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甲辰年）
春天，二月戊子日，劉秀回到宮中。
夏天，四月庚辰日，大司徒戴涉因為被牽連進原太倉令奚涉的罪行，被關進監獄後死去。劉秀因為三公要連坐，就下策書罷免了大司空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重，劉秀親自去看望他，問他有什麼想說的，吳漢回答說：“我愚笨，沒什麼見識，隻希望陛下千萬謹慎，不要輕易赦免罪犯。”五月辛亥日，吳漢去世；劉秀下詔按照大將軍霍光的舊例為他送葬。吳漢性格剛強堅毅，每次跟隨劉秀出征，劉秀沒安頓好，他就一直側著腳站著。將領們看到作戰形勢不利，有的人就驚慌恐懼，失去常態，吳漢卻神色自若，還在整理兵器，激勵官兵。劉秀有時派人去看大司馬在做什麼，回來報告說吳漢正在準備作戰進攻的器具，劉秀就感歎說：“吳漢還算能振奮人心，他一人就仿佛抵得上一個敵國啊！”每次出征，吳漢早上接到詔令，晚上就出發，從來沒有花時間準備行裝的日子。在朝廷上，他謹小慎微，質樸忠厚，從外表就能看出來。吳漢曾經出征在外，他的妻子兒女在後方購置田產，吳漢回來後，責備他們說：“軍隊在外打仗，官兵們物資都不充足，你們為什麼還要大量購買田宅呢！”於是把這些田宅全部分給了兄弟和外戚。所以他能一直擔任官職，最終功成名就。
匈奴侵犯上黨、天水，接著又打到扶風。
劉秀被風眩病困擾，病情嚴重，就讓陰興兼任侍中，在雲台廣室接受臨終囑托。後來劉秀病好了，召見陰興，想讓他代替吳漢做大司馬，陰興磕頭流淚，堅決推辭說：“我不是愛惜自己的性命，實在是怕有損陛下聖德，不能隨便擔當這個職位！”他發自內心的至誠之情，感動了身邊的人，劉秀就聽從了他的請求。
太子太傅張湛，自從郭皇後被廢後，就稱病不上朝，劉秀強行讓他出來，想讓他做司徒，張湛堅決以病重為由推辭，說自己不能再擔任朝廷事務，於是劉秀就不再勉強他。六月庚寅日，劉秀任命廣漢太守河內人蔡茂為大司徒，太仆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日，劉秀任命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代理大司馬的事務。
乙未日，劉秀將中山王劉輔改封為沛王。任命郭況為大鴻臚，劉秀多次到他家，賞賜給他大量的金銀布帛，豐厚得無人能比，京城的人都把郭況家稱作“金穴”。
秋天，九月，馬援從交趾回來，平陵人孟冀前去迎接並慰勞他。馬援說：“如今匈奴、烏桓還在侵擾北方邊境，我想主動請求去攻打他們，男子漢就應該死在邊疆野外，用馬皮裹著屍體回來埋葬，怎麼能躺在床上，死在兒女手中呢！”孟冀說：“確實啊！作為有誌之士就應該這樣！”
冬天，十月甲午日，劉秀前往魯地、東海、楚地、沛國。
十二月，匈奴侵犯天水、扶風、上黨。
壬寅日，劉秀回到宮中。
馬援主動請求攻打匈奴，劉秀答應了他，讓他出兵駐紮在襄國，還下詔讓百官為他送行。馬援對黃門郎梁鬆、竇固說：“人一旦富貴了，應該還能適應貧賤的生活；像你們這樣的，要想一直富貴不貧賤，就要處在高位時堅守自己的操守。好好想想我這話！”梁鬆是梁統的兒子；竇固是竇友的兒子。
劉尚進兵後與棟蠶等連續交戰，每次都打敗他們。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乙巳年）
春天，正月，劉尚追擊到不韋，斬殺了棟蠶的首領，西南各個夷族都被平定。
烏桓和匈奴、鮮卑聯合起來入侵，代郡以東地區深受烏桓之害。烏桓人居住的地方離邊塞很近，早上從帳篷出發，傍晚就能到城郭，代郡、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這五郡的百姓，每家都深受其害，以至於郡縣遭到破壞，百姓四處流亡，邊疆地區一片蕭條，再也看不到人的蹤跡。秋天，八月，劉秀派馬援和謁者分彆修築防禦工事，逐漸恢複設立郡縣，有的地方暫時隻設太守、縣令、縣長，來招回流亡的百姓。居住在上穀塞外白山的烏桓人最為強大富有，馬援率領三千騎兵攻打他們，沒有取得戰果就回來了。鮮卑一萬多騎兵侵犯遼東，太守祭肜率領幾千人迎擊，他親自穿上鎧甲衝入敵陣。敵人紛紛奔逃，跳入水中淹死的超過一半，祭肜於是窮追不舍，一直追到塞外。敵人慌亂之下，都扔掉兵器，光著身子四處逃散。從這以後，鮮卑人非常害怕，畏懼祭肜，不敢再窺視邊塞。
