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遞交辭呈時，我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看著樓下穿梭的學生，心裡反倒踏實了。那些行政職務帶來的瑣碎與應酬，像一層磨人的繭，終於被我親手剝開。從此，實驗室的燈光成了我最熟悉的夥伴，敲擊鍵盤的脆響、數據記錄儀的蜂鳴，比任何會議發言都讓我心安。
日子在反複的實驗與演算中流逝，成果卻像春天的筍，噌噌地冒了出來。論文一篇篇登上核心期刊，收到用稿通知的那天，我總會把信封在手裡捏很久，感受著紙張邊緣的鋒利——那是知識刺破混沌的力量。學術專著出版時，我特意在扉頁寫上“獻給純粹的研究”，油墨香裡，藏著我對科研最本真的敬畏。
可省裡的科研立項，卻像道邁不過的坎。每次申報材料遞上去，回來的總是千篇一律的回複：“研究方向創新性不足”“方法體係待完善”。我對著那些評審意見琢磨到深夜，實在想不通——我的數據紮實，結論嚴謹，哪裡比不上那些“高大上”的噱頭？
院科研主任找我談話時，手指在桌麵上敲出規律的輕響：“楊教授，你得學會用用人脈。”他抬眼看我，語氣裡帶著點過來人的點撥，“那些電廠的領導，不少是你的老同學吧？跑一跑，搞搞廠校聯合，橫向項目不就來了嗎？”
我當然懂他的意思。可彼時我的課表排得密不透風，早上八點進教室，晚上四點才出來，喉嚨啞得說不出話，連喝口水的功夫都得擠。更重要的是，我打心底裡怵那些“人脈”。我就是個講專業課的教授，手裡沒權，兜裡沒錢，人家廠長經理憑什麼買我的賬？若是我的學生當了領導，或許還能憑幾分師生情分搭個話，可學校剛升本科沒多久，連碩士點都還沒批下來，這念想終究是鏡花水月。再者說，我這情商，怕是剛開口就得冷場。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守著實驗室更靠譜。
好在之前的項目積累了些名氣，教研項目也做得有聲有色。那年學校搞“123人才工程”評選，我竟被評上了校內十大專家。頒獎那天，校長親自為我戴紅花，台下掌聲雷動，我站在台上，手心直冒汗——這榮譽太沉，沉得讓我想起那些在實驗室熬過的通宵。沒多久，東北電力集團又給了我個“有突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員”稱號，全校就那麼幾個人得此殊榮，走到哪兒，都有人笑著打招呼：“楊教授，您這可是咱學校的招牌啊！”
更讓我意外的是，我成了校學術委員會委員，順理成章地進了職稱評審委員會。那段日子，真是風光無限。去食堂打飯，師傅總會多給我舀一勺菜；路上碰到學生，問好的聲音能甜到心坎裡。評審期間，家裡的電話就沒停過，鈴聲像催命符似的，一響就得趕緊接。門鈴也熱鬨，開門常撞見陌生麵孔，手裡拎著煙酒茶糖，往我手裡一塞就跑，跟完成任務似的。我每次都追出去，把東西塞回他們懷裡——我當評委是為了守住公平，不是為了中飽私囊。那些人被我追得慌了神，隻好灰溜溜地收回東西，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那時候的我，像被捧在雲端，真有點飄飄然。直到有天中午，和校長一起回家——我們住一個門洞，他快走兩步推開單元門，笑著讓我先進。我竟沒多想，一腳就邁了進去。剛進門就後悔了：校長雖比我年輕，但人家是領導，我這舉動也太不懂事了。回頭看他，他臉上還掛著笑，可眼神裡那點微妙的變化，像根細針，輕輕紮了我一下。
真正的“針”，藏在教授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幾位校領導坐在前排，旁若無人地抽著煙，煙霧在會場裡盤旋，嗆得我嗓子發癢。那可是莊重的場合，牆上還掛著“學術為本，嚴謹治學”的橫幅呢！我腦子一熱，“騰”地站起來：“各位領導，會議室裡不能抽煙吧？既違反規定，也影響大家健康。”
話音剛落，全場都靜了。教授們的目光“唰”地全聚在我身上，有驚訝，有佩服，也有幾分擔憂。那幾位抽煙的領導，臉“騰”地紅了，手裡的煙在指間撚著，最後狠狠摁滅在煙灰缸裡，動作重得像在發泄不滿。我坐下時，後背已經濕透了——剛才那股勇氣，不知跑哪兒去了。
