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公元84年，甲申年）
春天，閏正月辛醜日，濟陰悼王劉長去世。
夏天，四月己卯日，分割東平國部分土地，封東平獻王的兒子劉尚為任城王。
六月辛酉日，沛獻王劉輔去世。
很多向朝廷提建議的人都說：“各郡國舉薦人才，大多不按功勞和政績的次序，所以官員們儘職的態度越來越懈怠，政務也逐漸荒廢，這過錯在於州郡。”章帝下詔讓公卿朝臣們對此事進行討論。大鴻臚韋彪上奏建議說：“國家致力於選拔賢才，而賢才以孝行作為首要標準，所以要找忠臣，必定要從孝子家庭中尋找。人的才能和品行很少能兼備，就像孟公綽做晉國趙氏、魏氏的家臣很合適，但卻不能勝任滕國、薛國的大夫。忠孝的人，心地往往比較仁厚；那些苛刻嚴酷的官吏，心地往往比較刻薄。選拔士人應該以才能和品行優先，不能隻看門第資曆。但關鍵還在於選拔好俸祿二千石的官員。如果二千石的官員賢能，那麼他們舉薦的人才就都能稱職。”韋彪又上疏說：“天下的關鍵在於尚書，尚書的選拔，怎麼能不重視呢！但近來很多人是從郎官越級提拔到這個位置的，他們雖然熟悉法令條文，擅長應對，但這種小聰明，大多沒什麼大才能。應該借鑒古代嗇夫言辭敏捷但被認為不可大用的教訓，多想想絳侯周勃質樸少言卻能成就大功的事例。”章帝對韋彪的建議都予以采納。韋彪是韋賢的玄孫。
秋天，七月丁未日，章帝下詔說：“法律規定：‘拷問犯人隻能用板子、荊條打，或者讓犯人站立’；《令丙》中也規定了刑杖的長短尺寸。自從以前那些大案發生以來，拷問犯人的手段大多過於殘酷，像鑽、鑷之類的酷刑，讓人痛苦不堪。想到這些痛苦，我心裡很是不忍。應該趁著秋冬時節審理案件，明確禁止使用這類酷刑。”
八月甲子日，太尉鄧彪被免職，任命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癸酉日，章帝下詔更改年號。
丁酉日，章帝到南方巡視。下詔說：“我所經過道路上的郡縣，不許專門設置儲備物資。命令司空親自帶領役夫去搭建橋梁。如果有地方派使者前來迎接，打聽我的日常起居，二千石官員要受處罰。”
九月辛醜日，章帝到了章陵；十月己未日，又到了江陵；返回途中，到了宛城。章帝召見前臨淮太守、宛城人朱暉，任命他為尚書仆射。朱暉在臨淮任職時，有很好的政績，百姓歌頌他說：“剛強正直，自行其道，南陽朱季朱暉字季），官吏畏懼他的威嚴，百姓懷念他的恩惠。”當時朱暉因犯法被免職，在家閒居，所以章帝把他召來任用。十一月己醜日，章帝回到宮中。尚書張林上奏說：“國家經費不足，應該自己煮鹽獲利，並且重新實行漢武帝時的均輸法。”朱暉堅持認為不可以，說：“均輸法跟商人做買賣沒什麼區彆，把鹽利都歸官府，那麼百姓就會陷入窮困並心生怨恨，這實在不是聖明君主應該做的事。”章帝因此發怒，嚴厲斥責各位尚書，朱暉等人都把自己關進監獄。過了三天，章帝下詔把他們放出來，說：“國家樂於聽到不同的意見，朱暉這樣的老臣沒有過錯。詔書的責備就算了，為什麼要把自己關起來呢！”朱暉於是稱自己病重，不肯再在奏議上署名。尚書令以下的官員都很惶恐，對朱暉說：“現在眼看就要受到責備，怎麼能稱病呢，這禍可不小啊！”朱暉說：“我都八十歲了，承蒙皇恩能參與機密事務，應當以死報答。如果心裡明知不對，卻順從旨意隨聲附和，那就有負臣子的大義！現在我什麼都不想聽不想看，等著被處死。”於是閉口不再說話。其他尚書不知道該怎麼辦，就一起上奏彈劾朱暉。章帝怒氣消解，擱置了這件事。過了幾天，章帝下詔讓值班的郎官去問候朱暉的起居，派太醫去看病，讓太官賜給食物，朱暉這才起身謝恩；章帝又賜給他十萬錢，一百匹布，十套衣服。
