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那天，林夏在生態教室的牆角發現了株冒芽的蒲公英。嫩白的根須纏著塊褪色的紅布，布上繡著個模糊的“林”字——是母親當年在礦道入口埋下的標記，不知被哪陣風吹到了這裡。她小心地將蒲公英移栽到陶罐裡，放在窗台最顯眼的位置，像守護著個會發芽的秘密。
“林站長，北京來的紀錄片團隊到了。”小周敲了敲教室門，身後跟著扛攝像機的隊伍，“他們說想拍《幽穀十年》，從山火拍到現在的生態公園。”
林夏望著鏡頭裡正在調試設備的年輕人，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時她躲在母親身後，看著記者們舉著相機湧進家門，鏡頭裡的父親總是低著頭，像怕陽光灼傷眼睛。而現在，父親正坐在香樟樹下，對著麥克風講述如何用微生物改良土壤，眼角的皺紋裡盛著坦然的光。
紀錄片拍攝到第三周時，團隊跟著林夏去了趟礦道遺址。當年的混凝土封堵處已爬滿常春藤，父親用手扒開藤蔓，露出塊新刻的石碑：“2010年，我們曾在這裡犯錯；2030年，我們學會了如何彌補。”碑底壓著本翻開的筆記本，是老周當年的工作記錄，某頁邊角寫著：“若有來生，想做幽穀的一棵樹。”
“林老師，您後悔回來嗎？”年輕的導演問，鏡頭對準林夏被陽光曬成麥色的手臂，上麵有塊淡淡的疤痕——是當年在礦道裡被碎石劃傷的。
林夏看向遠處正在溪裡采樣的學生，他們的白大褂在綠波裡像盛開的花：“後悔過。但每次看到這些孩子，就想起母親說的，溪水不會因為流過臟地方就停下腳步。”她指尖劃過石碑上的刻字，“錯誤像塊石頭，你若總盯著它，就會絆倒；若把它墊在腳下，就能看得更遠。”
入夏的暴雨衝垮了溪岸的一段護欄，林夏帶著誌願者搶修時，發現了個埋在泥沙裡的鐵皮盒。打開後，裡麵是堆鏽蝕的金屬零件，拚湊起來像個簡陋的過濾器——是老周當年做的，他在日記裡寫過，想讓溪水重新變得能喝。
“這該放進生態博物館。”老周的兒子用軟布擦拭著零件上的鏽跡，眼眶有些發紅，“我爹總說，人這輩子，總得做成一件對得起良心的事。”
林夏望著修複好的護欄，夕陽在水麵投下碎金般的光。遠處的生態博物館裡，孩子們正圍著熒光苔蘚的標本驚歎，講解員是當年環保隊的研究員，如今退休後成了誌願者，他總說：“幽穀的故事不是悲劇，是教科書，教會我們如何跟土地道歉。”
秋分時節，幽穀迎來了首批“生態修複交流團”，成員來自全國各地的汙染修複區。林夏帶著他們參觀土壤改良實驗田時，一位來自西北的老農突然蹲下身，抓起把黑土湊到鼻尖聞：“這土有勁兒，跟我老家當年沒被汙染時一個味兒。”
“這是用蚯蚓糞改良的。”父親笑著遞過裝著蚯蚓的玻璃箱，“當年往土裡倒毒料，現在用活物淨化，也算種補償。”老農接過箱子的手在發抖，他說自己的村子還在治理中，來幽穀前，他總覺得這輩子都等不到土壤變乾淨的那天。
紀錄片首映禮定在冬至。林夏坐在影院第一排，看著銀幕上的幽穀從焦黑到蔥鬱，看著父親從低頭懺悔到侃侃而談，看著母親的白發在溪岸邊被風吹起。當片尾出現老周的照片時，全場響起了細碎的掌聲，老周的遺孀抹著眼淚，手裡緊緊攥著那顆溪裡撿的鵝卵石。
散場後，那位西北老農找到林夏，塞給她袋曬乾的沙棘果：“我們那兒的沙棘也結果了，雖然小，但能吃了。林站長，謝謝你讓我們知道，再難的坎兒，一步一步總能過去。”
林夏把沙棘果倒進陶罐，蒲公英的種子正乘著絨毛準備出發。她突然想起母親常說的話：“土地最記仇，也最寬容。你對它好，它總會用自己的方式還給你。”就像此刻窗外飄起的雪，落在香樟樹上，落在溪麵上，落在每個等待春天的人心裡。
除夕夜，觀測站的燈光比往年更亮。林夏和家人圍坐在炭火旁，翻看紀錄片的觀眾留言：“看完想去幽穀當誌願者”“原來錯誤真的可以被修正”“我要教孩子認苔蘚，告訴他們這是地球的皮膚”……父親讀著讀著，聲音漸漸哽咽，母親悄悄遞過塊手帕，上麵繡著小小的蒲公英。
年初一的清晨，林夏推開窗，看見雪地上印滿了小小的腳印，從溪岸一直延伸到生態教室。她笑著走過去，發現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筆寫著：“幽穀的故事，我們繼續寫。”落款是群歪歪扭扭的名字，像片正在生長的草。
陽光穿透雲層，落在香樟樹上，積雪簌簌落下，砸在蒲公英的陶罐上，發出輕響。林夏知道，幽穀的長卷還在被光陰續寫，每一筆都是新生，每一頁都有希望，而那些刻在土地裡的故事，終將像蒲公英的種子，乘著風，去往更多需要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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