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安皇帝在位前期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丁未年）
春天，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蜀郡邊界外的羌人歸附了咱們這邊。
二月丁卯日，從清河國劃分出一塊地方，封皇帝的弟弟常保為廣川王。
庚午日，司徒梁鮪去世了。
三月癸酉日，出現了日食。
己卯日，永昌邊界外僬僥族的夷人陸類等整個種族都來歸附咱們。
甲申日，把清河孝王葬在廣丘，由司空、宗正負責操辦喪事，葬禮規格比照東海恭王。
自從和帝喪事結束之後，鄧騭兄弟時常住在宮中，鄧騭不想長時間住下去，一再請求回到自己的府邸，太後就允許了。在夏天的四月，朝廷大動作，封了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還有城門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個個都成了列侯，每人還都有一萬戶食邑。鄧騭因為有定策的大功，額外再增加三千戶。不過呢，鄧騭和他的幾個弟弟，不想接受這些賞賜，堅決推辭。朝廷不同意，他們乾脆躲著來傳達旨意的使者，千難萬險地跑到皇宮，一次又一次地上奏疏，陳述自己的想法，來來回回有五六次，朝廷這才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五月，甲戌日，朝廷任命長樂衛尉魯恭當司徒。魯恭向皇帝進言說：“過去的製度規定，立秋的時候才執行輕微刑罰。但從永元十五年開始，改成在孟夏時節執行。結果呢，刺史、太守就在盛夏時節征召農民，把人拘起來審問查驗，沒完沒了地拖著。這對上違背了時令節氣，對下又耽誤了農業生產。其實《月令》裡說‘孟夏斷薄刑’，是指那些輕罪已經判定，隻是不想讓犯人長時間關押，所以才及時判決。我覺得現在孟夏的這個製度，應該按照《月令》裡的規定來。以後判決案件、審查犯人，都以立秋為界限。”魯恭又上奏說：“孝章皇帝為了輔助天地人三正的微意，製定法律明確規定，所有案件都要在冬至之前判決。但有些跟國家不是一條心的小官吏，一到十一月，隻要抓到犯死罪的人，也不管是非曲直，馬上就殺掉，就算有可疑的地方，也不再重新審理。應該規定，犯了死罪的，要到冬月過完才判決。”朝廷對魯恭這些建議都采納了。
丁醜日，皇帝下詔，封北海王劉睦的孫子壽光侯劉普為北海王。
九真境外以及夜郎的蠻夷部落，整個地區都主動歸附漢朝。
西域都護段禧等人雖然守住了龜茲，但道路被阻斷，文書無法傳遞。朝廷裡討論這事的公卿大臣們覺得“西域又遠又難到達，還多次發生背叛事件，派官吏和士兵去屯田，花費沒完沒了”。六月，壬戌日，朝廷決定撤銷西域都護，派騎都尉王弘征調關中的部隊，去迎接段禧以及梁慬、趙博，還有伊吾盧、柳中屯田的官吏和士兵回來。
當初，燒當羌部落的首領東號的兒子麻奴，跟著他爸來投降漢朝，住在安定郡。當時那些投降的羌人分布在各個郡縣，都被當地官吏、百姓中的豪門大族當苦力使喚，心裡積攢了一堆愁怨。等到王弘往西去迎接段禧，征調金城、隴西、漢陽的羌人好幾百上千騎兵一起去，郡縣催得又急。這些羌人害怕去遠方屯守回不來，走到酒泉的時候，就有不少人逃跑叛亂了。各郡又紛紛派兵阻攔，有的還把羌人的營帳給搗毀了。這下，勒姐、當煎部落的大首領東岸等人更加驚恐，一下子全都崩潰反叛。麻奴兄弟也跟著族人一起往西逃出塞外。先零部落的分支滇零，以及鍾羌等部落，開始大肆搶劫，還切斷了隴道。當時羌人歸附漢朝已經很久了，早就沒有武器盔甲，有的人就拿著竹竿樹枝當戈矛，有的人背著案板當盾牌，還有人舉著銅鏡假裝是兵器，郡縣的官員膽小怕事，根本管不了。丁卯日，朝廷赦免了那些聯合起來謀劃叛逆的羌人的罪行。
秋天，九月，壬午日，太尉徐防因為出現災異現象，還有盜賊作亂，被皇帝下詔書免職。三公因為災異被免職，就是從徐防開始的。辛未日，司空尹勤因為大雨成災、洪水泛濫，也被免職。