魯國人孔僖和涿郡人崔駰一起在太學讀書，他們相互談論說：“孝武皇帝剛當皇帝的時候，尊崇相信聖人之道，最初五六年，號稱勝過漢文帝、漢景帝；但後來放縱自己，把以前的好做法都忘了。”隔壁房間的學生梁鬱上書，告發“崔駰、孔僖誹謗先帝，譏諷當今”，這件事交給有關部門處理。崔駰到官吏那裡接受審訊。孔僖上書為自己辯解道：“一般說的誹謗，是指實際上沒有這件事卻憑空加以誣陷。至於孝武皇帝，他政治上的好壞，都清楚地記載在漢朝的史書裡，就像太陽月亮一樣明顯，我們隻是直接說出史書上記載的事實，並不是憑空誹謗。皇帝做的好事壞事，天下人沒有不知道的，這些都是有原因導致的，所以不能因為議論這些就治人的罪。況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治教化沒有過失，而對百姓的恩澤卻增加了，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們又為什麼要譏諷呢！假如我們指責的確實對，那本來就應該改正；要是說得不對，也應該寬容，又有什麼罪呢！陛下不推究事情的根本，不深謀遠慮，隻是肆意發泄個人的忌諱來滿足自己心意，我們被殺，死就死吧，隻是擔心天下人，一定會改變看法，從這件事來揣度陛下的心思，從今以後，如果看到不合理的事，就再也沒有人敢說了。齊桓公親自宣揚他先君的過錯來啟發管仲，這樣之後群臣才能儘心進諫，現在陛下卻想為已經過去十代的武帝隱瞞事實，這難道不是和齊桓公不一樣嗎！我擔心有關部門突然構陷我們，讓我們含恨蒙冤，沒辦法自己辯解，使得後世的議論者擅自把陛下和不好的事情聯係起來，難道還能讓子孫後代再去掩蓋嗎！我恭敬地到宮門前等待嚴厲的懲處。”奏章呈上後，章帝立刻下詔不再追究，還任命孔僖為蘭台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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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壬子日，章帝下詔：“以前因為犯妖言惑眾等罪而被禁錮三代親屬的，現在一律免除禁錮，隻是不能在宮中擔任宿衛而已。”
廬江人毛義，東平人鄭均，都因為品行道義在鄉裡受到稱讚。南陽人張奉仰慕毛義的名聲，前去拜訪他，剛坐下，官府的公文恰好送到，任命毛義為安陽令，毛義拿著公文進來，臉上露出喜悅的神色，張奉心裡很看不起他，就告辭離開了。後來毛義的母親去世，朝廷征召他，他都不去，張奉這才感歎說：“賢人真是不可捉摸。以前他的喜悅，是為了母親才委屈自己啊。”鄭均的哥哥是縣裡的官吏，經常接受彆人送的禮物，鄭均勸諫他不聽，就自己出去做雇工，一年多掙到一些錢和布帛，回來後給哥哥說：“東西沒了還能再得到，做官吏要是因為貪汙犯罪，一輩子就毀了。”哥哥被他的話感動，從此變得廉潔。鄭均後來做官做到尚書，又被免職回家。章帝下詔褒獎寵愛毛義、鄭均，賜給他們每人一千斛穀物，每年八月讓地方長官去問候他們的生活情況，還額外賜給羊和酒。
