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漢朝軍隊已然出征，尚未越過南嶺，閩越王郢便調遣軍隊憑借險要地勢進行抵禦。郢的弟弟餘善於是與丞相及宗族成員謀劃道：“大王因擅自發兵攻打南越且未請示天子，所以天子派兵前來問罪。漢朝軍隊人多勢強，即便僥幸戰勝他們，後續漢朝必定會增派更多兵力，最終會導致我國滅亡。如今若殺掉大王向天子謝罪，天子若接受，便會撤兵，我國就能得以保全；若天子不接受，我們便全力作戰；若戰敗，就逃亡至海上。”眾人皆稱：“好！”於是當即將郢刺殺，派使者捧著郢的首級送至大行令處。大行令表示：“我們此番前來，目的便是誅殺閩越王。如今閩越王的首級已至，又前來謝罪；不通過戰爭而使閩越王喪命，這是再好不過的事。”於是便根據實際情況，命令軍隊暫停行動，並告知大農令所率的軍隊，同時派使者捧著閩越王的首級快馬疾馳向天子稟報。天子下詔撤回兩位將軍所率的軍隊，並說道：“郢等人是主謀作惡，唯有無諸的孫子繇君醜未參與謀劃。”於是派中郎將前往立醜為越繇王，讓他主持閩越祖先的祭祀。餘善殺了郢之後，在國內威望日盛，許多百姓都歸附於他，他便私自自立為王，繇王無力加以控製。天子聽聞此事後，認為不值得為了餘善再次興兵，說道：“餘善多次與郢謀劃叛亂，後來又率先誅殺郢，使得朝廷軍隊無需勞師動眾。”於是封餘善為東越王，讓他與繇王共同治理閩越。
這期間，天子派遣莊助向南越王傳達旨意。南粵王胡叩頭說道：“天子竟為臣下興兵討伐閩越，臣下即便肝腦塗地也難以報答這份恩德！”於是派遣太子嬰齊入朝擔任宿衛，並對莊助說：“我國剛剛遭受敵寇侵擾，使者您先行回去吧，我正日夜籌備行裝，準備入朝拜見天子。”莊助返回途中，經過淮南國，天子又讓莊助把討伐閩越之事告知淮南王劉安，並嘉獎他的心意，劉安表示深感慚愧，自歎不及。莊助離開南越後，南越的大臣們紛紛勸諫南越王：“漢朝興兵誅殺郢，實則也是借此震懾南越。況且先王從前曾說：‘侍奉天子務必做到不失禮。’總之，不能因天子幾句好話便入朝拜見，否則一旦入朝便無法返回，這是亡國的征兆啊。”於是胡便稱病，最終沒有入朝拜見天子。
這一年，韓安國擔任禦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人汲黯被任命為主爵都尉。起初，汲黯擔任謁者，因其嚴厲的作風而令人敬畏。東越地區發生相互攻伐事件，天子派汲黯前去視察；汲黯尚未抵達東越，行至吳地便折返，回稟道：“越人相互攻伐，本就是他們的習俗，不值得讓天子的使者為此奔波。”
河內郡發生火災，火勢蔓延燒毀了一千多家。天子派汲黯前去視察；汲黯回來後稟報說：“普通人家失火，因房屋相連而蔓延燃燒，無需擔憂。我途經河南郡時，見河南郡有一萬多家貧苦百姓遭受水旱災害，甚至出現父子相食的慘狀，我便根據實際情況，秉持符節，下令打開河南郡的糧倉賑濟貧苦百姓。現在我請求歸還符節，並甘願承擔假傳聖旨的罪責。”天子認為他賢能，便赦免了他。汲黯在東海郡時，治理官府與百姓事務，喜好清靜無為，挑選郡丞和屬吏，將事務交付給他們，隻關注大事要點，不苛求細枝末節。汲黯時常生病，常躺在內室不出門。一年多後，東海郡治理得極為出色，受到人們稱讚。天子聽聞後，征召他擔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他治理政務追求無為而治，注重整體規劃，不拘泥於法律條文。
汲黯為人性情傲慢，缺少禮儀，常常當麵指責他人過錯，無法容忍他人的過失。當時天子正招攬文學之士與儒生，天子說：“我打算如何如何……”汲黯回應道：“陛下內心欲望繁多，卻在表麵施行仁義，又怎能效仿唐堯、虞舜的治國之道呢！”天子沉默不語，麵露怒色，隨即罷朝，公卿大臣們都為汲黯感到擔憂。天子退朝後，對身邊的人說：“汲黯實在是太過憨直魯莽了！”群臣中有人責備汲黯，汲黯說道：“天子設置公卿等輔佐大臣，難道是讓他們阿諛奉承，迎合天子心意，使君主陷入不義之地嗎？況且我既已身處此位，縱使愛惜自身性命，可又怎能讓朝廷蒙羞呢！”汲黯時常生病，病假即將滿三個月；天子多次賜予他休假，但其病始終未能痊愈。最後一次生病時，莊助替他向天子請假。天子問：“汲黯是怎樣的一個人呢？”莊助說：“讓汲黯擔任官職，他並無超越常人之處；然而當他輔佐年幼的君主時，能夠堅守城池，堅定不移，彆人招他不來，揮他不去，即便自認為如孟賁、夏育那般勇猛之人，也無法改變他的意誌。”天子說：“的確，古代有所謂的社稷之臣，像汲黯這樣的，便接近這種標準了。”
