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戊申年）
春天正月，鄧騭到了漢陽。可各郡的援兵還沒到呢，鐘羌幾千人就在冀西把鄧騭的軍隊給打敗了，還殺了一千多人。梁慬往回走，到了敦煌，接到詔令讓他留下來給各路軍隊當後援。梁慬又到了張掖，把一萬多羌人打得落花流水，能逃脫的也就十分之二三。接著他又到了姑臧，羌人的大首領三百多人跑來向梁慬投降，梁慬好言安慰，還把他們送回了老家。
禦史中丞樊準看到各郡國連年不是水災就是旱災，老百姓大多又餓又窮，就上奏說：“得讓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禦這些部門，實實在在地削減那些沒啥用的東西。五府也要精簡一下京城的官吏和乾活的人。還有那些受災的郡，百姓都慘兮兮的，光靠賑濟怕是救不過來，可能名義上有救濟，實際上沒啥效果。可以參照征和元年的老辦法，派使者拿著符節去安撫，那些特彆困難的人就把他們遷到荊州、揚州那些收成好的郡。現在雖說西邊有戰事，但東邊這些地方的急事兒也得先解決呀。”太後聽了覺得有道理，就照做了。還把公田都分給了貧民，馬上提拔樊準和議郎呂倉，讓他們都代理光祿大夫。二月乙醜，派樊準去冀州、呂倉去兗州發放救濟糧，那些四處流浪的災民這才有了活路。
夏天的時候鬨旱災。五月丙寅，皇太後到洛陽寺和若盧獄去審查囚犯。洛陽有個囚犯，本來沒殺人，卻被屈打成招，自己認了罪。他又瘦又弱，被抬著來見太後，因為害怕官吏，想說冤情又不敢。快要走的時候，抬頭好像想跟太後訴說。太後發現了他的異樣，馬上把他叫回來問情況，這才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太後立刻把洛陽令抓起來關進監獄治罪。太後回宮的路上還沒到呢，大雨就嘩嘩地下起來了。
六月，京城和四十個郡國發大水，還刮大風，下冰雹。秋天七月，太白星進入北鬥星座。閏月辛醜，廣川王常保去世了，他沒兒子，封國就被取消了。
癸未，蜀郡邊界外的羌人帶著禮物歸附漢朝。
冬天，鄧騭派任尚和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領各郡的兵，和滇零等幾萬人在平襄大戰，結果任尚的軍隊慘敗，死了八千多人。這下羌人的勢力可就大起來了，朝廷都有點支架不住。湟中各個縣，一石粟米都漲到一萬錢了，老百姓死得那叫一個多，而且運輸物資也難到不行。以前的左校令河南龐參因為犯法被關在若盧做苦役，他讓兒子龐俊給朝廷上書說：“現在西邊的流民鬨得不安生，還不停地征調人力物力，又沒雨水滋潤土地，地力也恢複不過來。再加上大軍作戰，讓大家去遠處戍邊，種地的功夫都花在轉運物資上了，錢財也因為征調用光了。地都沒法開墾，莊稼也收不了，老百姓兩手空空，窮困潦倒，對明年秋天都不抱希望了。大家實在是沒力氣、沒活路了。我覺得與其大老遠運糧食去跟羌人打仗，不如集中兵力，養精蓄銳，等他們疲憊了再出手。車騎將軍鄧騭應該先帶著軍隊回來修整，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讓他督著涼州的老百姓轉移到三輔地區。減少徭役，讓大家能按時種地；停止那些亂七八糟的賦稅，讓大家能有點積蓄。這樣男的能好好種地，女的能安心織布。然後咱們再積蓄精銳力量，等他們鬆懈的時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既能給邊境的老百姓報仇，也能洗刷之前戰敗逃跑的恥辱。”奏疏送上去後，正好樊準也上奏推薦龐參，太後馬上就把龐參從苦役犯裡提拔起來，任命為謁者，讓他去西邊督率三輔地區的各路駐軍。十一月辛酉，詔令鄧騭班師回朝，留任尚駐紮在漢陽，指揮各路軍隊。還派人去迎接鄧騭，封他為大將軍。鄧騭回來的時候，大鴻臚親自去迎接，中常侍到郊外慰勞，王侯、公主以下的人都在路邊等著迎接，那場麵，可真是威風八麵，名聲傳遍了京城和周邊地區。
滇零自稱天子，在北地召集武都的參狼羌、上郡和西河的各種羌人部落，截斷了隴道，還去三輔地區搶劫，又往南攻入益州，殺了漢中太守董炳。梁慬接到詔令本來該駐紮在金城，聽說羌人攻打三輔，馬上帶兵去迎擊，在武功、美陽一帶來回作戰，連著把羌人打得節節敗退，羌人這才慢慢散開。
