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問：貫通古今，博涉多聞
命理師需以“學術精則信者眾”為目標，不僅精通命理典籍，更要廣泛涉獵經史子集。
袁樹珊強調，唯有深入研究命理原理，結合地理環境、家族背景等“常變”因素，才能準確推斷吉凶，避免淪為“江湖術士”。
例如，通過分析“山川風土”對命運的影響，可解釋為何相同八字在不同地域會呈現差異。
二、常變：靈活辯證，不拘古法
命理並非絕對，需考慮“常變”之道。袁樹珊指出，祿命之說雖“驗者常十之七八”，但“一行之善惡、一時之殃祥”可能改變既定軌跡。
例如，通過鑒彆求測者的“心術善惡”，可判斷其行為是否會突破命局限製，實現“逆天改命”。
三、言語：忠實雅馴，輕重得當
命理師的言辭需遵循“敏於事而慎於言”的原則。
一方麵要避免阿諛奉承或粗鄙之語，保持“忠實雅馴”；另一方麵需根據求測者的身份調整表達方式，如對富貴者勸其“學寬”，對貧困者鼓勵“小康由勤”。
這種“因人施言”的智慧，體現了儒家“因材施教”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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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敦品：修身為本，非禮勿行
以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為準則，強調命理師的品德修養需從日常言行做起。
袁樹珊認為，“敦品”不僅關乎個人聲譽，更直接影響職業信用——“信用遠孚，則聲名振大”。
例如，拒絕為“重財輕道”者服務，正是“敦品”的具體實踐。
五、廉潔：順取為義，逆取為貪
袁樹珊將“廉潔”視為職業底線，區分“順取”與“逆取”：憑借專業能力獲取報酬為“順取”，偽言欺人、苟且塞責則為“逆取”。
他尖銳指出，“逆取者，數雖少亦不免為貪汙”，並引用《論語》“見利思義”作為理論支撐。
這種對“義利之辨”的強調，與儒家“君子喻於義”的價值觀一脈相承。
六、勤勉：因勢利導，儘忠職守
命理師需以“以便國家、利眾為務”為宗旨，針對不同身份的求測者給予針對性勸誡：如勸政客“忠君愛民”，勸武員“身先士卒”，勸商者“誠信無欺”。
這種“職業勸勉”不僅是社會責任，更是對司馬季主“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精神的繼承。
七、警匡警勵）：警示困境，激勵自強
麵對失業或貧困者，命理師需以“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等格言激勵其自立。
例如，對“年複一年因循坐誤”者，需提醒其“棄大就小”，通過務實行動改善生活。
這種“心理乾預”體現了儒家“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
八、治生：未雨綢繆，合理理財
袁樹珊主張命理師應具備經濟智慧，勸人“得意時撙節用度，多置恒產”，避免“失意時一無憑借”。
他引用《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強調物質基礎對道德修養的影響，並以“孟母三遷”為例，說明環境對命運的塑造作用。
九、濟貧：體恤疾苦，婉言慰心
對貧困難堪者，即使其命局無好運，也需委婉表達希望——“大富由命，小康由勤”。
袁樹珊認為，這種“善意謊言”並非虛偽，而是“保其生命”的必要手段。
例如，通過建議“節省消費”“勤勉職業”，幫助求測者建立生活信心，體現儒家“惻隱之心”。
十、節義：維護風化，成人之美
在家庭倫理領域，命理師需勸人“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對於納妾、改嫁等問題，需結合具體情況給出符合傳統道德的建議：如勸孀婦“茹苦含辛，撫孤守節”，勸富貴者“早立承嗣，固守節操”。
這種對“節義”的維護，與儒家“齊家治國”的理想高度契合。
總結：儒家思想的命理實踐
袁樹珊的“星家十要”以儒家“仁禮合一”為內核，將命理從單純的預測術升華為“明道救世”的工具。
其核心邏輯在於：通過“學問”與“常變”提升專業能力，以“言語”與“敦品”建立職業信用，用“廉潔”與“勤勉”堅守道德底線，最終通過“警匡”“治生”“濟貧”“節義”實現社會價值。
這種將個人修養、職業倫理與社會責任融為一體的思想體係，不僅為命理從業者提供了行為指南，更為現代人應對功利社會的道德困境提供了傳統智慧參考。
正如袁樹珊在《星家十要》自序中所言：“雖為小道，而所係大焉”，命理的終極意義在於“勸善止惡”，而非單純追求吉凶禍福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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