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起重光赤奮若年辛醜年）到強圉協洽年，共七年時間。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辛醜，公元前140年）
冬季，十月，漢武帝下詔書要求舉薦賢良方正且能直言極諫的人士，他親自以古今治理國家的道理進行策問，參與對策的有一百多人。廣川人董仲舒作答說：“‘道’是通往治理成功的路徑，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所以聖明的君王去世後，子孫能長久統治，國家安寧數百歲，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勞。君主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定存續的，但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這是因為任用的人不當，所遵循的道路錯誤，因此政治日益衰敗滅亡。周朝的治國之道在周幽王、周厲王時期衰落，並非治國之道消亡，而是幽王、厲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追思往昔先王的德行，振興衰頹、彌補弊端，光大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道粲然複興，這是日夜不懈推行善政的結果。
孔子說：‘人能弘揚道，不是道弘揚人。’所以國家的治亂廢興在於君主自身，並非上天降命不可更改，而是君主治理舉措違背常理，失去了統治的根本。做君主的，要先端正內心，從而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從而端正百官；端正百官，從而端正萬民；端正萬民，從而端正四方。四方端正，遠近沒有敢不歸於正道的，就不會有邪氣乾擾其間，於是陰陽調和、風雨適時，萬物和諧、百姓繁衍，各種福運之物、吉祥征兆都會到來，王道也就實現了！
孔子說：‘鳳鳥不飛來，黃河不出河圖，我這一生大概就這樣了吧！’這是自悲本可招致這些祥瑞，卻因身份卑賤而無法實現。如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處於能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能招致祥瑞的權勢，又具備能招致祥瑞的資質，行為高尚、恩澤深厚，智慧明達、心意美好，愛護百姓、喜好賢士，可稱得上是有道義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未顯響應、美好祥瑞未到，為什麼呢？大凡因為教化未立，百姓行為不端正。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不用教化作為堤防，就無法阻止。古代的君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統治天下時，沒有不把教化作為首要任務的。設立太學在國都進行教育，設置鄉學在城邑施行教化，用仁來感染百姓，用義來砥礪百姓，用禮來約束百姓，所以那時刑罰很輕卻沒人犯法，是因為教化推行、習俗美好。聖王繼承亂世後，會掃除舊跡、徹底去除弊端，重新修明教化並推崇它；教化明確、習俗形成後，子孫遵循，延續五六百年都不會衰敗。秦朝毀滅先聖之道，實行苟且的統治，所以僅存在十四年就滅亡了，其遺毒至今未消，習俗淺薄惡劣，百姓囂頑不馴，抵觸冒犯、違背抗拒，衰敗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我私下打個比方：琴瑟音調不和諧，嚴重時必須解下琴弦重新張設才能彈奏；施政不暢，嚴重時必須變革更化才能治理。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一直想治理好卻至今未能治好，就是因為應當更化卻沒有更化。
“我聽說聖王治理天下，百姓年少時就學習學問，長大後根據才能授予官職，用爵祿培養他們的德行，用刑罰威懾他們的惡行，所以百姓知曉禮義，以觸犯君主為恥。周武王推行大義，平定殘賊，周公製作禮樂來文飾；到周成王、周康王時期的盛世，監獄空虛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逐漸推行、仁義流傳的結果，並非僅僅靠刑罰傷人肌膚的效果。到了秦朝卻不是這樣，效法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帝王之道，以貪婪殘暴為習俗，隻重虛名不察實際，行善的人未必免罪，作惡的人未必受刑。因此百官都粉飾虛言不顧實際，外表有侍奉君主的禮節，內心卻有背叛之意，造假欺詐，趨利無恥，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者相望，而奸邪不止，這是習俗教化導致的。如今陛下擁有天下，無人不服，卻對百姓沒有功德，大概是陛下還未真正用心。《曾子》說：‘尊重所聽聞的道理，就能高明；踐行所知曉的道理，就能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彆的，在於用心罷了。’希望陛下運用所聽聞的道理，內心真誠並加以施行，那就和三王沒什麼不同了！
