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春天正月辛醜日，漢宣帝被安葬在杜陵，朝廷大赦天下。
三月丙午日，漢元帝立王氏為皇後，封皇後的父親王禁為陽平侯。
朝廷把三輔、太常、郡國公田以及可以節省的皇家園林拿出來，幫助貧民發展生產；對財產不滿千錢的貧民，借給他們種子和糧食。
漢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許廣漢同胞弟弟的兒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夏天六月，因為百姓中發生瘟疫，漢元帝下令太官減少膳食，裁減樂府的人員，減少皇家園林中的馬匹，用來救濟貧困的百姓。
秋天九月，關東十一個郡和封國發大水，發生饑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朝廷調運附近郡的錢糧來進行救助。
漢元帝早就聽說琅邪人王吉、貢禹都精通經學且品行高潔，就派使者去征召他們。王吉在途中生病去世。貢禹到京後，被任命為諫大夫。漢元帝多次虛心地向貢禹詢問政事，貢禹上奏說：“古代的君主很節儉，隻征收十分之一的稅，沒有其他的賦稅和徭役，所以百姓家庭富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時，宮女不過十幾人，馬廄裡的馬不過一百多匹。但後世的君主爭著奢侈，而且越來越嚴重，臣下也跟著效仿。我覺得要像遠古時代那樣很難，不過應該稍微效仿古代來自我節製。如今宮殿已經建成，沒辦法改變了，其他方麵都可以減少花費。以前齊地負責製作宮廷服飾的三服官，進貢的衣物不過十竹箱；現在齊地的三服官，每個部門有幾千名工匠，一年的花費高達數萬金，馬廄裡吃糧食的馬將近一萬匹。漢武帝的時候，又選了幾千名美女充實後宮。等到他去世，陪葬了大量的金錢、財物，還有鳥獸、魚鱉等共一百九十種；還把很多宮女安置在陵園守陵。到孝宣皇帝的時候，陛下忌諱提這些事，群臣也就沿襲舊例，這實在讓人痛心啊！所以使得天下人都跟著這種風氣，娶妻都大大超過限度，諸侯的妻妾有的多達幾百人，富豪官吏和百姓家養歌女的也有幾十人，這樣就導致宮內有很多哀怨的女子，宮外有很多單身的男子。而且普通百姓埋葬死者，也都是把地上的財物大量埋入地下。這些過錯都是從上麵產生的，大臣們因循舊例也有責任。希望陛下能深入了解古代的做法，選擇節儉的方式。大幅度減少皇帝使用的車馬服飾和器物，減掉三分之二；挑選後宮賢能的女子，留下二十人，其餘的都送回家，各個陵園中沒有子女的宮女，也應該全部遣散；馬廄裡的馬不要超過幾十匹，隻保留長安城南的園林作為打獵的場所就行。如今天下發生饑荒，難道不應該大力自我減損來拯救百姓，順應天意嗎？上天降生聖人，是為了萬民，而不隻是讓聖人自己享樂的。”漢元帝認為他的話很好並采納，下詔讓那些很少去的宮殿館舍不要再修繕；太仆減少馬匹的穀物供應；水衡都尉減少肉食獸的喂養。
司馬光評論說：忠臣侍奉君主，應該要求君主去做困難的事，那麼容易的事不用費力就自然能做好；彌補君主的短處，那麼君主的長處不用勸勉也能得到發揚。漢元帝剛即位的時候，虛心向貢禹請教，貢禹應該先講當務之急，後講不太急迫的事。然而，當時優柔寡斷、讒佞之人掌權是大患，貢禹卻不提及；恭謹節儉是漢元帝本來就有的誌向，貢禹卻孜孜不倦地講這件事，這是為什麼呢！如果貢禹的智慧不足以察覺這些，又怎麼能稱為賢能呢！如果知道卻不說，那罪過就更大了！
匈奴呼韓邪單於又上書說民眾生活困苦。漢元帝下詔讓雲中、五原郡轉運二萬斛穀物給他。
這一年，漢朝開始設置戊己校尉，讓他們在車師舊地屯田。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春天正月，漢元帝前往甘泉宮，在泰畤祭祀天神。樂陵侯史高憑借外戚身份兼管尚書事務，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他的副手。蕭望之是著名的儒者，和周堪都因為曾是漢元帝的老師，有舊日的恩情，所以漢元帝很信任他們，多次在閒暇時召見他們，談論國家治亂，陳述王道之事。蕭望之推薦並選拔了通曉經學、品行端正的宗室子弟散騎、諫大夫劉更生擔任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一起在漢元帝身邊隨時糾正皇帝的過失。這四人同心商議，用古代的製度來勸導漢元帝，想匡正很多事，漢元帝很願意采納他們的意見。史高隻是虛居其位，因此與蕭望之產生了矛盾。
