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啥？”另一個捏著報紙笑，“這許知青寫得真妙，老周被撕了牌子不罵人，連夜用南瓜瓤糊新的，這認死理的性子看著真熟悉！”
“你這短篇火了呀，成軍！”
錢明拽著許成軍往座位擠，坐定後又在那擠眉弄眼。
木椅被前人磨得發亮，椅腿間還卡著半塊沒吃完的糖球。
他剛坐下就被前排的動靜吸引。
一個穿中山裝的乾部正給身邊的孩子講：“這電影跟以前不一樣，不講打打殺殺，講的是人心。你看那翠姑，為了救傷員，膝蓋都磨出血了，這就是咱中國人的骨頭。”
燈突然滅了，全場的呼吸聲都輕了。
銀幕上閃過“小花”兩個金字，背景音樂《絨花》的旋律像流水。
翠姑穿著打補丁的棉襖，正跪在青石板上一步一挪，擔架上的傷員呻吟著讓她放下，她卻咬著牙往山上爬，石階上拖出兩道淡淡的血痕。
後排突然響起壓抑的啜泣聲，許成軍瞥了眼，是剛才搶報紙的麻花辮姑娘，正用手絹捂著臉。
“太苦了……”錢明的聲音發顫，“她明明是姑娘家，卻比漢子還能扛。”
許成軍沒說話。
這部《小花》是時代性的。
即使以許成軍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後的視角重看，這部被稱為“中國電影春天第一朵報春花”的作品，依然有著極高的先鋒性與人文深度。
在“高大全”的樣板戲美學統治下，《小花》首次將鏡頭對準戰爭中的普通人，通過趙永生、趙小花、何翠姑三兄妹的命運沉浮，展現革命理想與個體情感的複雜博弈。
陳衝飾演的趙小花不再是符號化的“革命接班人”，而是一個在戰火中尋找親情、在迷茫中確立信仰的真實女性。
何翠姑的形象更具突破性。
這個從小被賣、在暴力中成長的女性，18歲便成為區長，卻在革命與親情間陷入撕裂。
電影放到翠姑認親那段。
劉曉慶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
翠姑從“被賣的商品”到“革命主體”的轉變，暗合了當代女性對獨立人格的追求。
銀幕外突然有人喊：“這才是真性情！比樣板戲裡的假笑強百倍！”
話音剛落，全場竟響起稀稀拉拉的掌聲。
錢明看得入了迷，手指在膝蓋上跟著音樂打拍子，嘴裡還哼起了跑調的《絨花》。
散場的燈亮起時，好些人還愣在座位上。
穿中山裝的乾部擦著眼鏡說：“以前看電影總想著‘高大全’，今兒才明白，英雄也有眼淚，姑娘也能扛事。”
他身邊的孩子突然問：“爹，翠姑後來找到哥哥了嗎？”
....
許成軍和錢明隨著人流往外走。
錢明正在四處薩摩，新奇的打量著影院周圍的事物。
而許成軍的思緒早已飄遠。
這部《小花》給他在1979年寫作的思路帶來了新的啟示。
那可能是。
少一些“時代的呐喊”，多一些“個體的呼吸”；少一些“概念的堆砌”，多一些“細節的體溫”。
就像文字最本真的質地。
他隱隱有了想法，下一次動筆時的主題。
《小花》如同一麵多棱鏡，既折射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對人性解放的渴望，也映照出當代人對精神歸宿的追尋。
它沒有宏大的戰爭場麵，卻用兄妹重逢時的淚水、母女相認時的顫抖、戰友犧牲時的沉默，構築起比槍炮更震撼的精神高地。
提醒我們：真正的電影藝術，永遠生長在人性的土壤裡。
正如《絨花》所唱：“一路芬芳滿山崖”。
這朵報曉中國電影春天的小花，必將在時光的長河中永遠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