不培養士人卻想求賢，就像不雕琢玉石卻想有文采。所以培養士人的大事，沒有比設立太學更重要的；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教化的根本。如今以一郡一國的眾多人口來應對，卻沒有應合策問的人，這說明王道往往斷絕了。我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設置明師，來培養天下士人，多次考問以儘其才，那麼英俊之士就可以得到了。如今的郡守、縣令，是百姓的表率，是讓他們承接朝廷政令並宣揚教化的；所以表率不賢，君主的德行就無法宣揚，恩澤就無法流傳。如今官吏既不對下進行教訓，有的還不執行朝廷的法令，暴虐百姓，與奸人勾結，使貧窮孤弱的人冤苦失職，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陰陽錯亂，凶氣充塞，萬物不遂其生，黎民未能受惠，都是地方長官不賢明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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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長官多出自郎中、中郎和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郎吏又以財富為標準，未必賢能。而且古代所謂的功績，是以任官稱職來區分，不是按任職時間長短；所以小才之人即使任職很久，也不離開小官之位，賢才之人即使任職不久，也不妨礙擔任輔佐之職，因此官員們竭力儘智，致力於治理政事以建功。如今卻不是這樣，靠任職時間久來獲取顯貴，靠資曆深來得到官職，因此廉恥混亂，賢與不肖混雜，未能得到真正的人才。我愚見認為，讓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員各自選拔屬吏和百姓中的賢者，每年進貢各二人充當宿衛，以此觀察大臣的能力；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這樣，各位二千石官員都會儘心求賢，天下之士就可以得到任用了。遍得天下賢人，三王的盛世就容易達到，堯、舜的名聲也可以企及了。不要以任職時間長短論功，應以實際測試賢能為上，量才授官，根據德行定位，那麼廉恥就會區分道路，賢與不肖就會各居其位了！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巨，所以聖人沒有不是由暗到明，由微到顯的；因此堯從諸侯中興起，舜在深山中發跡，不是一日就顯赫的，而是逐漸達到的。言語出自自己，不可堵塞；行為發於自身，不可掩蓋；言行是治理的大事，是君子用來感動天地的。所以儘小事者能成大事，慎微者能著明；積善在身，就像太陽漸長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就像火銷膏而人不見；這就是唐、虞能得美名而桀、紂令人恐懼的原因。快樂而不混亂，反複而不厭倦的，就是‘道’。道是萬世無弊的；有弊端，是因為偏離了道。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頗不起的地方，所以政治有衰敝而不行的，就舉其偏頗之處來補其弊端罷了。三王之道所依據的不同，不是相反，而是為了救溢扶衰，是所遭遇的變化不同所致。所以孔子說：‘無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更改曆法，改變服色，隻是順應天命而已；其餘都遵循堯道，何必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製的名義，沒有變道的實質。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為繼承的朝代需要補救時弊，應當用這些。孔子說：‘殷代因襲夏禮，所增減的可知；周代因襲殷禮，所增減的可知；將來繼承周代的，即使過了百世也可知。’這是說百王之用，就是用這三種。夏代因襲虞代，而獨獨不說所增減的，是因為其道一致、所崇尚的相同。道的根本源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所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沒有救敝的政治，所以不說所增減的。由此看來，繼承治世的道相同，繼承亂世的道要變。
“如今漢朝繼大亂之後，應該稍微減少周代的文飾，致力於采用夏代的忠。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同一個天下，用古代來衡量今天，為何相差如此之遠！哪裡出錯而衰敗到這樣呢？想來是有失於古代之道，有違於天理吧？