仲長統在《昌言》裡說：光武皇帝對過去幾代皇帝失去權力這事很生氣，對那些權臣竊取國家命運也很憤怒，結果矯枉過正，權力不交給下麵的官員。雖然設置了三公，但政務都歸尚書台管。從那以後，三公的職位就跟充個數差不多。然而一旦國家治理得不好，還是要譴責三公。權力轉移到外戚手裡，寵信身邊的宦官。他們親近自己的黨羽，任用自己人，在京城到處安插，在各個郡縣也布滿勢力。把賢能和愚蠢的人顛倒過來，在選拔人才上做手腳。讓沒本事的人守著邊境，讓貪婪殘暴的人治理百姓，攪得老百姓不得安寧，還惹得四方的少數民族憤怒，導致叛亂，天下大亂，百姓怨氣衝天，陰陽失調，日月星辰都出問題，怪異現象頻繁出現，害蟲吃莊稼，水災旱災不斷。這些都是外戚和宦官造成的，結果卻把責任推給三公，甚至讓三公被處死、免職，這真的讓人想仰天大喊，哭到吐血啊！而且，中期選三公的時候，就挑那種清正老實、循規蹈矩的人，這就是些像婦女一樣守規矩，在鄉裡還算常見的普通人罷了，哪有資格處在三公的位置上啊！形勢已經那樣了，選人又這樣，卻還指望三公能為國家立下大功，給百姓帶來好處，這差距也太大了吧！以前漢文帝對鄧通那是相當寵愛，但還是能讓申徒嘉實現自己的誌向。要是能像這樣任用三公，還怕身邊的那些小臣乾什麼呢！可到了近代，外戚和宦官，要是請托他們的事辦不成，或者他們心裡不爽了，馬上就能讓人陷入意想不到的災禍，怎麼可能彈劾糾正他們呢！以前是給三公的權力大，但對他們的要求輕；現在是給三公的權力小，對他們的要求卻重。光武帝削弱三公的權力，到現在變得更嚴重了；不把權力交給外戚，幾代之後就不行了。這就是親近和疏遠的形勢不一樣造成的啊！現在的皇帝要是真能把權力都交給三公，明確分工、要求他們完成職責，如果官員們坑害百姓，選拔任用的人不賢能，百姓不得安寧，打官司的不斷，天地經常出現異常變化，人和事物都有怪異現象，到那時候再讓三公分擔這些罪責也不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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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日，皇帝下詔書說：太仆、少府把黃門鼓吹的人員削減一些，去補充羽林士；那些馬廄裡的馬，隻要不是皇帝日常乘坐車輛所用的，喂養的食物都減少一半；各種正在進行的建造工程，隻要不是用來供奉宗廟、陵園的，都先暫停。
庚寅日，太傅張禹當了太尉，太常周章做了司空。
大長秋鄭眾、中常侍蔡倫這些人，那可都是手握大權，摻和朝政。周章多次耿直發言，可太後壓根不聽他的。一開始呢，太後覺得平原王劉勝身體一直有病，就貪圖殤帝還是個小娃娃，抱過來當自己兒子養著，然後就立殤帝為帝。結果殤帝掛了之後，大臣們覺得劉勝的病也不是啥好不了的絕症，都想立劉勝當皇帝。太後呢，因為之前沒立劉勝，怕之後劉勝記恨報複，就把現在這位皇帝迎過來立了。周章一看，大家心裡都不咋服這新皇帝啊，就偷偷計劃著關閉宮門，把鄧騭兄弟還有鄭眾、蔡倫都給乾掉，再劫持尚書，把太後趕到南宮去，把現在這位皇帝封為偏遠地方的王，然後擁立平原王劉勝當皇帝。計謀被發現後，冬季十一月丁亥日周章自殺。
戊子這天，皇帝下令給司隸校尉以及冀州、並州的刺史，說：“老百姓被謠言嚇到啦，都拋棄了老房子，拖家帶口的，老的小的一起，在大路上狼狽不堪，窮困潦倒。你們各自趕緊督促手下的官員，親自去給百姓講明白：要是想回自己老家的，當地就給開個通行文書；要是不想回去，也彆強求。”
十二月乙卯日，朝廷讓潁川太守張敏當上了司空。
還下詔命令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帶著五營以及各郡總共五萬人的軍隊，駐紮在漢陽，防備羌人。
這一年，有十八個郡國發生地震，四十一個地方發大水，二十八個地方刮大風、下冰雹。
鮮卑的老大燕荔陽跑到京城來朝賀。太後賜給燕荔陽王的印綬，還有紅色的車子，三匹馬駕的車，讓他住在烏桓校尉所在的寧城之下，開通了和胡人的貿易市場，還順便建了南、北兩座用來安置人質的館舍。鮮卑一百二十個部落，每個部落都派人來當人質。
評論
永初元年，是東漢孝安皇帝在位的起始之年，這一年的曆史記載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東漢中期政治體製的深層矛盾與邊疆治理的嚴峻挑戰。從朝廷中樞的權力博弈到邊疆民族的衝突再起，從製度調整的嘗試到天災人禍的交織，這一年的諸多事件共同構成了東漢由盛轉衰的曆史注腳。
