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建光元年，這一年可沒消停，尤其是下半年，各種事兒層出不窮。
皇帝讓耿貴人的哥哥牟平侯耿寶監管羽林左軍車騎，還封宋楊的四個兒子為列侯，宋氏家族有十多人當上了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等官職；閻皇後的兄弟閻顯、閻景、閻耀，也都擔任卿、校之職，掌管著禁兵。從此，皇帝身邊受寵的勢力開始壯大起來。
皇帝覺得江京曾經在王府迎接自己登基有功，就封他為都鄉侯，李閏為雍鄉侯，兩人都升任中常侍，江京還兼任大長秋。他們和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以及王聖和她女兒伯榮，在宮廷內外興風作浪，競相奢侈暴虐。伯榮能隨意出入皇宮，傳遞消息，收受賄賂。司徒楊震上疏說：“我聽說治理國家要以得到賢才為根本，去除邪惡為要務。就像唐堯、虞舜任用賢能，流放四凶，讓天下人心服口服，實現了太平和諧。可如今，有品德的人沒得到任用，受寵的小人卻充斥朝廷。王聖出身低賤，有幸侍奉陛下，雖然她照顧陛下有一定功勞，但之前的賞賜已經遠遠超過了她的付出，她卻貪心不足，還在外麵結交請托，擾亂天下，玷汙朝廷，就像灰塵玷汙了日月。女子和小人，親近了他們就會得寸進尺，疏遠了就會心生怨恨，實在難以相處。應該趕緊讓王聖出宮，住在外麵，斷絕伯榮和宮廷的往來。這樣既能彰顯陛下的恩德，又能讓朝廷上下關係和諧。”皇帝把奏疏給王聖等人看了，這些受寵的人都氣得不行。而伯榮更加驕橫淫亂，和已故朝陽侯劉護的堂兄劉瑰私通，劉瑰還娶了她，並且因此當上了侍中，還繼承了劉護的爵位。楊震又上疏說：“按照製度，父親去世兒子繼承，兄長去世弟弟繼承，這是為了防止篡位。我看到詔書封劉護的遠房堂兄劉瑰繼承劉護的爵位為侯，而劉護的親弟弟劉威還在世。我聽說天子分封，是封給有功之人；諸侯授爵，是給有德行的人。現在劉瑰沒什麼功勞和德行，就因為娶了王聖的女兒，一下子就當上侍中還封侯，不符合舊製，也不合經義，百姓都議論紛紛，心裡不安。陛下應該以史為鑒，遵循正確的準則。”尚書廣陵人翟瑰也上疏說：“以前竇氏、鄧氏得寵時，權勢傾動四方，身兼數職，金銀財寶堆積如山，以至於妄圖篡奪皇位，改變國家命運。這難道不是因為權勢太大才導致這樣的禍患嗎？等到他們衰敗，人頭落地，就算想做一隻孤獨的小豬都不可能了！富貴來得太快，失去也會很突然；不通過正當途徑獲得爵位，災禍也會很快降臨。現在外戚受寵的程度，簡直和天地創造萬物的力量一樣大，自漢朝建立以來都沒有可比的。陛下您確實仁愛寬厚，想親近九族，但是國家的財富都流到了私人家裡，政權轉移到了外戚手中，重蹈覆轍，難道不會遭受挫折嗎？這是關乎國家安危的重大警示，陛下一定要深思啊！以前漢文帝舍不得花百金修建露台，用黑色布袋做帷帳，有人譏笑他節儉，漢文帝說：‘我是為天下人守護財富，怎麼能隨便浪費呢！’如今陛下親政沒多久，賞賜的費用已經數不清了。搜刮天下的財富，積聚到無功的人家，國庫都空了，百姓和財物都受到損傷。萬一有緊急情況，又要加重賦稅，百姓一旦心生怨恨反叛，危險就不遠了。希望陛下努力尋求忠貞的大臣，誅殺遠離奸佞諂媚之徒，克製自己的私欲，停止宴樂和私下的喜好，想想亡國是因為什麼，看看興國又是因為什麼，這樣或許能消除災害，迎來豐年。”這些奏疏呈上去後，皇帝都沒當回事。
秋天七月己卿日，皇帝改了年號，大赦天下。
壬寅日，太尉馬英去世。
燒當羌的忍良等人，覺得麻奴兄弟本是燒當羌的嫡傳子孫，但是校尉馬賢對他們照顧不周，心裡一直有怨氣，於是聯合起來，脅迫其他羌人部落侵犯湟中，攻打金城的各個縣。八月，馬賢率領先零羌部落去攻打他們，在牧苑交戰，結果馬賢戰敗。麻奴等人又在令居打敗了武威、張掖郡的軍隊，然後脅迫先零、沈氐等部落的四千多戶人家沿著山往西走，侵犯武威。馬賢追到鸞鳥，對他們進行招撫，有幾千個部落投降，麻奴隻好向南回到湟中。
