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說文學作品都可以這樣說，
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每個人在作品裡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人生，
此刻，
在所有看這首詩的人眼裡，
這首詩呈現了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回憶，
有些像春蘭那麵試衣鏡。
而那些帶有痛的印記，
在這首詩的“撫平”下，
好像沒那麼痛了，但是印記卻愈加清晰。
又慘、又美，
79年的年輕人顯然沒經曆過這樣的陣仗，
於是他們被打上了“雞血”，
工人乾活更賣力了、學生讀書更認真了、插隊知青...
真就是，
有毒！
...
此時，在安徽這片土地上，
和這些中文係的學生們一樣，開始看那封信的年輕人有很多。
《向光而行》，讓他們對信更多了幾分期待，
可能不隻是幾分，
他們像基督教虔誠的信徒，向著他們的“耶路撒冷”信，朝拜。
應該說，
毒雞湯在這個年代還是太具有殺傷力了。
...
學生們翻開報紙，一群人頭擠上去，好不熱鬨。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許成軍依然有更大的驚喜在等待他們。
一番雞飛狗跳，
還是公選陸曉曉用她的聲音帶大家“聽信”。
陸曉曉的聲音幽幽傳來：
《致青年朋友：明日起程前，與泥土和星光對談》
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可能在飛馳的列車上，也可能已經在上海的土地上追求我自己的理想。就這麼在走之前，與大家聊幾句吧。
夜色漫過窗欞時，我總愛在稿紙上多寫一行。煤油燈的火苗晃啊晃，把影子投在土牆上，像個踉蹌趕路的人。這影子陪我熬過許多夜晚：在知青點的木板床上，在合肥招待所的硬板椅上，在蚌埠車站的路燈下。它知道我凍裂的指尖有多疼，知道退稿信上的紅叉有多刺眼，也知道每次寫下“未完待續”時，心裡那點不肯熄滅的光。
去年冬天特彆冷，墨水在筆尖凍成了冰碴。我縮在漏風的土坯房裡改稿，手指腫得像胡蘿卜，每握一下筆，凍瘡就像被針紮，血珠滴在草紙上，暈開小小的紅。那時總有人勸：“一個知青，寫這些有啥用？不如多掙點工分。”我沒說話，隻是把凍僵的手往懷裡揣，借著體溫焐化那點墨。但我知道，有些東西比冷暖更重要，就像埋在雪下的麥種，看著死寂，根須卻在土裡悄悄使勁。
你們或許也有過這樣的時刻：站在岔路口，風往兩個方向吹。一邊是“安穩”，是彆人說的“正經路”，是倉庫裡不會發芽的陳糧；另一邊是“折騰”，是心裡那點說不清的癢，是想把“不可能”寫成“也許”的衝動。我曾在公社郵電所等稿費，揣著三斤糧票站了整整半天，夠換六個玉米餅，卻不夠買一張去上海的硬座票。那時覺得，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壓得人喘不過氣。可當《安徽文學》的用稿通知終於寄來時，紙頁被汗浸得發皺，卻比任何獎狀都沉。原來山再重，也擋不住想往上爬的人。
常有人問我怕不怕。怕啊，怎麼不怕？怕稿子改到第十遍還是被退，怕彆人指著脊梁說“不務正業”，怕拚儘全力，最後還是站在原地。有次在合肥改稿，淩晨三點對著鏡子，看見自己眼窩深陷，下巴上全是胡茬，突然就想：“算了吧，回縣城當民辦教師，至少冬天有煤爐。”可拿起筆，摸到紙頁上那些被筆尖戳出的洞，又舍不得停。那些洞多像星星啊，在黑暗裡眨著眼，說“再寫一行，再試一次”。
這年代多像塊剛翻的地，每個人都在學著怎麼播種。有人撒下“高考”的種子，有人埋下“擺攤”的芽，有人捧著“手藝”的苗。我見過深夜在大隊部聽英語廣播的青年，煤油燈快用完了，就借著月光背單詞；見過姑娘把偷偷繡的花帕往集市上送，攥著換來的錢，手指抖得像風中的麥穗；見過老木匠對著新圖紙琢磨，說“這家具樣式，得讓城裡人也瞧得上”。這些細碎的嘗試，其實都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在這變動的時代裡，我們該怎麼活？
我給不出答案，但知道些更實在的事。知道凍裂的手能寫出春天，知道退稿信背麵能打草稿，知道倉庫裡的陳糧，也能在牆角漏出的陽光裡發芽。就像此刻石縫裡的狗尾巴草，沒人澆水，卻硬是從裂縫裡掙出綠來，刺上還掛著去年的雪。這或許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命：不盼著風調雨順，隻學著在風雨裡紮根。
年輕多好啊，好就好在“不怕試”。怕失敗？誰不是從失敗裡爬起來的？怕走錯路？路都是人走出來的。我在合肥的二層小樓裡見過《安徽文學》的編輯，他們說“好稿子都是磨出來的”；在合肥的澡堂裡聽過工人師傅講“想擺攤就彆怕人笑”；在鳳陽的田埂上，看新麥破土時，突然就懂了：所謂“未來”，從來不是一張畫好的地圖，是一步一步踩出來的腳印，深的是汗，淺的是淚，卻都朝著亮處。
夜深了，稿紙上的字漸漸清晰。這片土地的麥浪在月光裡起伏，像片流動的海。這海浪裡藏著無數個年輕的夢：有的想讓稻穗更飽滿，有的想讓布票變花樣，有的想讓筆杆子比鋤頭更有力量。這些夢或許渺小，卻在風裡輕輕碰著，撞出星星點點的光。
彆嫌它們小，也彆嫌路遠。要知道，所有偉大的，開始都很卑微。就像石頭下的雜草，就像凍裂的指尖，就像此刻燈下，你我筆下那行歪歪扭扭，卻不肯停下的字。
風又起了，帶著麥香。它說：寫下去吧，像種子盼著春天那樣。
此致
敬禮
許成軍
1979年7月於合肥工農兵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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