天也有所分予：給予牙齒的動物去掉角，賦予翅膀的動物隻長兩隻腳，這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古代給予俸祿的人，不從事體力勞動，不經營商業，這也是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意相同。已經受大，又取小，天也不能滿足，何況人呢！這就是百姓喧囂苦於不足的原因。身寵而居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卻憑借富貴的資力與百姓爭利，百姓怎麼能承受呢！百姓日益貧困，逐漸陷入極度窮困。富者奢侈無度，貧者窮急愁苦；百姓不樂生，怎能不犯罪！這就是刑罰繁多而奸邪不可勝的原因。天子的大夫，是下民視為榜樣、遠方四麵仰望的對象。近處的人看了效仿，遠方的人望而效法，怎麼可以居賢人之位而行庶人之事呢！急急忙忙求財利，常恐匱乏，是庶人的想法；急急忙忙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是大夫的想法。《易》說：‘背負東西又乘車，會招致強盜到來。’乘車是君子的位置，負擔是小人的事。這是說居君子之位而行庶人之事，禍患必至。如果居君子之位，當行君子之行，那麼除了公儀休做魯國相的做法，就沒什麼可做的了。”
《春秋》主張大一統，這是天地的常經，古今的通義。如今老師所教的道不同，人們的議論不同，百家學說各異，旨意不同，因此君主無法持守一統，法製多次變更，臣下不知如何遵守。我愚見認為，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學說，都應斷絕其道，不讓它們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後，統紀就可統一，法度就可明確，百姓就知道所遵循的了！”
天子認為董仲舒的對策很好，任命他為江都相。會稽人莊助也以賢良身份對策，天子提拔他為中大夫。丞相衛綰上奏：“所舉薦的賢良中，有的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這些學說會擾亂國政，請都罷免。”漢武帝批準了奏請。董仲舒年少時研究《春秋》，孝景帝時為博士，進退容止，不合禮不行，學者都尊他為師。等到做江都相，侍奉易王。易王是漢武帝的哥哥，向來驕橫，好勇。董仲舒用禮匡正他，易王很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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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二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開始鑄造並推行三銖錢。
夏季，六月，丞相衛綰被免去職務。丙寅日，漢武帝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由於皇上向來傾向於推崇儒家學說，竇嬰與田蚡又都喜好儒學，於是舉薦代郡人趙綰擔任禦史大夫，蘭陵人王臧擔任郎中令。趙綰奏請皇上設立明堂，以便讓諸侯來朝見，同時推薦自己的老師申公。秋季，天子派遣使者攜帶束帛、玉璧，用四匹馬拉的安車去迎接申公。申公抵達京城後，覲見天子。當時申公已八十多歲，麵對天子詢問治國安邦的大事，他回答說：“治理國家的人不必多言，關鍵看是否切實付諸行動，努力去做。”此時，天子正喜好文辭，聽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不語。但既然已經將申公請來，就任命他為太中大夫，讓他住在魯王的官邸，參與商議設立明堂、天子巡狩、更改曆法以及確定服色等事宜。
這一年，內史寧成因犯罪被判處髡鉗之刑剃去頭發，用鐵圈束頸）。
評論
這段文字展現了西漢初年儒學崛起的關鍵節點。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為核心，將儒家倫理與政治哲學深度結合，提出的“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主張，不僅為漢武帝強化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支撐，更奠定了此後兩千年中國正統思想的基礎。他強調教化優於刑罰、德治重於法治，直指漢初因循秦政遺弊的現實，其“更化”思想具有鮮明的改革針對性。
從曆史影響看，這一策問標誌著儒學從諸子百家之一向官方意識形態的轉變。董仲舒融合陰陽五行、法家等思想改造儒學，使其成為“外儒內法”的治國工具，既適應了大一統王朝的統治需求，也讓儒家思想通過太學教育、選官製度等載體滲透社會肌理。但同時，“罷黜百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思想多元性，其對“道統”與“政統”關係的構建，既賦予儒學批判現實的維度，也隱含著思想被政治馴化的潛在矛盾。這段文本既是漢代政治文明轉型的見證，也是中國思想史承前啟後的關鍵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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