甲子日，朝廷任命前司徒劉愷為太尉。當初，清河相叔孫光因為貪汙獲罪，他的子孫也被禁錮了兩代不能為官。到這時，居延都尉範邠又犯了貪汙罪，朝廷想按照叔孫光的例子處理。隻有劉愷認為：“《春秋》的大義是，獎勵善舉要惠及子孫，懲罰惡行隻針對本人，這是為了引導人們向善。現在讓貪汙官員的子孫也被禁錮，是從輕罪變成重罪，恐怕會連累到善良的人，這不符合先王慎重用刑的本意。”尚書陳忠也讚同這個觀點。於是皇帝下詔說：“太尉的建議是對的。”
鮮卑的其至鞬侵犯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迎擊，結果戰敗，功曹楊穆為了保護成嚴，和他一起戰死。鮮卑於是在馬城包圍了烏桓校尉徐常。度遼將軍耿夔和幽州刺史龐參征發廣陽、漁陽、涿郡的士兵前去救援，鮮卑才解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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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日，皇帝到衛尉馮石家中，在那裡吃喝了十幾天，賞賜了很多東西，還任命馮石的兒子馮世為黃門侍郎，馮世的兩個弟弟為郎中。馮石是陽邑侯馮魴的孫子，他父親馮柱娶了顯宗的女兒獲嘉公主，馮石繼承了公主的爵位，成為獲嘉侯。他很會迎合當世，所以受到皇帝的寵愛。這期間，京師和二十七個郡國下了大雨。
冬天十一月己醜日，三十五個郡國發生地震。
鮮卑又侵犯玄菟。
尚書令祋諷等人上奏，認為“孝文皇帝製定了簡約禮儀的製度，光武皇帝廢除了官吏告假奔喪三年的規定，這些製度流傳萬世，實在不應該更改，應該再次禁止大臣行三年喪禮。”尚書陳忠上疏反駁說：“高祖開國時，蕭何製定製度，大臣有告假奔喪的規定，這符合子女為父母儘孝的道理。建武初年，國家剛經曆大亂，各項政策大多追求簡易，大臣不能告假奔喪，而官員們又隻想著自己的俸祿和私利，很少有人能守三年喪禮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禮義之道確實受到了損害。陛下允許大臣守滿三年喪禮，這是非常美好的功績，沒有比這更好的了。《孟子》說過：‘尊敬自己的老人，進而推廣到尊敬彆人的老人；愛護自己的孩子，進而推廣到愛護彆人的孩子，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運轉東西一樣容易。’我希望陛下登高向北眺望，用思念甘陵的心情來體諒臣子的心，那麼天下人都會各得其所。”當時宦官們覺得這樣不方便，最終陳忠的奏疏被擱置了。庚子日，朝廷再次禁止二千石以上的官員行三年喪禮。
袁宏評論說：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使風俗淳樸美好，引導百姓為善，是順著人的本性而不強行改變他們的情感，即便這樣，百姓還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更何況是毀掉禮儀，禁止守喪，泯滅人的天性呢！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率領馬韓、濊貊的幾千騎兵包圍了玄菟，夫餘王派兒子尉仇台率領兩萬多人和州郡的軍隊一起合力打敗了他們。這一年，王宮去世，他的兒子遂成即位。玄菟太守姚光上奏，想趁著王宮去世的機會，發兵攻打高句驪，大臣們討論時都覺得可以答應。陳忠說：“王宮以前就很狡猾，姚光都沒辦法征討他，現在他死了卻去攻打，這不符合道義。應該派使者去吊唁慰問，趁機責備他們以前的罪過，赦免他們不再誅殺，希望他們以後能改過向善。”皇帝聽從了陳忠的建議。
