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寶山的五月，風裡還帶著未褪儘的春寒，電廠的冷卻塔卻已蒸騰起白茫茫的水汽，把天襯得格外高。我帶著學生們在這兒實習，五一廠裡放假的通知剛貼出去，何春豔就堵在了我住的廠招待所門口。
“楊老師，”她攥著衣角，鼻尖有點紅，聲音軟乎乎的，“我想請三天假，回長春。”
我頭也沒抬，翻著手裡的實習日誌：“學校規定明明白白，實習期間一律不準假，安全第一。”這姑娘平時挺乖，怎麼偏在這時候犯強。
“我知道規定……”她往前挪了半步，聲音更低了，“可我有急事，特彆急的事。”
“能有什麼事比安全還急？我們老師是替父母保護你們。”我抬眼看她，她眼裡亮閃閃的，像落了點碎星，卻又抿著嘴不肯細說，隻反複說“必須回去一趟”。接下來兩天，她幾乎是“盯”上了我，食堂裡碰到會遞上熱粥，我去車間巡查學生是否在崗，她就遠遠跟著，見我停下就湊過來，也不吵，就用那雙眼睛望著我，軟磨硬泡的勁兒裡帶著股執拗。
第四天傍晚，我被她堵在招待所樓梯口，她輕聲說：“楊老師，我保證按時回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出了任何事我自己擔著。”我被磨得實在沒了脾氣，又瞧著她眼裡那點不肯放棄的光，心一橫，在請假條上簽了字，簽完又後悔，指著她叮囑：“路上不許亂走，到了家給我發個消息，按時歸隊，不然我可饒不了你。”她猛地笑了，眼睛彎成月牙，連連點頭，轉身跑的時候，辮子在背後甩得歡快，像隻脫了籠的小鳥。
我當時隻當是小姑娘家有了什麼難開口的私事，早把這樁“違規”的事拋在了腦後。直到三年後，我去長春一熱講課，講完課，剛走出教室，就有人喊“楊老師”。
回頭一瞧，是個穿淺藍色工裝的姑娘，眉眼熟得很，不等我想起來，她就笑著撲過來：“楊老師，我是何春豔啊！元寶山實習請假的那個！”
真是她。幾年不見，褪去了學生氣，臉上添了幾分乾練，眼裡的光卻還是那麼亮。她不由分說拉著我，“老師您可得給我個麵子，到家裡吃頓便飯。”
她家就在電廠家屬院，兩居室收拾得乾淨利落，客廳窗台上擺著盆綠蘿，綠油油的。剛坐下，裡屋走出個穿白襯衫的青年，戴副黑框眼鏡，斯斯文文的。“這是我愛人，曲亮。”何春豔介紹著，又轉向我，“這就是我常跟你說的楊老師！”
曲亮趕緊過來握手，笑容誠懇：“楊老師好，常聽春豔提起您。”
飯桌上，菜炒得噴香，何春豔和曲亮輪流給我敬酒，一口一個“月下老人”，把我喊得雲裡霧裡。我舉著酒杯笑：“你們倆這稱呼可不對，我連紅繩都沒見過，怎麼就成月下老人了？”
何春豔抿嘴笑，夾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裡，才吐出實情：“老師，當年我跟您請假，是回去跟曲亮領證的。”
我愣了一下。“那時候曲亮快畢業了，分配政策裡有一條，已婚的可以優先考慮跟配偶在同一城市。”她眼裡漾著笑意，“我家在長春，他要是想分到長春，就得趕在畢業分配前領證。五一那幾天正好是最後期限，我要是不回去，這事兒就黃了。”
曲亮在一旁點頭：“可不是嘛。那時候我在哈爾濱上學，她在沈陽念書，要是分不到一個地方，指不定要分居多少年。多虧楊老師您準了假，我們才能順順當當領了證，我畢業就分到了長春電力技工學校。”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恍然大悟，心裡那點當年“擔責任”的懊惱早沒了，隻剩暖烘烘的歡喜。“說起來，長春電力技工學校我很熟，它跟我們沈陽電力學校是老交情了。”我看向曲亮，“你在那兒教什麼？”
“教《自動控製原理》。”曲亮笑了笑，“不過就教了一年，學校就黃了。我也調到了長春一熱，巧的是，春豔也在這兒，現在我們倆總算在一個單位，不用瞎琢磨了。”
何春豔這時接了話：“他現在是熱工分場儀表班的技術員，”說起工作她眼裡有光：“老師您不知道，咱們廠現在正‘上大壓小’，異地再建一台三百兆瓦的供熱機組，忙是忙點，但心裡踏實。”
我歎了口氣說：“長春電力技工學校當初多有名啊，怎麼說關就關了，真可惜。”
“也是沒辦法啊！”何亮放下筷子，“國家對職業教育要求高了，又要規模又要師資，那時學校領導沒有魄力，師資弱、設備舊，跟不上趟，可不就被淘汰了嘛。”
曲亮卻轉頭看向我，眼裡帶著佩服：“還是楊老師你們學校厲害。我聽說了，不但甩掉了專科的帽子，還升了本科，這可是真本事，知難而進，比守著老攤子強多了。”
我擺擺手，心裡卻也跟著高興。窗外的天色暗了，家屬院裡亮起了燈，一盞盞暖黃的光，像撒在地上的星子。何春豔又給我添了杯茶，熱氣嫋嫋的，她輕聲說：“楊老師，真的謝謝您。當年您準假的時候，我就知道您是個好人。要是沒有您那筆簽字，我和曲亮指不定還在哪兒繞圈子呢，您可不是我們的月下老人是什麼？”
我看著眼前這對笑意盈盈的年輕夫妻，忽然覺得，所謂“月下老人”，或許不一定得是拄著拐杖、揣著紅線的老神仙。有時候就是某個尋常日子裡，一時心軟的體諒，一次擔著責任的通融，倒真就成了彆人緣分裡那根沒瞧見的線，輕輕一牽，就把兩個人的日子，牽得亮堂堂的。
那天的飯吃得格外香，走的時候，何春豔和曲亮送我到樓下，晚風裡帶著初夏的暖，何春豔還在念叨：“楊老師您下次來，我還聽您講課，當年在學校聽您的公開課，就覺得您講得透，現在想起來還獲益匪淺。”
我笑著應下，回頭看時，夫妻倆還站在樓門口揮手，路燈把他們的影子疊在一起，緊緊的。我忽然覺得，當年在元寶山簽下的那張假條，大概是我這輩子簽過的，最劃算的“違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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