冬天，匈奴侵犯上穀、中山。
莎車王賢越來越驕橫，想要兼並西域各國，多次攻打其他國家，還加重賦稅征收，各國既憂愁又恐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個國家都派王子到漢朝做人質，獻上他們的珍寶；等見到劉秀時，都流著淚磕頭，希望漢朝能派出都護。劉秀因為中原剛剛安定，北方邊境還沒有平定，就把各國的人質都送回去了，還給予豐厚的賞賜。各國聽說漢朝不派都護，人質又都回去了，非常擔憂害怕，就給敦煌太守發文書說：“希望能留下人質給莎車看，就說人質被留下了，都護很快就會來，希望能暫時讓莎車停止用兵。”裴遵把這個情況報告給劉秀，劉秀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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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丙午年）
春天，閏正月丙戌日，劉秀前往長安；二月己巳日，回到洛陽。
夏天，五月乙未日是月底，發生了日食。
秋天，九月戊辰日，發生地震。
冬天，十月壬子日，大司空朱浮被免職。
癸醜日，劉秀任命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當初，陳留人劉昆擔任江陵縣令時，縣裡發生火災，劉昆對著大火磕頭，火很快就滅了；後來他擔任弘農太守，老虎都背著幼崽渡過黃河離開了。劉秀聽說後覺得很驚奇，征召劉昆代替杜林擔任光祿勳。劉秀問劉昆說：“之前你在江陵，反轉風向撲滅大火，後來在弘農，老虎向北渡河離開，你是推行了什麼德政才導致這些事發生的呢？”劉昆回答說：“這隻是偶然罷了。”劉秀身邊的人都笑了，劉秀感歎說：“這才是忠厚長者說的話啊！”回頭讓人把這件事記錄在史冊上。
這一年，青州發生蝗災。
匈奴單於輿去世，他的兒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繼位；烏達鞮侯又去世了，他的弟弟左賢王蒲奴繼位。匈奴境內連年乾旱，又發生蝗災，幾千裡土地寸草不生，人和牲畜因饑餓和瘟疫，死亡損耗超過一半。單於害怕漢朝趁著他們衰敗進攻，就派使者到漁陽請求和親；劉秀派中郎將李茂回訪匈奴。
烏桓趁著匈奴衰弱，打敗了匈奴，匈奴向北遷徙了幾千裡，大漠以南地區空了出來。劉秀下詔撤銷各邊境郡縣的了望哨所和駐守的官兵，用財物招降烏桓。
西域各國的人質在敦煌停留了很長時間，都因思念家鄉而想回去。莎車王賢知道漢朝不會派都護來，就打敗了鄯善，又攻打並殺死了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說：“希望能再派兒子到漢朝做人質，再次請求漢朝派都護；如果都護不派來，我們實在會被匈奴逼迫。”劉秀回複說：“現在漢朝的使者和大軍沒辦法派出去，如果各國實在力不從心，想向東、向西、向南、向北發展，都隨你們自己的意願。”於是鄯善、車師又歸附了匈奴。