教師座談會上，我又犯了“老毛病”。原本隻想提提教學建議，可看到黨委書記也在，不知怎的就激動起來。“領導們總說要貼近教師，可上下班都坐專車，我們坐在通勤大客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們？”我越說越急，連他們“上班遲到”都抖了出來，“這不是給老師們樹壞榜樣嗎？”
話說出口，我就知道糟了。黨委書記的臉沉得像要下雨，周圍的老師都低著頭，沒人敢接話。會議室裡的空氣，仿佛凝固了。
最要命的是職稱評審委員會的那次會議。校長推門進來時，全體評委“唰”地全站起來了，就我一個人穩穩坐著。我不是故意的，是真的沒有反應過來——我正盯著手裡的評審材料，琢磨著那個老師的論文數據。等我抬起頭，看見校長的目光掃過我，落在我沒站起來的身影上，那眼神裡的寒意，比寒冬的風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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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過多久，我就收到了通知：不再擔任職稱評審委員會評委。
這個消息像塊石頭，在教師群裡激起了千層浪。有人說我收了禮被查了，有人猜我教學出了事故，甚至還有人傳我生活作風有問題。我走到哪兒，都能感覺到背後的目光，像無數根針紮著。昔日那些笑臉相迎的人，見了我要麼低頭快走，要麼假裝沒看見。那種從雲端跌落泥潭的滋味，比黃蓮還苦。
新任教研室主任給了我“第一擊”。那次一起監考，離結束還有十分鐘，考場隻剩一個學生了。我下午有課，急著去吃飯，跟主任打了聲招呼就走了。下午回教研室，他一臉嚴肅地說：“你擅自早退，我要報你教學事故。”
我嚇出一身冷汗，剛想求饒，手摸到兜裡幾張紙——是上午在考場收繳的小抄，上麵的題目跟考題一模一樣。我把小抄往桌上一拍：“考題泄露了，你要報我事故，我就報你教學事故！”他臉一白，立刻軟了：“算了算了，咱倆扯平。”
我心裡清楚，這不過是高校裡的潛規則。師生互評製度下，學生評教直接影響職稱，老師們為了“優秀”，考前漏題成了公開的秘密。那些學生，拿著泄露的考題背答案，考個高分皆大歡喜，誰還在乎知識學沒學到？
失去評委光環後，我的日子越來越難。有次期末考試，我竟忘了把考卷準時送到考場，還是王院長念舊情，親自跑了一趟，才沒讓我被學校嚴懲。判卷時，又發現一份滿分試卷——答案跟我給的標準答案一字不差，連標點都沒錯。我當時就火了：這不僅漏題，連答案都泄了！
我知道，考題隻有我和另一個老師知道。衝到他辦公室，我把試卷拍在他桌上：“是不是你泄的題？”他起初死不承認，直到我說要報紀委，他才“撲通”跪下，哭著求我：“是領導讓我乾的，求你彆上報，這是我最後的底線，打死也不能說誰指使的。”
看著他涕淚橫流的樣子，我心軟了。是啊，報上去又能怎樣？查來查去，最後可能還是不了了之，反倒把我自己推到風口浪尖。我歎了口氣，轉身走了。那扇辦公室的門在我身後關上，也關住了我對“學術殿堂”最後一點幻想。
後來有人問我，是不是校領導報複我。我搖搖頭——真不是。每年寒暑假，正是職稱評審最忙的時候。可我女兒在南方定居，老伴也跟過去了，我總得去團聚吧？評審需要一次次投票，哪能總缺席？學校換了人，也在情理之中。
但我心裡清楚，就算不缺席，以我那“憤青”脾氣，怕是也坐不穩那個位置。我總以為，隻要堅守原則，就能在渾濁裡活出清澈，卻忘了水至清則無魚。那些脫口而出的批評，那些不合時宜的堅持，終究讓我付出了代價。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像看一場彆人的戲。隻是戲散了，留在心裡的疤，偶爾還會隱隱作痛——那是理想撞上現實，碎掉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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