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章：泥土裡的密碼與王朝的輪廓
成都平原的雨，總愛在深夜落下。雨絲敲打著三星堆博物館的玻璃展櫃，也淋著金沙遺址的祭祀坑遺址，仿佛要將三千年的時光泡軟，讓那些藏在土層裡的文明密碼，慢慢浮現在世人眼前。我們總說古蜀文明是“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可當青銅神樹、金箔太陽神鳥從泥土中醒來時，它們身上還帶著王朝更迭的印記——蠶叢的縱目、柏灌的蹤跡、魚鳧的鳥影、杜宇的農耕、鱉靈的治水，還有三星堆與金沙這兩座遺址，像兩顆明珠，串聯起古蜀王朝的時光脈絡。
若把古蜀王朝比作一條奔流的河，那麼蠶叢是源頭的清泉，柏灌是河道的拓寬，魚鳧三星堆王）是河中的巨浪，杜宇金沙王）是岸邊的良田，鱉靈則是入海前的規整水道。它們不是孤立的名字，而是藏在考古地層裡的先後順序，是古蜀人從遷徙到定居、從漁獵到農耕的生存史詩。接下來，我們便循著泥土的痕跡，一步步揭開古蜀王朝序列的神秘麵紗。
二、蠶叢：桂圓橋邊的開拓者，古蜀第一縷文明微光
要找古蜀王朝的起點，得先往成都平原西北的什邡走。那裡有一處叫“桂圓橋”的遺址，距今約48004500年，是目前發現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考古隊員在這裡挖出了打磨精致的石斧、陶罐碎片，還有碳化的穀物顆粒——這些不起眼的物件，或許就是古蜀第一代蜀王蠶叢留下的痕跡。
《華陽國誌·蜀誌》裡說，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後人總好奇“縱目”是什麼模樣，是眼睛突出，還是有特殊的圖騰？直到桂圓橋遺址出土了一件陶製的人麵殘片，殘片上的眼睛部分被刻畫成向上凸起的形狀，雖不完整，卻讓人想起“縱目”的記載。或許，蠶叢部落的人，會在臉上繪製縱目紋飾，以此作為部落的標誌；又或許，“縱目”是他們觀察自然的方式——在岷江河穀的密林中，隻有抬起頭、睜大眼睛，才能看清遠處的獵物和危險。
4800年前的成都平原，還不是如今的“天府之國”。那時的平原上，沼澤遍布，森林茂密，老虎、野豬時常出沒。蠶叢帶著族人，從海拔較高的岷江河穀下來，一路尋找適合生存的土地。他們走到桂圓橋時，發現這裡有清澈的河水，有肥沃的土壤，還有大片可開墾的林地——於是，他們停下腳步，搭建起半地穴式的房屋，用石斧砍伐樹木，用石鐮收割野生的穀物，開始了在成都平原的第一處定居生活。
我曾在什邡博物館見過桂圓橋遺址出土的石斧，斧身呈青灰色，刃口被磨得十分鋒利，斧柄處還留著古人手握的痕跡。講解員說，這種石斧主要用於砍伐樹木和開墾土地，是蠶叢族人開拓家園的“利器”。想象一下，清晨的霧氣還沒散，蠶叢站在河邊的高地上，手裡舉著這樣的石斧，對著族人喊道：“這裡有水，有地，我們就在這裡住下！”族人歡呼著散開，有的去河邊打水，有的去林中伐木，有的在空地上搭建房屋——古蜀文明的第一縷微光，就這樣在桂圓橋邊點亮。
蠶叢的偉大，不僅在於帶領族人定居，更在於他開啟了“王”的概念。在此之前，成都平原的部落多是分散的，沒有統一的首領；而蠶叢憑借著智慧和勇氣，將多個小部落聚集起來，形成了第一個有組織的古蜀群體。他們以“蠶叢”為號，以縱目為圖騰，在桂圓橋周邊繁衍了數百年。後來，隨著人口的增長，桂圓橋的土地不足以養活所有人，蠶叢的後人便帶著部落繼續遷徙，尋找更廣闊的家園——而古蜀王朝的接力棒，也從這時起，慢慢傳到了柏灌手中。
三、柏灌：寶墩城牆下的守業者，古蜀文明的第一次擴張
從什邡桂圓橋往東南走約50公裡，就到了新津的寶墩遺址。這裡是成都平原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城牆周長約6.2公裡，殘存的高度最高可達5米——這座用泥土夯築的城牆，像一條沉睡的巨龍，守護著古蜀第二代蜀王柏灌的部落。寶墩遺址距今約45004000年，剛好承接在桂圓橋文化之後，與柏灌所處的時代完美對應。