武威太守孟雲上奏說：“北匈奴又希望和漢朝的官吏百姓進行貿易。”章帝下詔同意了。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趕著一萬多頭牛馬前來和漢朝交易，南單於派輕裝騎兵從上郡出發去搶劫，大獲而歸。
章帝又派遣代理司馬和恭等人率領八百士兵到班超那裡，班超於是征發疏勒、於窴的軍隊攻打莎車。莎車用財物引誘疏勒王忠，忠就反叛了，跟隨莎車，向西據守烏即城。班超於是改立疏勒的府丞成大為疏勒王，征發所有沒有反叛的人去攻打忠。班超派人勸說康居王抓住忠並帶回自己的國家，烏即城於是投降。
評論
元和元年的曆史片段，像一幅“政策調整與人性百態”的拚圖，藏著不少值得咂摸的治理智慧和處世哲學。
“乾部選拔”的爭論至今仍有回響。韋彪提出“選賢先看忠孝”“二千石賢則貢舉得人”，簡直是古代版“抓關鍵少數”。他還吐槽“尚書多從郎官超升，隻有小聰明沒大能耐”，直指“破格提拔”可能藏著的隱患——就像現在說的“不能隻看短期表現，得看綜合素質”。這種“重德行、重基層曆練”的思路，放到今天的人才選拔中依然適用。
司法改革的“溫柔一刀”見真章。章帝下詔禁止酷刑，強調“秋冬治獄”，本質是想給嚴苛的司法加點“人情味”。這可不是小打小鬨——古代“刑訊逼供”是常態，能明文限製“鑽鑿等酷法”，相當於給司法畫了條紅線。這種“少用暴力多講程序”的傾向，算是對“法治文明”的樸素追求。
朝堂上的“剛直派”太圈粉了。朱暉硬剛“均輸法”，敢跟皇帝叫板“這跟官倒沒區彆”，被罵了還自請入獄，甚至以死相抗“明知不可就不能順從”。這股“認死理”的勁兒，比那些“揣著明白裝糊塗”的圓滑官兒可愛多了。章帝最後“轉怒為誇”，也算是給了耿直者體麵——有時候，治理者就需要這種“聽得進逆耳忠言”的雅量。
孔僖的“辯護詞”堪稱古代“言論自由”教科書。麵對“誹謗先帝”的指控，他邏輯清晰：“史書明擺著的事，說真話不算誹謗”“皇帝好壞天下皆知，堵嘴不如改錯”，最後還拿齊桓公舉例“敢揭祖先短才能成大事”。這番話懟得漂亮，也讓章帝展現了難得的開明——不搞“文字獄”，允許議論先帝，這種胸襟在封建時代可不多見。
小人物的“大義”比高官顯爵更動人。毛義為了母親“裝喜做官”，鄭均靠做傭工勸兄廉潔，這倆“民間道德模範”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了“孝”與“廉”。皇帝專門下詔慰問，給羊給酒，其實是在樹“價值觀標杆”——比起空洞的說教，普通人的善行更能帶動風氣。
邊疆那點事兒還是“打打談談”的循環。北匈奴來互市，南單於就去“搶生意”，典型的“邊貿搭台，軍事唱戲”。班超在西域繼續“拆台”：莎車收買疏勒王，他就換王平叛，還聯合康居王“抓叛徒”，把“以夷製夷”玩得溜。這也說明，邊疆穩定從來不是“一刀切”，得貿易、軍事、外交多手抓。
總的來說，元和元年像個“政策調整試驗場”：選官重德行、司法去酷法、朝堂容直言、民間樹榜樣，章帝在努力給王朝“鬆綁”。雖然也有“皇帝一時怒”的小插曲，但整體在往“寬厚”走。這些嘗試告訴我們：治理的關鍵，永遠是在“原則”與“靈活”、“約束”與“包容”之間找平衡——這道理，古今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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