此時，匈奴前來請求和親，天子將此事交付大臣們商議。大行令王恢是燕地人，熟悉匈奴事務，提議道：“漢朝與匈奴和親，大致不過數年，匈奴便會再次違背約定；不如不答應，發兵攻打他們。”韓安國則說：“匈奴人如同鳥類般遷徙不定，難以製服，自上古以來就未曾真正歸屬於中原統治。如今漢朝要行軍數千裡去與他們爭奪利益，人馬必然疲憊不堪；而匈奴卻能憑借完整的力量對付我們的疲憊之師，這是一條危險的道路。所以不如和親。”參與商議的大臣們大多附和韓安國的意見。於是天子同意與匈奴和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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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丁未年）
冬季，十一月，開始依照董仲舒的建議，命令各郡國舉薦孝廉各一人。
衛尉李廣擔任驍騎將軍，駐紮在雲中郡；中尉程不識擔任車騎將軍，駐紮在雁門郡。六月，二人率軍撤離。李廣與程不識皆以邊郡太守的身份統領軍隊，在當時頗負盛名。李廣行軍時不講究部隊的編製和行列陣勢，選擇水草豐美的地方駐紮，讓士兵們自由活動，夜間也不打刁鬥來自我防衛，幕府簡化各種文書簿冊；然而他也會在遠處設置偵察兵，所以從未遭遇危險。程不識則嚴格要求部隊的編製、行列和營陣，夜間打刁鬥巡邏，軍中的官吏處理軍事文書直至天亮，軍隊得不到休息；但同樣未曾遭遇危險。程不識說：“李廣的軍隊極為簡易，然而一旦匈奴突然進犯，便難以進行有效抵禦。但他的士兵們也都安逸快樂，都願意為他效死力。我的軍隊雖然事務繁雜，但匈奴也無法侵犯我。”然而匈奴畏懼李廣的謀略，士兵們也大多樂意跟隨李廣而苦於跟隨程不識。
臣司馬光評論道：《易經》說：“軍隊出征必須要有紀律，否則不論成敗都有凶險。”這表明治理眾人而不使用法規，沒有不凶險的。李廣帶兵，讓人人都能自由行動。以李廣的才能，這樣做是可行的；但卻不能將此作為普遍的法則。為何呢？因為後來者很難效仿他，更何況與他同時為將的人呢！一般人的本性，樂於安逸放縱而忽視眼前的禍患，他們既然認為程不識帶兵繁瑣，而樂於跟隨李廣，並且還會怨恨上級而不服從指揮。那麼，簡易帶兵的危害，不僅僅是李廣的軍隊難以抵禦匈奴的突然襲擊而已。所以說“軍事行動要以嚴格要求為根本”，作為將領，也隻有嚴格要求才可以。那麼效仿程不識，即使沒有戰功，也不至於失敗；而效仿李廣，很少有不覆滅的啊！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五月，下詔舉薦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自進行策問。
秋季，七月癸未日，發生日食。
評論
這段曆史展現了漢武帝初年政治生態與邊疆治理的多重矛盾，凸顯三大曆史脈絡：
邊疆民族政策的務實轉向：閩越之亂中，漢武帝未因餘善擅立而繼續興師，反而承認其統治，體現“以夷製夷”的務實策略。此舉既因征伐成本高昂如劉安所言），也因漢初“休養生息”政策的慣性。但南越王趙胡稱病不朝，暴露了藩臣對漢廷的戒備，為後來南越反叛埋下伏筆，預示著漢廷與邊疆政權的關係將從懷柔轉向更強硬的整合。
官僚體係中的剛直與因循：汲黯“矯製賑災”與當麵直諫，展現了漢初官僚的剛正風骨。其“無為而治”的治政風格，既延續了黃老思想，也與武帝時期“多欲”的施政傾向形成張力。武帝對汲黯“社稷之臣”的評價，反映出皇權對直言諫臣的複雜態度——既需要其製衡朝政，又忌憚其對權威的挑戰。這種矛盾貫穿於武帝朝，也為後來“酷吏政治”的興起提供了背景。
軍事製度與戰略思想的分歧：李廣與程不識的治軍差異，本質是“天才型統帥”與“製度化治軍”的路線之爭。司馬光強調“師出以律”，實則推崇軍事製度化建設，這與漢武帝後期強化中央集權、建立常備軍的趨勢相呼應。而漢匈和親之議中，王恢的主戰與韓安國的主和，折射出漢初對匈奴戰略的搖擺——前者代表武帝朝開拓進取的萌芽，後者延續了文景時期的保守策略，最終和親的決定，顯示此時漢朝尚未完全具備對匈奴決戰的條件。
此外，“舉孝廉”製度的推行，標誌著察舉製正式成為選官體係的核心，打破了漢初“任子”“貲選”的局限，為儒學之士進入仕途開辟道路，加速了官僚體係的儒學化。而司馬光對李廣、程不識的評論，暗含對北宋軍事積弱的反思，借史論強調軍紀的重要性，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色彩。整體來看，這一時期是漢武帝從“無為”轉向“有為”的過渡期，製度革新、邊疆經略與人才選拔的多重探索，正為漢帝國的全麵擴張積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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