為什麼說柏灌對應寶墩文化？考古學家在寶墩遺址的城牆下，發現了大量與桂圓橋文化相似的陶器碎片，比如敞口的陶罐、帶繩紋的陶碗，這說明寶墩部落與蠶叢部落有著直接的傳承關係。而寶墩遺址的規模，比桂圓橋遺址大了十倍不止——城牆內的麵積約276萬平方米，相當於386個足球場大小，裡麵分布著密集的房屋遺跡、墓葬和灰坑。這樣大的規模，絕非普通部落所能擁有，隻能是一個強大的王權統治下的中心聚落——而這個王權，很可能就是柏灌。
柏灌時期的古蜀人，已經掌握了先進的夯土技術。寶墩城牆的夯土層清晰可見，每層厚度約1015厘米，是用濕潤的泥土一層一層夯實而成的。考古隊員曾做過實驗，用同樣的方法夯築的土牆，能抵禦雨水衝刷和小型野獸的撞擊。那時的古蜀人，會先在地麵上挖出一道深溝，然後將泥土倒進溝裡，用石夯反複敲打，直到泥土變得堅硬如石。就這樣，他們花了數年時間，築起了這座環繞聚落的城牆——城牆不僅是防禦工事，更是柏灌王權的象征，告訴周邊的小部落：這裡有強大的首領，有安全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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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寶墩遺址的考古工作站裡，見過一塊城牆夯土樣本。樣本上的土層像千層餅一樣疊在一起，用手摸上去，堅硬得能劃傷手指。工作站的老師說：“你看這些土層裡的雜質很少，說明當時的人會特意篩選細膩的泥土；而且每層之間都很平整，說明夯打的力度很均勻。”很難想象，在沒有鐵器、沒有機械的時代，古蜀人是如何用雙手築起這座“土長城”的——或許，柏灌每天都會站在城牆邊，看著族人忙碌的身影，時不時指揮他們調整夯打的節奏；或許，每當城牆增高一層，族人都會舉行簡單的祭祀，感謝土地的饋贈。
柏灌時期的古蜀文明，還在悄悄發生著變化。在寶墩遺址的房屋遺跡裡，考古學家發現了更多的穀物遺存，除了之前的小米，還出現了水稻的痕跡。這說明，柏灌部落已經開始嘗試種植水稻——他們利用成都平原豐富的水資源，在房屋周邊開墾出小塊的水田，引來河水灌溉。水稻的產量比小米高，能養活更多的人，這也為後來古蜀文明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然而，寶墩文化的末期，成都平原又遭遇了一次氣候波動。考古地層顯示，寶墩遺址的晚期，出現了大量的洪水淤積層——這意味著，當時可能發生了持續的暴雨，導致河水泛濫，淹沒了部分房屋和農田。為了生存，柏灌的後人不得不再次遷徙。他們離開寶墩，往北走，最終在廣漢找到了一片新的沃土——那裡，將成為三星堆文化的發源地，也將迎來古蜀王朝的第三位蜀王：魚鳧，也就是我們假設的“三星堆王”。
四、三星堆王魚鳧）：青銅神樹下的王者，古蜀文明的鼎盛之光
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名氣，早已傳遍全國。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座遺址的起點，其實是柏灌部落遷徙後的延續。三星堆文化距今約40003200年，相當於夏商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古蜀王，正是傳說中的魚鳧——他不僅是古蜀第三代蜀王，更是我們假設的“三星堆王”，是古蜀文明鼎盛時期的締造者。