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從漢宣帝時就長期掌管朝廷機要事務，精通法令條文。漢元帝即位後，身體多病，因為石顯長期負責事務，又是宦官沒有宮外的黨羽，精明專注值得信任，就把政事委托給他，事情無論大小，都通過石顯上奏並由他決斷，石顯尊貴受寵，權勢傾朝，百官都恭敬地侍奉他。石顯為人乖巧聰慧，熟悉事務，能深切領會皇帝的微妙旨意，內心卻非常狠毒，擅長詭辯，用這些來中傷彆人，誰要是得罪了他，哪怕隻是瞪他一眼，他就會用嚴酷的法律陷害對方。他還與車騎將軍史高內外勾結，議論事情常常堅持舊例，不依從蕭望之等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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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望之等人對許氏、史氏家族的放縱感到憂慮和苦惱，又痛恨弘恭、石顯專權，就建議說：“中書是政務的根本，是國家的關鍵部門，應該讓通明公正的人來掌管。漢武帝在後宮遊樂宴飲，所以任用宦官，這不符合古代的製度。應該廢除中書的宦官，以符合古代不接近受過刑罰之人的道義。”由此與史高、弘恭、石顯產生了嚴重的衝突。漢元帝剛即位，為人謙讓，慎重對待改革，這個建議討論了很久都沒有決定下來，最後把劉更生調出朝廷擔任宗正。
蕭望之、周堪多次舉薦名儒和優秀人才來擔任諫官。會稽人鄭朋暗地裡想依附蕭望之，就上書告發車騎將軍史高派門客在各郡國謀取不正當利益，還提到許氏、史氏家族子弟的罪過。奏章交給周堪看，周堪稟報漢元帝後，漢元帝下令讓鄭朋在金馬門等待詔令。鄭朋給蕭望之寫書信說：“如今將軍您的規劃，是像管仲、晏嬰那樣就滿足了，還是要像周公、召公那樣一直努力下去呢？如果像管仲、晏嬰那樣就滿足了，那我鄭朋就回延陵的水邊，一直到老死算了。如果將軍要振興周公、召公的大業，像日昃之君那樣廣泛聽取意見，那我鄭朋或許願意竭儘全力為您效萬分之一的力！”蕭望之剛開始見到鄭朋時，真誠地接待他；後來知道他品行不端，就與他斷絕了往來。鄭朋是楚地的人，心裡怨恨，就轉而尋求加入許氏、史氏家族，推翻之前說許氏、史氏的事，說：“那些都是周堪、劉更生教我說的，我是關東人，怎麼會知道這些！”於是侍中許章稟告漢元帝後召見了鄭朋。鄭朋出來後，揚言說：“我見到皇上，告發了前將軍蕭望之五條小過錯，一條大罪過。”待詔華龍品行汙濁，想加入周堪等人的陣營，周堪等人不接納他，他就與鄭朋勾結在一起。
弘恭、石顯指使鄭朋、華龍二人告發蕭望之等人圖謀罷免車騎將軍史高，疏遠許氏、史氏家族。等到蕭望之休假出宮的日子，讓鄭朋、華龍呈上告發奏章。漢元帝把此事交給弘恭去查問情況，蕭望之回答說：“外戚身居高位，大多奢侈淫逸，我是想匡正國家，不是為了私利做壞事。”弘恭、石顯上奏說：“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結為朋黨，互相稱譽舉薦，多次詆毀大臣，離間皇室親戚關係，想要專擅權勢。作為臣子不忠誠，誣陷皇上，大逆不道，請讓謁者把他們召到廷尉那裡受審。”當時漢元帝剛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獄的意思，就批準了他們的奏章。後來漢元帝要召見周堪、劉更生，才知道他們已經被下獄。漢元帝大驚說：“我隻是讓廷尉去查問而已啊！”就責備弘恭、石顯，兩人都叩頭謝罪。漢元帝說：“讓他們出來任職。”弘恭、石顯就指使史高對漢元帝說：“皇上剛即位，還沒有以道德教化聞名天下，卻先審查自己的老師。既然已經把九卿、大夫下獄，就應該就此判決並罷免他們。”於是漢元帝下詔給丞相、禦史說：“前將軍蕭望之，做我的老師八年，沒有其他罪過。如今事情過去很久，記憶模糊難以查明，赦免蕭望之的罪，收回他前將軍、光祿勳的印綬；周堪、劉更生都免為平民。”
評論
漢元帝初元元年至二年，王朝開啟了新的篇章，但這期間各種問題逐漸浮現，預示著西漢王朝開始麵臨新的挑戰。
在經濟民生方麵，麵對自然災害和百姓的困苦，朝廷采取了一係列救濟措施，如調糧救荒、減賦貸種等，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百姓的艱難處境。貢禹針對朝廷奢靡之風提出的節儉建議，雖切中時弊，但從側麵反映出當時社會存在嚴重的奢侈浪費現象，這種風氣若不改變，將對國家經濟和社會風氣產生不良影響。
政治層麵，漢元帝即位初期，朝廷內部權力鬥爭激烈。史高、弘恭、石顯與蕭望之、周堪等人形成兩大勢力集團。蕭望之等儒臣試圖以古製匡正國家，限製外戚和宦官權力，出發點是好的，但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顯得過於理想化。而弘恭、石顯等宦官，憑借皇帝的信任專擅朝政，與外戚勾結，利用手段陷害忠良，致使蕭望之等人被罷官。這不僅破壞了朝廷的政治生態，也反映出漢元帝在政治決策上的優柔寡斷，未能正確分辨忠奸，有效掌控朝政局勢。
對外關係上，漢朝對匈奴呼韓邪單於的救助，維持了雙方相對穩定的關係，體現了漢朝在處理民族關係上的策略。但從長遠看，這一時期朝廷內部的混亂可能會影響對邊疆事務的處理能力。
總體而言，初元年間是西漢王朝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漢元帝未能有效應對朝廷內部的權力鬥爭和社會問題，使得西漢王朝在看似平靜的表麵下，實則已潛藏諸多危機，為日後的衰落埋下了伏筆。這些事件也為後世提供了深刻教訓，在政治治理中，君主需明辨忠奸，平衡各方勢力，同時要注重節儉，關注民生，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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