單，上麵列著各省巡撫所奉的炭資數目。
而他正忙著修訂《捐官則例》，給那些用銀子買官的富商定品級。
我這才明白，當年我們在國子監裡讀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早被他們換成了“先官場之利而利”。
我曾在國子監的碑刻裡見過劉大人年輕時的名字——那時他是太學生劉仲文，在“諫官言事碑”旁題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他中進士後被派往揚州鹽運司，首月便因查獲三船私鹽觸怒鹽商。
那夜他被綁在運河邊的柳樹上，三十大板下去，脊骨發出碎裂聲。
鹽運使王大人撐著油紙傘來看他，靴底碾過他咳出的血沫：“劉賢侄，這揚州的鹽，是朝廷的命脈，也是你我的命脈。”
半月後，他娶了王大人的獨女，婚房的紅綢下，藏著鹽商送來的“賀禮”——二十道蓋著戶部關防的浮引勘合。
他曾在洞房夜對著銅鏡揭開創口，看見血痂下新生的肉，像極了鹽引上的朱砂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