為什麼說魚鳧是“三星堆王”？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金杖，給出了最直接的線索。金杖長142厘米，直徑2.3厘米，表麵刻著三組圖案：最上麵是兩隻對稱的鳥，中間是兩條相向的魚，下麵是兩個人頭。考古學家認為，這組圖案是魚鳧王權的象征——“魚”和“鳥”對應“魚鳧”鳧是一種水鳥），而人頭則代表魚鳧王本人。金杖出土於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坑內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物、玉石器和象牙，這些都是王室祭祀用的禮器，進一步證明這裡曾是魚鳧王的統治中心。
魚鳧時期的三星堆人，已經掌握了成熟的青銅鑄造技術。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樹，高達3.96米，由底座、樹乾、樹枝和神鳥組成。樹乾上纏繞著龍形紋飾，樹枝上站著九隻神鳥現存七隻），每隻神鳥的造型都栩栩如生——喙部尖銳，翅膀收於身側，爪子緊緊扣住樹枝，與我們之前討論的“魚老娃”鸕鶿）極為相似。想象一下，當時的工匠們，要先根據魚鳧王的要求，用泥土製作出神樹的模型；然後用陶土包裹模型，製成陶範；再將融化的青銅液溫度高達1000多攝氏度）倒入陶範中；待青銅冷卻後，還要用工具打磨表麵，雕刻紋飾——整個過程，需要數百名工匠協作，耗時數年才能完成。
我曾在三星堆博物館的“神樹廳”裡，站在青銅神樹的複製品前，仰著頭看了很久。神樹的樹乾蜿蜒向上，樹枝向四方舒展，神鳥站在枝頭，仿佛下一秒就要振翅飛向天空。展廳的燈光是暖黃色的，照在青銅神樹的表麵，讓青綠色的銅鏽泛著柔和的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魚鳧王站在祭祀坑邊，看著工匠們將青銅神樹放入坑中，嘴裡念著祈福的咒語——他希望這棵神樹能連接天地，讓神靈聽到他的祈求，保佑三星堆部落的平安與繁榮。
魚鳧時期的三星堆，不僅是手工業的中心，更是貿易的樞紐。考古學家在三星堆遺址中，發現了來自雲南的翡翠、來自甘肅的綠鬆石、來自長江下遊的象牙——這些物資，不是通過戰爭掠奪而來，而是通過貿易交換得到的。這說明，魚鳧王統治下的三星堆，已經與周邊地區建立了廣泛的聯係。或許，每年都會有來自不同部落的商人，帶著他們的特產來到三星堆，用翡翠換青銅，用綠鬆石換玉石；而魚鳧王則會在城門口迎接他們，用三星堆的青銅器物作為回禮——這種貿易往來，不僅豐富了三星堆的物資，更傳播了古蜀文明的影響力。
然而，三星堆文化的末期，也出現了神秘的“中斷”。考古學家發現，三星堆的祭祀坑是被人為填埋的，坑內的器物大多有焚燒和打碎的痕跡——這到底是一場祭祀儀式，還是一次部落遷徙前的“告彆”？目前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約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中心地位逐漸消失，古蜀文明的重心，開始向東南方向轉移——那裡，有一座新的遺址正在崛起，那就是金沙遺址，而統治那裡的，將是古蜀第四代蜀王杜宇，也就是我們假設的“金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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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沙王杜宇）：金箔太陽下的耕者，古蜀文明的轉型之魂
從廣漢三星堆往東南走約40公裡，就到了成都市區的金沙遺址。這裡曾是古蜀文明的又一個中心，距今約32002600年，相當於商周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古蜀王，正是傳說中的杜宇——他是古蜀第四代蜀王，也是我們假設的“金沙王”，是古蜀文明從神權向農耕轉型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