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以後，他靴底總沾著鹽粒，袖口總藏著“浮引勘合”。
如今他案頭的《鹽法考成》，某頁用朱筆圈著“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旁邊是他批注的小字：“非吾願，實乃官場漕規耳。”
更痛的是婉娘。
那年揚州的三月三，她在瘦西湖的詩會上吟“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鬢邊的海棠簪子隨聲輕顫。
我當時正被鹽商刁難，那鹽商非說我的詩稿抄襲，要我當眾道歉。
她卻撥開人群，將一錠銀子拍在桌上：“這位先生的詩稿，我買了。”
後來才知道，她是揚州最大的鹽商之女，卻偏偏愛往書齋跑——她父親的賬房裡，鎖著一摞摞《鹽引勘合》，每道勘合都對應著上千引官鹽，而她的繡房裡，卻藏著我送她的《杜工部集》，書頁間夾著她抄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她父親第一次見我時，正坐在鋪著波斯地毯的客廳裡數銀票。
他上下打量我洗得發白的青衫，嘴角撇成個鄙夷的弧度：“魏舉人？嗬，舉人能換幾擔鹽？”
後來我做了揚州同知，他依舊瞧不上我，說我“芝麻官，難登大雅之堂”——直到我因整頓鹽政被彈劾，他竟在宴會上拍手稱快：“我就說嘛，寒門出不了鳳凰。”
他不知道，我查封的那些私鹽，恰是他用“合法”的《餘鹽割沒簿》轉運的，每割沒一引官鹽，他就能從鹽運使那裡分得三成利。
婉娘被禁足那日，我隔著朱漆大門喊她名字。
門內傳來她壓抑的哭聲，還有瓷器摔碎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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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來，”她的聲音透過門縫飄出來，帶著血沫似的顫抖，“你我之間，隔著的不是門第，是這世道的冰牆。你走吧，走得越遠越好……”
我靠在門上，聽著她的哭聲，拳頭緊緊攥起，指甲幾乎掐進了掌心。
那一刻，我恨自己的無能，恨這世道的不公——更恨那本寫滿“鹽引數目”“稅銀分例”的《鹽法通誌》，它像道無形的牆，隔開了我們，也隔開了無數個像我們這樣的人。
油燈突然滅了，屋子裡陷入一片漆黑。
我摸索著找到腰間的玉佩，冰涼的玉質貼著皮膚，仿佛能感受到她指尖殘留的溫度。
原來這十年寒窗，換來的不過是從一個牢籠，跌進另一個更深的泥沼——這牢籠不是某個人設的，而是由一張張公文、一條條則例、一樁樁“合情合理”的潛規則砌成的。
可若就此認命，又怎對得起祖父的期許，對得起婉娘那雙含淚的眼？
我坐在黑暗中，摸到枕邊的《農政全書》，觸到恩師寫的“為民者”三字，眼神漸漸堅定：就算這製度是堵冰牆，我也要在洛城鑿出個洞來，讓光透進來。
《農政全書》的紙頁被油燈烤得發脆，恩師題字的“為民者”三字在晨光中泛白。
更夫敲過五更時，我摸出王順藏在櫃底的粗布短打，袖口還留著前任知縣補釘的線頭——這衣服穿在身上，竟比官服更合身。
窗外的老槐樹落了最後一片殘葉，正砸在我昨夜磨墨的硯台上，墨汁未乾，凝成個歪歪扭扭的“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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