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
春天二月，馮奉世回到京城，改任左將軍，被賜予關內侯的爵位。
三月，漢元帝立皇子劉康為濟陽王。
夏天四月癸未日，平昌考侯王接去世。秋天七月壬戌日，任命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天十一月己醜日，發生地震，還下了雨。
恢複鹽鐵官的設置；設立博士弟子名額一千人。這是因為朝廷財政用度不足，很多百姓都享有免除賦稅徭役的待遇，導致無法供給朝廷內外的徭役需求。
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
春天二月，大赦天下。
三月，漢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畤。
夏天六月甲戌日，漢宣帝陵園的東闕發生火災。
戊寅日是月末，出現日食。漢元帝於是召集之前說日食變異是因為周堪、張猛的人進行責問，這些人都叩頭謝罪。漢元帝因此下詔稱讚周堪的優點，征召他到自己所在的地方，任命他為光祿大夫，俸祿為中二千石，兼管尚書事務；張猛再次擔任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掌管尚書事務，尚書的五名官員都是他的黨羽。周堪很少能見到皇帝，常常要通過石顯奏報事情，事情也都由石顯說了算。恰逢周堪生病不能說話，最終去世。石顯誣陷張猛，致使張猛在公車署自殺。
當初，貢禹上奏說：“漢惠帝、漢景帝的宗廟，按照親儘的原則都應該毀掉，還有各郡國的宗廟不符合古代禮製，應該加以整頓確定。”漢元帝認可他的建議。秋天七月戊子日，撤銷昭靈後、武哀王、昭哀後、衛思後、戾太子、戾後的陵園，都不再進行祭祀，隻裁減設置一些官吏士卒守護。冬天十月乙醜日，撤銷各郡國的祖宗廟。
各個皇陵分彆歸三輔管轄。把渭城壽陵亭部原上作為漢元帝自己的初陵。漢元帝下詔，初陵不要設置縣邑，也不要遷徙郡國的百姓。
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
春天正月，漢元帝前往甘泉宮，祭祀泰畤。三月，前往河東，祭祀後土。
秋天，潁川發生水災，淹死了一些百姓。
冬天，漢元帝到長楊射熊館，進行大規模打獵活動。
十二月乙酉日，按照韋玄成等人的建議，毀掉太上皇、漢惠帝的寢廟園。
漢元帝喜好儒術和文辭，對漢宣帝時期的政策有較大改動。向皇帝上書言事的人大多能得到召見，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意見符合皇帝心意。此外，傅昭儀和她的兒子濟陽王劉康深受漢元帝寵愛，超過了皇後和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說：“我聽說國家治亂安危的關鍵，在於審慎地考慮用心之處。接受天命的開國君主，致力於開創基業、傳承國統，使之無窮無儘；繼位的君主，心裡應想著繼承和宣揚先王的德行，並光大他們的功績。從前周成王繼位後，思考著遵循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之道來修養自己的品德，把美好的功業都歸到兩位先王身上，而不敢獨占美名，因此上天享用他的祭祀，鬼神也保佑他。陛下聖德如天覆蓋萬物，像愛護子女一樣關愛天下百姓，然而陰陽尚未調和，奸邪尚未禁止，大概是因為議論政事的人沒有大力宣揚先帝的偉大功績，反而爭著說以前的製度不可用，一定要變更，而變更的內容有的不可行又再改回來，因此群臣相互指責，官吏和百姓都無所適從。我私下裡為國家放棄已經成功的事業，卻白白陷入這種混亂局麵而感到遺憾！希望陛下全麵審視國家大業，留意遵循先帝製度、弘揚先帝功績，以此來穩定群臣之心。《大雅》說：‘不要忘記你的祖先，努力修養你的品德。’這是最高道德的根本。《傳》說：‘審明好惡，修養情性，那麼王道就完備了。’修養情性的方法，一定要審視自己的長處並強化自己的短處，大概聰明通達的人要警惕過於苛察，見聞淺陋的人要警惕被蒙蔽，勇猛剛強的人要警惕過於暴躁，仁愛溫良的人要警惕優柔寡斷，沉著冷靜的人要警惕錯失時機，胸懷寬廣的人要警惕疏忽遺忘。一定要審視自己應當警惕的地方，用義來加以匡正，這樣中和的教化就會相應顯現，奸巧虛偽的人就不敢結黨營私謀求晉升。希望陛下能引以為戒，這是尊崇聖德的方法！
