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裡頓時陷入沉寂，隻有窗外的風雨聲敲擊著每個人的心扉。毛人鳳路過於右任的身邊，譏諷道：“你不如好好創辦長安中山軍事學校，做好駐陝總司令的工作，何必跑到這裡來？你知道派與胡漢民派、西山會議派是什麼關係嗎？”
毛人鳳走到電燈開關旁，調侃道：“青天白日下開什麼燈啊？”
於右任毫不示弱地回應：“上海難道不是暗無天日嗎？”
毛人鳳走到台前，指著於右任手中的拐杖，嘲笑道：“大監察院長，拄著拐杖跑來做什麼？”
於右任機智地回答：“豈能讓豺狼擋道！”
毛人鳳不甘示弱：“我在‘黃埔’算是蔣校長的高材生，國字號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吳稚暉曾說過，共字號與蘇聯的密切聯係危害中國未來發展，並且破壞中國文化。我來就是提醒你，不要和他們走得太近。”他目光銳利地盯著於右任，問道：“我做你的‘拐杖’如何？”
“你還不配！”於右任憤怒地斥責，隨後補充道：“破窗而入者，非奸即盜。”
毛人鳳糾正道：“是‘破門而入’！難道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會在大白天關著門嗎？”他邊說邊走向房門，似乎要去取門。
此時，王至誠見毛人鳳如此囂張跋扈，仗著權勢的樣子，緊握著拳頭想要站起來與毛人鳳對峙，但還沒起身就被靖堯拽住，低聲道：“彆衝動，保持冷靜。”王至誠心中不滿，卻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衝動無濟於事。
劉湛恩再次對毛人鳳喝問：“滬江大學讓你丟儘了！剛畢業一年，不拿成就彙報學校，這樣子回來做什麼？”此時，毛人鳳打開房門，站在門旁冷笑道：“你們該乾什麼就乾什麼，我在這裡給你們站崗放哨！”
“我們不歡迎你！”劉湛恩憤怒地用手推了推毛人鳳。除了王至誠和於右任之外，與會者紛紛站了起來，顯示出不滿的態度。其中兩位青年人是胡適和徐誌摩，都是三十多歲的樣子，戴著眼鏡，顯得非常有學識和氣質。
胡適，鬆江府川沙縣人，名嗣穈，字希疆，後來改名適，字適之。畢業於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是景星學社的社員，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徐誌摩，海寧人，原名章墊，字槱森，留學美國時改名誌摩。新月派的詩人，曾在滬江大學、北洋大學、北京大學就讀，並留學於美國克拉克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胡適、徐誌摩、都是當時社會的風雲人物，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王至誠在北京美專就讀的時候就認識他們，而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闖將，性格溫和，與李大釗、陳獨秀相比，不會過於武斷。王至誠心中想到，胡適和徐誌摩身為北京大學教授，日理萬機，怎麼會來到上海？原來在1927年春，新月社的成員紛紛南下聚集在上海。此時徐誌摩與陸小曼結婚後也移居上海，而胡適剛剛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回國，正與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在上海籌辦新月書店。同時，光華大學的教授吳憲承也前來邀請胡適和徐誌摩加盟。
毛人鳳看到胡適和徐誌摩在場，意識到自己不是他們的對手，便選擇了離開，表麵上是為了不與他們衝突。
“哎！”於右任長歎一聲，拿出一盒香煙，抽了一支，陷入沉思。
胡適和徐誌摩隨後來到王至誠的麵前，靖堯和柳葉借此機會悄然退去。王至誠侃侃而談：“文化與教育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和長遠計劃，唯有文化教育才能拯救中國。”
胡適也表示：“歐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燦爛文化，得益於幾百年來留存下來的大學。看看西方國家的領袖人物，哪個不是在大學中培養出來的？即使是其他領域的人物，也都是受到大學教育深刻影響的。而中國有些華教會大學，卻掌控著我們的教育權，逼迫學生學習他們的宗教，稍有不從就隨意開除，這樣的做法實在不可理喻！”
王至誠回應道：“麵對這樣的行為，僅僅依靠舌戰和筆戰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強製他們立案！”
“強製會不會引發事端？我們要保持冷靜處理。”胡適擔心地說。
徐誌摩輕拍王至誠的肩膀，鼓勵道：“賢弟，回國後你想在哪高就？”
胡適笑道：“至誠兄可是留日的高材生，新月社能得賢才，必是如虎添翼啊！”
王至誠則謙虛地回應：“你們怎麼能瞧得起普羅大眾和沒有文化的下裡巴人呢？其實，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讓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知識，而不是隻為少數人服務。”
徐誌摩見氣氛漸漸輕鬆，便說道：“厲麟似在德來信中多次提到王至誠，閒時可到新月書店一座……”說著，他便與胡適準備離開。
就在此時，張道藩一腳踏進門裡，聲音洪亮地問：“大家談得是‘教育救國’嗎？”他的突然出現引起了一陣低聲議論：“張道藩來此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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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道藩，字衛之，夜郎人，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是一位美術教育家。1919年底，他西渡英國，憑著一身才氣，於1921年成為倫敦大學學院美術部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留學生。在留學期間，他結識了著名畫家徐悲鴻和陳立夫，成為後者的摯友。張道藩於1926年國立島城大學教務長期間，與一位名叫蘇珊的法國姑娘結婚，並收養了一女。還與徐悲鴻的夫人蔣碧微有說不清的關係。不久，這樣一個人物卻加入了國字號，致力於美術教育事業。
然而，在1927年1月，張道藩因常出入於貴陽各學校而遭到當地軍閥、省長周西成的猜忌。適逢貴陽南門外的一處兵工廠失火，周西成以此為借口將張道藩等人逮捕入獄，並嚴刑拷訊。經過國字號元老平剛的保釋，張道藩於9月逃離貴陽，途經廣州和香江回到上海，逐漸成為陳氏兄弟一手創辦的派的骨乾人物。近日，他突然接到毛人鳳的電話舉報，便匆匆趕來。
“慌什麼？我們不是討論國共兩黨政治問題，而是討論文化教育問題。大家坐下。”於右任示意與會者們坐好，試圖緩和緊張的氣氛。
在於右任的引導下，眾人紛紛坐下，屋內的氛圍漸漸穩定下來。張道藩目光掃過一圈，認真說道：“文化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當前的局勢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知識的傳授，更要思考如何將教育與國家的未來結合起來。”
王至誠點頭讚同：“確實如此，教育絕不能脫離社會實際，我們的目標是培養出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人才。”
胡適補充道：“我們必須關注教育內容的多樣化，不能讓某一特定的意識形態主導我們的教育。”
徐誌摩則充滿激情地說道：“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要為中國的未來貢獻力量，推動文化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眾人相互激勵，討論的熱情也隨之高漲，麵對社會變革的關鍵時刻，如何履行中國文化教育的使命，王至誠站在胡適、徐誌摩一邊，而張道藩卻極力推崇西學和東洋學，於是兩派爭論起來。
“這是在中國！我們要辦自己的教育，收回他們的教育權！”王至誠竟然拍了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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