評論
這段記載集中展現了東漢安帝時期政治腐敗、邊疆動蕩與製度搖擺的亂象，折射出王朝由衰轉亂的深層危機。
外戚與近臣專權，朝政淪為利益分贓場
安帝對親信的縱容達到了離譜的程度：
外戚集團全麵掌權：耿貴人之兄、閻皇後兄弟、宋氏家族壟斷軍政要職，尤其是閻氏兄弟“典禁兵”，直接掌控核心兵權，形成“外戚專權”的惡性循環。
宦官與乳母乾政登峰造極：江京、李閏等宦官封侯掌權，乳母王聖及其女伯榮更是公開“傳通奸賂”，甚至通過聯姻伯榮嫁劉瑰）讓無功者封侯襲爵，將官場規則踐踏殆儘。這種“內寵盛極”的局麵，本質是皇帝用私人親信架空官僚體係，導致權力失去製約。
忠言被徹底無視：楊震彈劾伯榮破壞禮製，翟瑰警告“祿去公室，政移私門”會重蹈竇、鄧覆轍，卻都被安帝當作耳旁風。帝王對“侈虐”的縱容，不僅掏空國庫“費用賞賜不可算”），更寒了天下士人之心，使朝廷失去了基本的政治倫理。
邊疆治理失效，民族衝突愈演愈烈
多線戰事的潰敗暴露了國防體係的脆弱：
羌亂陷入“鎮壓—反彈”的死循環：燒當羌因“撫恤不至”反叛，護羌校尉馬賢作戰失利，雖招降數千人，卻未能根除隱患。羌人“脅將諸種”流竄劫掠，反映出漢朝對羌地的統治已失去人心，單純軍事打擊隻會激化矛盾。
鮮卑成為北方新威脅：從居庸關入寇到圍攻馬城，鮮卑其至鞬部的攻勢越來越猛，雲中太守成嚴戰死、功曹楊穆殉職，可見北方防線已岌岌可危。朝廷隻能依賴臨時調兵救援，缺乏長期防禦規劃。
東北局勢反複：高句驪聯合馬韓、濊貊圍攻玄菟，雖被夫餘援軍擊退，但玄菟太守姚光竟想“趁喪擊之”，若非陳忠以“非義”勸阻，險些犯下激化民族矛盾的大錯。邊疆官吏的短視與殘暴，是引發部族反叛的重要推手。
製度反複與倫理割裂，統治根基動搖
朝廷在禮製與法治上的搖擺，凸顯了治理理念的混亂：
三年喪製度的“翻燒餅”：前幾年剛允許大臣行三年喪，如今因宦官反對就“複斷”，政策反複如同兒戲。陳忠引用《孟子》主張“順人情”，卻抵不過權力私利，暴露了“以禮治國”口號與政治現實的嚴重脫節。
法治的局部進步與整體倒退：劉愷反對“貪官子孫連坐”，主張“惡惡止其身”，體現了司法理性的閃光；但這無法掩蓋整體吏治的敗壞——伯榮弄權、劉瑰襲爵等違法事件無人追責，法治僅在無關痛癢的地方“講原則”，完全失去了公平性。
天災與人禍的共振：二十七處雨水、三十五處地震，在“天人感應”思想下本是“上天示警”，但安帝仍沉迷享樂如在馮石府宴飲十數日），對災異視若無睹。這種“人禍引天災”的認知，進一步削弱了王朝的合法性。
安帝統治的本質：用私人忠誠取代製度權威
安帝的執政邏輯很簡單：誰能“取悅當世”如馮石），就給誰權力和財富；誰反對親信集團，就無視誰的諫言。這種將國家公器視為私人工具的統治方式，導致：
官僚體係失去激勵：有能力者如楊震、翟瑰）被邊緣化，鑽營者如劉瑰）平步青雲，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
資源分配徹底失衡：財富集中於“無功之家”，百姓“雕傷怨叛”，社會矛盾積累到臨界點。
國防體係全麵崩潰：邊疆將領或因無能如馬賢）屢敗，或因孤立無援如成嚴）戰死，帝國的安全屏障逐漸瓦解。
這段曆史深刻揭示：當權力失去製約、製度淪為擺設、統治者沉溺私利時，即便有少數清醒者如陳忠、劉愷）的努力，也無法阻止王朝滑向深淵。安帝時期的亂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東漢“外戚—宦官交替專權”模式的必然惡果，為後來的黃巾起義與三國分裂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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