在政治權力結構方麵，鄧氏外戚集團的崛起與謙退形成了獨特的政治景觀。鄧騭兄弟因定策擁立之功獲封列侯，卻通過五六次的堅決辭讓展現出政治智慧。這種“辭封”行為既符合儒家“謙德”的倫理要求，又巧妙地規避了外戚專權的輿論風險，實則鞏固了鄧氏家族在朝堂的核心地位。然而，權力格局的失衡已初現端倪。太傅張禹、太尉徐防等三公雖獲高位，卻在實際政務中被邊緣化，正如仲長統在《昌言》中所批判的“光武矯枉過正，權力歸尚書台，三公形同虛設”。這種權力架構的扭曲，為後來的政治動蕩埋下伏筆。周章謀反事件更是暴露了皇位繼承背後的深刻裂痕，太後為維護自身權威而立幼主的決策，引發了朝堂內部的合法性危機，最終以周章自殺收場，凸顯了外戚專權與官僚集團的尖銳矛盾。
邊疆治理的潰敗是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危機。西域都護的撤銷標誌著東漢對西域經營的重大退縮，公卿大臣以“花費沒完沒了”為由放棄西域，反映出帝國財政的窘迫與戰略視野的短視。這一決策不僅使東漢失去了對絲綢之路的控製，更直接引發了羌人叛亂的連鎖反應。燒當羌首領麻奴的反叛並非偶然，羌人被郡縣官吏當作苦力使喚的遭遇，以及朝廷征調羌騎時的急促逼迫，點燃了積壓已久的民族矛盾。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叛亂羌人“持竹竿樹枝為戈矛，背案板為盾牌”的細節，既展現了羌人的困窘，更暴露了東漢地方軍備的廢弛。朝廷最終派遣鄧騭、任尚率領五萬大軍屯守漢陽，卻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壓迫的結構性問題，羌患自此成為困擾東漢數十年的邊患。
製度調整與天災應對則體現了傳統治理模式的局限與彈性。司徒魯恭關於刑罰時令的建議被采納，反映出儒家“天人感應”思想對司法製度的深刻影響，將刑罰執行與自然節律相協調的嘗試，體現了古代治理的生態智慧。但在實際執行中，基層官吏“十一月輒殺死罪”的現象，暴露了製度條文與實踐之間的巨大鴻溝。麵對十八郡國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的嚴重天災，朝廷采取削減黃門鼓吹、減少馬匹飼料、暫停非急需工程等措施，展現了應急治理的初步應對能力。但這些措施多為權宜之計，未能觸及災荒頻發背後的水利失修、土地兼並等根本問題。
民族關係的另一麵，是鮮卑部落的主動歸附。燕荔陽朝賀獲封、寧城互市開設，以及一百二十個鮮卑部落遣子為質，反映出東漢邊疆政策中“以夷製夷”策略的局部成功。這種通過冊封、貿易、質子相結合的治理方式，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了北部邊疆，與西部羌人的叛亂形成鮮明對比，揭示出邊疆治理中“差異化策略”的重要性。
縱觀永初元年的曆史圖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東漢中期的三大核心矛盾：外戚專權與官僚集團的權力鬥爭、中央集權與邊疆民族的治理困境、傳統製度與現實危機的調適難題。這一年的諸多決策與事件，如多米諾骨牌般引發了後續的連鎖反應。西域失控導致絲綢之路中斷，羌人叛亂加劇財政危機，外戚乾政破壞政治平衡，天災頻發激化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的交織累積，最終將東漢王朝推向了衰落的深淵。永初元年的曆史啟示我們，一個王朝的興衰不僅取決於重大決策的得失，更在於能否構建起兼顧各方利益、具有自我修複能力的製度體係，能否在權力平衡、邊疆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麵實現動態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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