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杆上的年輪
製筆坊的木門總在卯時準時吱呀作響。我站在王潤之師傅的案前，看他將山羊毛浸入石灰水，指縫間漏下的水珠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色的斑，像宣紙上未乾的墨。
“這羊毛得在溪水裡泡足四十九天，”他用竹篾翻動著木盆裡的原料，水麵浮起的細絨隨漣漪打轉，“宣統年間，我爺爺在榮寶齋當夥計，說最好的羊毫要選寧夏灘羊腋下的毛，那裡的毛根帶著太陽的溫度。”
清明前的雨總帶著股韌勁。有位穿長衫的老者抱著支斷裂的湖筆來修，筆杆上刻著的“乾隆年製”已被摩挲得發亮。王師傅用放大鏡盯著筆鋒，忽然起身從樟木箱裡翻出個油紙包，打開時飄出陳年鬆煙的味道——是卷暗紅色的牛角膠，在案頭折射出琥珀般的光。
“這膠得用桑柴火慢慢熬，”他往砂鍋裡加水時，手腕的弧度像在寫捺畫，“光緒年的《考工記》裡說，膠性烈，需以雪水調和。去年冬天我特意在院裡埋了缸雪，就等著修這老物件。”
立夏那天開始紮筆。王師傅的手指在竹管間翻飛，將紫毫、狼毫、羊毫按“三兔九狼”的比例分層排列。陽光穿過窗欞，在他花白的發間流淌，那些纏繞的絲線突然有了韻律，像古琴的弦在微風中輕顫。
“你看這筆鋒的弧度，”他舉起半成品對著光，筆毫在空氣中劃出細微的弧線，“得像新月初升，既要有鋒芒，又得藏著三分含蓄。”案頭的青石板上，密密麻麻刻著幾十年的紮筆記錄，最深的一道痕是1973年刻的，那年他為博物館修複了支明代的鬥筆。
入伏後的蟬鳴最盛時，筆坊來了群研學的孩子。有個紮羊角辮的小姑娘指著電動製筆機好奇地問：“王爺爺，這個比您手紮的快吧？”老人沒抬頭，隻是將修好的筆浸入墨池，筆尖濡墨的瞬間，散開的墨暈像朵驟然綻放的墨菊。
“機器紮的筆，鋒是直的。”他鋪開宣紙寫了個“永”字，筆鋒轉折處帶著自然的飛白，“手紮的筆，每根毛都有自己的脾氣，寫出來的字才會喘氣。”孩子們湊過來時，墨香混著他們身上的汽水味，在作坊裡釀成奇特的氣息。
白露那天，老者來取修好的湖筆。王師傅展開張灑金宣，讓他試筆。當筆尖觸及紙麵的刹那，老者忽然紅了眼眶：“和我太爺爺當年用的感覺一模一樣。”墨在紙上暈開時，王師傅悄悄將塊鬆香抹在筆杆接口處，那是他從父親的工具箱裡找到的，蠟質表層已結了層細密的冰裂紋。
霜降前夜，我看見王師傅在整理賬本。泛黃的紙頁上記著1962年的物價：狼毫一支，三角七分。夾在賬本裡的還有張黑白照片，穿工裝的年輕人站在製筆車間門口，胸前的鋼筆袋鼓鼓囊囊。“那年廠裡搞技術革新，”他用袖口擦去照片上的灰塵，“我偷偷把祖傳的紮筆口訣抄在工作服裡子上。”
冬至那天，筆坊的門檻被踏得發燙。買筆的人中，有寫毛筆字的小學生，有做文創的設計師，還有位程序員捧著筆記本，要記錄傳統製筆的工藝流程。王師傅教他們辨認不同毛色時，忽然從抽屜裡拿出個錦盒，裡麵是支筆杆開裂的紫毫筆。
“這是1948年我學徒時做的第一支筆，”他輕輕轉動筆杆，“你看這裂縫裡的墨漬，就知道它陪我熬過多少夜。”窗外的臘梅落了層花瓣在硯台上，研墨時，香氣便順著墨汁滲進紙紋裡。
除夕的鞭炮聲中，王師傅開始製作新筆。他將鬆煙墨調入溫水，又往裡麵加了點陳年紹興酒。“我師父說，過年做的筆，得有酒香，才寫得出春的味道。”當第一縷晨光爬上筆架時，他忽然在支新做好的狼毫筆杆上刻字，刀鋒劃過竹麵的聲響，像在數著歲月的年輪。
我望著牆上懸掛的百支毛筆，忽然明白那些筆鋒裡藏著的不隻是毛與竹，還有一代代手藝人用體溫焐熱的光陰。當春風再次吹進作坊時，新的筆鋒蘸著新磨的墨，又會在宣紙上寫下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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