“我又聽說家庭關係處理好了，天下的治理就能得當，所以《詩經》以《國風》開篇，《禮記》以冠禮、婚禮為根本。以《國風》開篇，是推原人的情性來明確人倫關係；以冠禮、婚禮為根本，是端正基礎以防患於未然。所以聖明的君主一定要慎重處理妃嬪皇後之間的關係，區彆嫡子與庶子的地位，這是禮在內部的體現。地位低的不超越地位高的，新的不排在舊的前麵，這樣來統禦人情、調理陰氣；尊重嫡子而使庶子地位卑下，嫡子在阼階舉行冠禮，用醴酒來行禮，其他兒子不能參與，這是為了尊重正統、明確嫌疑。這並非隻是虛增禮儀形式，而是內心對他們有區彆對待，所以禮能探究內心的情感並表現在外。聖人的一舉一動、日常起居所親近的人、事物都能井然有序，那麼天下人就會自我修養，百姓也會順從教化。如果應當親近的人反而疏遠，應當尊貴的人反而卑下，那麼奸佞取巧的人就會趁機行動，擾亂國家。所以聖人謹慎地防範事情的開端，在事情還未發生時就加以禁止，不因為個人私情而損害公義。《傳》說：‘端正家庭，天下就能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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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漢武帝堵塞了黃河的決口宣房後，後來黃河又在館陶向北決口，形成屯氏河，向東北流入大海，河麵寬度和深度與黃河相同，所以就順其自然，沒有築堤堵塞。這一年，黃河在清河靈鳴犢口決口，屯氏河因此斷流。
評論
漢元帝永光三年至五年，西漢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水利等多方麵都經曆了一係列顯著變化，這些變化深刻地反映出王朝在這一時期麵臨的複雜局勢與潛在危機。
政治層麵，漢元帝對官員的任命與調動頻繁，如馮奉世的升遷、許嘉擔任大司馬等。然而，朝堂內部權力鬥爭依舊激烈，石顯憑借權勢掌控尚書事務，打壓異己，周堪和張猛雖一度被重新啟用，但最終仍遭石顯陷害，這不僅體現出石顯的專權跋扈，更凸顯出漢元帝未能有效製衡權力，導致朝廷政治生態持續惡化，正直之士難以施展抱負，政治決策易受奸佞影響。
經濟上，恢複鹽鐵官與增加博士弟子員，旨在解決財政用度不足與培養人才，但百姓大量複除使得徭役供給困難，反映出國家在經濟政策調整時麵臨的困境與矛盾，也暗示了當時社會經濟結構可能存在深層次問題，國家在平衡財政、民生與人才培養等方麵舉步維艱。
文化與禮儀方麵，漢元帝遵循貢禹、韋玄成等人的建議，對宗廟製度進行大規模改革，撤銷多處陵園與郡國宗廟。這一舉措雖意在遵循古禮，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衝擊了傳統的祭祀文化和社會的宗法觀念，引發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同時也反映出漢元帝在文化政策上的搖擺不定，缺乏對文化傳承與變革的謹慎考量。
社會層麵，匡衡的上疏揭示出當時社會存在諸多問題。漢元帝對儒術和文辭的喜好引發政策頻繁變動，致使群臣和百姓無所適從，社會秩序出現混亂跡象。此外，宮廷內部的寵愛失衡，傅昭儀及其子劉康備受寵愛，遠超皇後和太子，這可能引發宮廷內部的矛盾鬥爭，影響政權的穩定傳承，也為後續的政治動蕩埋下隱患。
水利方麵，黃河的決口與屯氏河的斷流，不僅給當地百姓帶來嚴重的水災，影響了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也反映出當時水利設施的維護和治理存在不足，國家在應對自然災害時缺乏有效的應對機製，這對以農業為基礎的西漢王朝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
總體而言，永光年間的西漢王朝看似在進行各種改革與調整，但實則在諸多方麵陷入困境。漢元帝的決策未能有效解決王朝麵臨的問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內部矛盾與社會混亂。這些問題相互交織，逐漸侵蝕著西漢王朝的根基，使其在衰落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也為後世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治理等方麵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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