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係統的提示音最後一次響起，丁義珍盯著手機屏幕，確認最後那家企業撤回了提現申請。他把手機翻過來，麵朝下扣在桌麵上，沒說話，也沒動。
辦公室的燈亮著，窗外的夜色壓得很低，遠處工地的塔吊還在轉，紅燈一閃一閃，像城市沒睡的眼睛。
他站起身，走到辦公桌前，拉開抽屜，取出一份剛送來的信訪簡報。翻了兩頁，眉頭慢慢皺起來。
“東區化工廠異味投訴，單日接到三十七起？”他自言自語，“環保局監測數據呢？”
電話撥通環保局值班室，對方回答：當天空氣質量正常，硫化物、p2.5均未超標，廠區周邊巡查無異常排放。
丁義珍掛了電話，又調出網絡輿情日報。屏幕上，“南湖拆遷補償不公”“老城區改造十年無進展”幾個詞條熱度上升，集中在幾個本地社區論壇，發帖時間集中在淩晨一點到三點，內容高度雷同，語氣激動，但用詞像是抄的。
他點開其中一篇，標題是《我們不是被遺忘的人》，正文列舉了五項“政府失信行為”，每一條都帶著情緒，但沒有新信息，更像是把過去幾年的舊賬翻出來重新編排。
更奇怪的是，這些帖子的轉發路徑很集中——幾乎都是從一個叫“京海民生關注組”的微信群擴散出來的，而這個群，不在任何公開社交平台能搜到。
他拿起座機，撥通王大陸的號碼。
“老王，最近三天，東區和老城有沒有人組織居民開會？特彆是關於拆遷、汙染這些事的？”
王大陸在那邊翻了翻記錄：“有兩個社區報上來，說有居民自發聚在廣場討論，社區乾部去勸過，沒鬨事，就散了。”
“自發？”丁義珍問，“誰組織的？有沒有登記？”
“沒登記，說是街坊拉街坊，聊兩句就走。”
“車呢？有沒有陌生車輛在附近停留？”
王大陸愣了一下：“這……得查監控。”
“去查。”丁義珍聲音不高，“特彆是那種沒掛牌的商務車，或者車窗貼深膜的。盯一下他們是不是提前到，發完東西就走。”
電話掛了，丁義珍轉身走到牆邊的電子屏前，調出城市監控係統。他讓技術員把過去七十二小時裡，所有在社區公告欄、廣場、菜市場附近停車超過十分鐘的車輛標記出來。
篩選條件加了三條：無牌、遮擋號牌、車窗貼膜過深。
結果跳出來：三起。
第一起，前天晚上九點，一輛銀色商務車停在東區勝利路菜市場外，一名穿灰色夾克的男子下車，在公告欄貼了兩張紙，十分鐘後離開。車沒掛牌，但監控拍到副駕位置放著一個印有“宏遠物業”字樣的文件袋。
第二起，昨天下午四點，同一輛車出現在老城區解放街社區活動中心外，夾克男再次下車，這次他沒貼東西，而是和幾個老人說話，手裡拿著一疊紙，像在發傳單。五分鐘後，車迅速駛離。
第三起，今天淩晨一點十五分，車停在南湖街道辦門口，夾克男把一疊材料塞進信訪信箱，然後離開。
丁義珍盯著屏幕，手指在桌麵上輕輕敲了兩下。
“技術組，把這輛車的行駛軌跡調出來，重點看它從哪來，回哪去。另外，把夾克男的臉部圖像提出來，做模糊比對，看看有沒有在其他敏感區域出現過。”
“要不要通知轄區派出所查一下？”技術員問。
“不。”丁義珍搖頭，“現在打草驚蛇，後麵就難挖了。這車敢這麼乾，背後一定有人撐腰。先盯，不跟，不查，隻記。”
他回到辦公桌前，打開公安內網的信訪登記係統，輸入“東區化工廠”“異味投訴”等關鍵詞，篩選近三天的來電記錄。
三十七起投訴，三十一起是不同號碼打給環保局，五起打給市長熱線，一起打給紀委，舉報“相關部門包庇汙染企業”。
他一條條看，發現三十一起環保投訴中，有二十八個號碼是虛擬運營商號段，注冊地在外省，且多數號碼隻打過這一次電話。
“不是群眾自發。”他低聲說，“是有人統一買號，統一撥號，統一話術。”
他合上電腦，靠在椅背上，閉了會兒眼。
上一次，趙家玩的是資金和輿論，這次換了個打法——用民生問題當刀，拿群眾情緒當火，一點一點燒政府的公信力。
手法更隱蔽，風險更低，一旦鬨大，還能裝無辜：“我們隻是關心百姓疾苦。”
他睜開眼，拿起手機，撥通鐘小艾的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