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義珍把舊皮箱放在中巴車門口的台階上，雨水順著車頂的鐵皮往下淌，滴在他肩頭。
司機甩出他的行李袋，連同車票一起扔在積水裡。
“到站了。”司機說。
他沒動氣，拎起箱子，踩進水坑。車屁股一扭，噴出股黑煙，走了。站台上就剩他一個人，穿著沒打領帶的白襯衫，褲腳沾著泥。
縣政府辦公室沒人來接。
他掏出筆記本，記下時間：下午兩點十七分。又寫下一行字——“沒人等的領導，不是領導，是累贅。”
他抬頭看了眼站台鏽跡斑斑的牌子：金山縣客運站，底下一行小字寫著“班車每日一班，雨天不保”。
他攔了輛拉貨的三輪，車鬥裡堆著化肥袋和活雞。司機瞅他一眼：“去哪？”
“柳樹溝村。”
“那地方不通班車，你不是本地人吧？”
“剛來的。”
“新領導？”司機咧嘴一笑，“上回那個來，坐小車，穿皮鞋，走到半路車陷泥裡，最後是咱用牛拉出來的。”
丁義珍也笑了：“這次不坐小車，坐三輪。”
司機樂了，挪了挪屁股：“上來吧，一塊錢，不講價。”
車顛得厲害，路像被狗啃過。丁義珍抓著車鬥邊緣，筆記本夾在胳膊下，一頁頁被風吹開。他沒去堵，任它翻著。
三小時後，車停在村口。
一塊歪斜的水泥碑上刻著：柳樹溝村，距縣城42公裡。旁邊粉筆字寫著：“近十年無外人來”。
他掏出手機拍照，鏡頭掃過那行粉筆字時，手指頓了頓。
村小學外牆斑駁，牆角堆著幾袋石灰，袋子破了，粉灰被雨水泡成糊。他蹲下，用指頭蘸了點，搓了搓。
“堿性重，不適合種菜。”他自言自語。
一個穿灰布衫的老頭從校舍裡探頭：“你誰啊？”
“縣裡來的。”
老頭眯眼打量：“縣裡來人，怎麼坐三輪？”
“走路來的。”
老頭愣了下，笑了：“那你真是來乾活的。”
丁義珍沒解釋，隻問：“村裡誰管事？”
“老支書在屋裡燒火，你要找他，得等半小時，柴濕。”
“不等。”他轉身往村裡走，“我先看看。”
村道是條泥溝，兩邊房子低矮，屋頂蓋著石板和塑料布。一家門口晾著臘肉，黑乎乎的，像風乾的樹皮。
他敲開第一戶門。
屋裡黑，灶台邊坐著個女人，正給小孩喂粥。孩子瘦得眼窩深陷。
“領導來檢查？”女人手一抖，勺子掉進碗裡。
“不檢查，聊聊。”他拉過條板凳坐下，“家裡缺什麼？”
女人愣住，像聽不懂話。
他又問：“最怕什麼？”
女人低頭：“怕下雨。一下雨，山路塌，娃發燒送不出去。”
他記下。
第二戶，老頭獨居，床上鋪著發黑的棉絮。牆角堆著紅薯，一半發了芽。
“吃這個？”他拿起一個。
“過年才吃。”老頭遞給他一塊風乾的紅薯乾，“給，嘗嘗。”
他接過，放進公文包夾層。
第三戶，女人抱著高燒的女孩坐在門檻上。孩子臉通紅，呼吸急。
“幾點了？”他問。
“快四點了。”
“送醫院？”
“路斷了，昨兒滑坡。”
他摸了摸孩子額頭，燙得嚇人。掏出衛星電話，信號格空著。
“山上有高點嗎？”
“後頭崗子。”
他脫下外套裹住孩子，背起就走。泥路滑，他摔了一跤，膝蓋磕在石棱上，沒停。
崗子頂上，信號跳到一格。他翻出縣中醫院號碼，手抄的，打了七遍，終於通了。
“我是丁義珍，新任常務副縣長。柳樹溝村有個孩子高燒抽搐，需要救護車，走老縣道繞行，越快越好。”
對方沉默兩秒：“您……能證明身份嗎？”
“證明不了。但孩子等不了。你派車，我擔責。”
電話掛了。他蹲在石頭上，摟緊孩子，等。
四十分鐘後，遠處傳來喇叭聲。
他把孩子交到醫生手裡，轉身回村。
老支書已經在村委屋等著，點著煤油燈。
“你這路走得太急。”老頭說，“按規矩，縣領導得先到鎮上開會，再下村。”
“孩子燒到四十度，等不了規矩。”
老支書不說話了，遞上一杯熱水。
丁義珍沒喝，隻問：“最想改什麼？”
老頭歎氣：“路。修不通，什麼都白搭。”
他翻開筆記本，寫下三行字：
最缺：路
最怕：病
最想改：活路
他把這頁撕下，貼在牆上，說：“這叫《柳樹溝三問》。明天，我拿它去縣裡要人、要錢、要政策。”
老支書盯著那張紙，眼眶紅了。
夜裡下起大雨。
他回不去，隻能留宿村校。教室沒床，他鋪了張報紙睡地上。雷響時，窗戶被風吹開，雨水潲進來。
他爬起來關窗，順手拉開講台抽屜，想找張紙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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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屜裡有本破舊的地理教材，1983年版。他翻了翻，夾頁裡有張手繪地質圖，標注著“鎢礦遺跡”，旁邊寫著“勘探無果，隊撤”。
他掏出筆，在圖上圈了幾個點。
第二天一早，他找到村裡的小學老師。
“這圖哪來的？”
“老校長留的。八十年代，省裡來過勘探隊，住了三個月，啥也沒找到，走了。”
“真沒找到？”
“誰知道。但山裡老人說，有‘銀脈’，挖了會塌方。”
“為什麼？”
“說是早年有人試過，半夜山響，第二天洞口被石頭封了，人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