十二月，廣漢塞外的參狼羌投降了。
這一年，十二個郡國發生了地震。
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庚子，皇帝舉行加冠禮，大赦天下。
朝廷派騎都尉任仁督率各郡的屯兵去救援三輔。可任仁這仗打得不咋地，老是輸。當煎、勒姐羌攻占了破羌縣，鐘羌攻占了臨洮縣，還抓走了隴西南部都尉。
三月，京城鬨起了大饑荒，居然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狀。壬辰，公卿大臣們都到皇宮前請罪。皇帝下詔說：“大家一定要想想辦法讓情況好轉，來彌補我的不足。”
壬寅，司徒魯恭被罷免。魯恭兩次擔任三公的職位，選拔推薦的優秀人才做到列卿、郡守的有幾十人。可他門下那些資曆老的人，有的卻沒得到舉薦，有人就開始抱怨。魯恭聽說後，說：“學問不精進，這才是我擔心的。學生們不是還有地方推舉這一條路嗎！”他始終沒多說什麼，也不借助彆人的議論給自己辯解。學生來求學，他一定會追根究底地問問題，等學生把學問學通了，才讓他們離開。學生們都說：“魯公要是跟你討論問題，那可得好好準備，可不是能隨便過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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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四月丙寅，任命大鴻臚九江人夏勤為司徒。
三公因為國家財政不夠用，上奏建議讓官吏和老百姓交錢交糧，就能分彆得到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等不同的職位，根據交錢交糧的多少來定。
甲申，清河湣王虎威去世，沒有兒子。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劉寵的兒子延平為清河王，來繼承清河孝王的香火。
六月，漁陽的烏桓和右北平的胡人一千多人，去攻打代郡和上穀。
有個叫韓琮的漢人跟著匈奴南單於來朝見漢朝皇帝，回去後，他就忽悠南單於說：“關東發大水，老百姓都快餓死光了，可以去攻打他們。”單於居然信了他的話，就造反了。
秋天七月，海賊張伯路等人在沿海九個郡鬨事，殺了不少郡守、縣令、縣長。朝廷派侍禦史巴郡人龐雄督率州郡的軍隊去攻打，張伯路等人請求投降，可沒過多久又聚眾鬨事。
九月，雁門的烏桓率眾王無何允和鮮卑大人丘倫等人，還有南匈奴的骨都侯，合起來七千騎兵去攻打五原，和五原太守在高渠穀交戰，漢朝軍隊被打得大敗。
南單於在美稷把中郎將耿種給包圍了。冬天十一月，讓大司農陳國人何熙代理車騎將軍的事務，中郎將龐雄做副手，率領五營和邊境各郡的兩萬多士兵，又詔令遼東太守耿夔率領鮮卑和各郡的軍隊一起去攻打南單於。還讓梁慬代理度遼將軍的事務。龐雄、耿夔攻打南匈奴的薁鞬日逐王，把他打敗了。
十二月辛酉，九個郡國發生地震。
乙亥，有彗星出現在天苑星座。
這一年，京城和四十一個郡國下雨成災，並州、涼州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太後因為陰陽不調和，又老是打仗，就下詔說，年底犒賞、遣返衛士的時候，彆搞那些娛樂表演了，把驅鬼的侲子人數也減少一半。
評論
永初二年至三年的東漢王朝，正經曆著內憂外患交織的艱難歲月。這一時期的曆史記載，如同一幅飽含憂患的畫卷，清晰地展現了帝國在軍事、政治、民生等諸多領域麵臨的嚴峻挑戰，以及統治階層在風雨飄搖中的應對與掙紮。
在軍事領域，帝國的西部邊疆烽火連天，羌患成為最棘手的難題。永初二年正月，鄧騭率領的漢軍在冀西遭遇鐘羌突襲，損兵千餘人，揭開了這一時期羌亂的序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梁慬在張掖、姑臧的軍事勝利，他不僅大破羌軍，更以安撫之策收降羌人豪帥三百餘人，展現了軍事打擊與政治招撫相結合的有效邊疆策略。然而，這種局部勝利未能扭轉整體頹勢。同年冬季，鄧騭派遣任尚、司馬鈞與滇零羌軍戰於平襄，漢軍大敗，八千餘名將士陣亡，羌人勢力由此大振，朝廷幾乎失去控製能力。到永初三年，羌患進一步蔓延，當煎、勒姐羌攻陷破羌縣，鐘羌攻占臨洮縣，甚至生擒隴西南部都尉，羌亂已對帝國西部構成致命威脅。