班固評論說：漢武帝的時候，謀劃製服匈奴，擔心匈奴聯合西方各國，勾結南方羌人，於是在河曲地區設立標誌，設置了四個郡，打開玉門關，開通西域，來斬斷匈奴的右臂，隔絕匈奴與南方羌人、月氏的聯係。單於失去援助，因此遠遠地逃走，大漠以南地區沒有了匈奴的王庭。當時正趕上漢文帝、漢景帝實行無為而治，讓百姓休養生息五代人，國家財力充足，兵馬強盛。所以看到犀牛角、棉布、玳瑁，就設立了珠厓等七個郡；因為蒟醬、竹杖，就開辟了牂柯、越巂；聽說有天馬、葡萄，就與大宛、安息建立聯係；從此，遠方不同地方的奇異物品，從四麵八方運來。於是修建苑囿，擴建宮室，掛起華麗的帷帳，享用精美的服飾和玩物。設置酒池肉林，用來款待四方外族的客人，表演魚龍角抵等雜技，讓他們觀看。至於贈送財物，使者們萬裡往來，軍旅的費用，多得無法計算。以至於到後來費用不足，就實行酒的專賣，管理鹽鐵事務，鑄造白金貨幣，製造皮幣，連車船都要征稅，甚至六畜也要收稅。百姓財力耗儘，接著又遇上災年，盜賊紛紛興起，道路都被阻斷，朝廷派出直指使者，他們穿著錦繡衣服，手持斧杖，在各郡國斬殺盜賊，這之後才平定下來。所以漢武帝末年放棄了輪台地區，還下了表示哀痛的詔書，這難道不是聖明仁德的君主也會後悔的事嗎！
況且通往西域，近處有龍堆沙漠，遠處有蔥嶺，還有身熱、頭痛、懸度等險要之地，淮南王、杜欽、揚雄的論述，都認為這是天地用來劃分區域，隔絕內外的。西域各國，各有自己的君主，兵力分散弱小，沒有統一的領導，雖然附屬匈奴，但並不親近歸附；匈奴能得到他們的馬匹、牲畜、毛氈、毛毯，卻不能統率他們，讓他們一起進退。西域與漢朝隔絕，路途又遙遠，得到它對漢朝沒有什麼益處，放棄它對漢朝也沒有什麼損害，漢朝有盛德，不需要從西域獲取什麼。所以從建武年間以來，西域各國思念漢朝的威望和恩德，都樂意歸附漢朝，多次派使者到漢朝送人質，請求漢朝派都護。聖上遠觀古今，根據當時的情況，推辭沒有答應；這就如同大禹有序地安置西戎，周公辭讓白雉，漢文帝拒絕千裡馬，情義都兼顧到了啊！
評論
這段曆史生動展現了東漢初期政權鞏固過程中的內憂外患與帝王將相的政治智慧，折射出王朝治理的複雜圖景。
從內政角度看，權力中樞的人事變動充滿戲劇性。大司徒戴涉因司法牽連喪命，大司空竇融受連帶責任被免職，凸顯東漢初年"三公連職"製度下的高壓問責機製。吳漢作為武將典範，以"慎無赦"的臨終諫言展現政治遠見，其"隱若敵國"的軍事才能與清廉作風，成為後世將領的標杆。陰興辭讓大司馬一職，既彰顯謙遜品格，也暗含對權力更迭的謹慎態度；而張湛以病拒官，或許是對宮廷鬥爭的主動回避，反映出朝堂暗流湧動的生存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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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局勢方麵，匈奴、烏桓、鮮卑的侵擾使東漢北疆防線長期承壓。馬援"馬革裹屍"的請戰宣言，不僅是個人報國情懷的體現，更揭示了東漢王朝主動防禦的戰略思維。祭肜以少勝多擊潰鮮卑，創造軍事奇跡，卻也暴露出東漢在邊疆兵力調配上麵臨的捉襟見肘。西域問題上，莎車王賢的擴張野心與諸國對都護府的迫切需求，折射出中亞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光武帝拒絕設立都護，雖看似保守，實則是基於國力考量的務實決策，避免陷入西域紛爭的泥潭。
在天人關係與民生治理上，日食、地震、蝗災等災異頻發，既引發時人對"天人感應"的思考，也考驗著朝廷的救災能力。劉昆"反風滅火虎北渡河"的神奇政績，雖被皇帝認可，卻暗含對地方治理神話的諷刺。而匈奴因天災內亂主動請和，烏桓趁勢崛起，展現出遊牧民族勢力消長的動態平衡，也為東漢調整邊疆政策提供了契機。
班固的史論則將這段曆史置於更宏大的時空維度。他既肯定漢武帝開拓西域的戰略意義，也深刻反思其窮兵黷武的代價，認為光武帝"因時之宜"的決策，實現了對西域政策的理性回歸。這種曆史觀既體現對前朝經驗的批判性繼承，也為後世處理邊疆事務提供了重要參照。
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曆史充分展現了東漢政權在危機中尋求平衡、在挑戰中探索發展的治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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