軍事失利的背後，是帝國財政與民生的雙重困境。連年的水旱災害使百姓陷入饑困，禦史中丞樊準的上疏真實反映了當時的嚴峻形勢：“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麵對如此困境，樊準提出的減省宮廷用度、遷徙災民至富庶地區、優先解決東部災荒等建議，得到了鄧太後的采納。朝廷不僅將公田賦給貧民，更派遣樊準、呂倉分赴冀州、兗州賑災，使流民得以喘息。這些舉措雖屬必要，但也暴露了帝國救災體係的脆弱。當災害規模超出局部賑濟能力時，隻能依賴遷徙災民這種被動應對方式。
永初三年的局勢更加惡化，京師洛陽出現“民相食”的慘劇，這無疑是對帝國統治的嚴峻考驗。為緩解財政危機，朝廷不得不采取“賣官鬻爵”的權宜之計，允許吏民通過繳納錢穀獲得關內侯、虎賁郎等爵位或職位。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雖能解一時之急，卻嚴重損害了官僚體係的公信力，為日後的政治腐敗埋下隱患。
政治層麵，鄧太後的執政展現出一定的智慧與決斷力。她不僅采納樊準的救災建議，更在親錄囚徒時發現並糾正了洛陽令製造的冤案，其察言觀色、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冤案得以昭雪，甚至被時人附會為“澍雨大降”的祥瑞。然而，在處理官僚體係內部矛盾時，司徒魯恭“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門下耆舊或不蒙薦舉”的做法，反映出察舉製度在實施過程中的人情因素與製度缺陷，儘管魯恭以“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自辯，但仍難掩人才選拔中的不公問題。
邊疆危機並非僅限於羌人，永初三年還爆發了匈奴、烏桓、鮮卑的聯合叛亂。南單於在漢人韓琮的蠱惑下，誤以為“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儘”而舉兵反漢，與烏桓、鮮卑聯軍寇掠五原，大敗漢軍，並包圍美稷城。朝廷不得不派遣何熙、龐雄、耿夔等將領率重兵征討，雖取得局部勝利，但北方邊疆的動蕩已與西部羌亂形成呼應，使帝國陷入多線作戰的不利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自然災害呈現出頻發多發的特點：永初二年夏旱、六月四十大水風雹、十二月十二郡地震；永初三年雖無大規模災害記錄，但上年災害的滯後影響集中爆發，導致“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並、涼二州大饑，人相食”。頻繁的自然災害不僅加劇了民生困境，更被視為“陰陽不和”的征兆，影響著朝廷的施政決策，如鄧太後下令“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便是試圖通過縮減禮儀用度來回應上天示警。
總體來看，永初二年至三年的東漢王朝正處於內外交困的曆史節點。西部羌患的失控、北方邊疆的叛亂、全國性的災荒與饑荒、財政體係的崩潰，共同構成了帝國的生存危機。麵對這些挑戰，統治階層雖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如賑災救民、軍事征討、政治調整等，但大多屬於被動應對，缺乏係統性的長遠規劃。鄧太後的個人能力雖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危機的惡化，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帝國製度層麵的深層問題如軍事體製的僵化、財政體係的脆弱、救災機製的缺失以及官僚製度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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