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壬戌年），春天三月丙午日，皇帝更改年號，大赦天下，似乎想開啟一個全新局麵。
護羌校尉馬賢對麻奴緊追不舍，一直追到湟中，成功擊敗麻奴，其部族眾人紛紛逃散。
夏天四月癸未，京師和二十一個郡國下起了冰雹，河西地區的冰雹大得像鬥一樣，這自然災害來勢洶洶。
幽州刺史馮煥和玄菟太守姚光因為經常揭發奸惡之人，被心懷怨恨的人偽造詔書，譴責他們，還賜給他們行刑的歐刀，並下令讓遼東都尉龐奮趕緊執行。龐奮接到命令就斬了姚光，還抓捕了馮煥。馮煥想自殺，他兒子馮緄覺得詔書內容有蹊蹺，阻止他說：“父親您在州裡一心除惡，肯定沒犯彆的錯。這肯定是壞人偽造的，想施展奸計。咱們先把事情上奏，再認罪也不遲。”馮煥聽了兒子的話，上書為自己辯解，後來查明果然是有人偽造詔書，朝廷就征召龐奮，讓他抵罪。
癸巳日，司空陳褒被免職。五月庚戌日，宗正彭城人劉授被任命為司空。
己巳日，河間孝王的兒子劉德被封為安平王，繼承樂成靖王的後嗣。
六月，多個郡國鬨起了蝗災，這對農業生產無疑是沉重打擊。
秋天七月癸卯，京師和十三個郡國發生地震。
高句驪王遂成把擄掠的漢朝百姓送了回來，還到玄菟郡投降，之後濊貊也表示歸服，東邊邊境稍微安寧了些。
虔人羌和上郡的胡人反叛，度遼將軍耿夔出兵將他們擊敗。八月，陽陵園寢發生火災。
九月甲戌，二十七個郡國又地震了，這頻繁的地震讓人不禁為東漢的百姓擔憂。
鮮卑多次殺害漢朝郡守後，膽子越來越大，率領數萬騎兵，在冬天十月，再次侵犯雁門、定襄；十一月，又進犯太原。
燒當羌的麻奴因為饑餓困窘，帶著部族眾人向漢陽太守耿種投降。
這一年，京師和二十七個郡國遭遇雨水災害，真是禍不單行。
皇帝多次派黃門常侍和中使伯榮在甘陵往來，尚書仆射陳忠上疏說：“如今天象異常，各種災禍頻繁發生。青州、冀州一帶，暴雨成災，河水泛濫；徐州、岱山附近，海水倒灌；兗州、豫州蝗蟲滋生；荊州、揚州水稻收成微薄；並州、涼州羌戎叛亂。而且百姓生活困苦，國庫空虛。陛下因為不能親自到孝德皇園廟祭祀，所以多次派中使到甘陵表達敬意，使者車馬相連，在路上絡繹不絕，這可以說非常孝順了。然而我聽說使者所到之處，威風凜凜，郡縣都為之震動，王侯、二千石官員甚至要單獨在伯榮車下拜見。還征發百姓修路，修繕驛站，大量儲備物資，征役沒有節製，老弱相隨，動輒上萬人。給使者仆從的賄賂，多達幾百匹布，百姓疲憊不堪，叫苦連天，無不痛心疾首。河間王是陛下的叔父，清河有陛下父母的陵廟，那些身負重任的大臣，都對伯榮在車下屈節行禮，陛下如果不過問，他們肯定以為這是陛下的意思。伯榮的威風比陛下還大，陛下的權力，掌握在這些臣妾手中，水災的發生，肯定與此有關。以前韓嫣憑借跟隨皇帝副車的身份，接受巡視的使命，江都王誤以為他是皇帝，對他下拜，結果韓嫣被皇帝賜死。我希望陛下尊重上天賦予的尊嚴，端正君主的地位，不要再讓女使乾預國家大事。仔細考察身邊的人，會不會有石顯那樣泄露機密的奸臣？尚書等進言的官員，會不會有趙昌誣陷鄭崇那樣的欺詐行為？公卿大臣，會不會有朱博依附傅太後那樣的攀附之舉？外戚近臣，會不會有王鳳陷害王商那樣的陰謀？如果國家政事都由皇帝決定，各種事務都由陛下裁決，那麼臣下就不能逼迫君主，臣子就不能乾預君權，連綿大雨和洪水必然會停止，各地的災異也不會造成危害。”奏疏呈上後，皇帝沒有理會。當時三府的權力較輕，機要事務都交給尚書處理，一旦有災禍變故，就嚴厲責備甚至罷免三公。陳忠又上疏說：“漢朝舊製，丞相的請求，皇帝沒有不聽從的。如今的三公，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選拔、舉薦、誅殺、賞賜等事，都由尚書決定，尚書受到的信任，超過三公，這種情況逐漸形成，已經很久了。我心裡一直為此不安。最近因為地震，罷免了司空陳褒，如今又因為災異，想嚴厲責備三公。以前孝成皇帝時，因妖星守心，把責任推給丞相，最終沒有得到上天賜福，白白違背了宋景公的誠意。所以對錯之分，是很明顯的。而且尚書處理事務，經常違背舊典，定罪沒有依據，以詆毀欺詐為先，言辭冷酷醜惡，有違朝廷憲章。應該追究他們的本意，不予聽從，對上順應國家典章，對下防止濫用權力，就像把方形和圓形的物體放入規矩中，用衡石來衡量輕重一樣，這才是國家的典章，萬世的法則啊！”
汝南太守山陽人王龔，為政崇尚溫和，喜愛人才。他任命袁閬為功曹，還引進了同郡的黃憲、陳蕃等人。黃憲雖然沒有出仕，但陳蕃還是接受了官職。袁閬沒有刻意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操守，卻在當時很有名聲。陳蕃性情高潔，王龔都以禮相待，因此眾多士人都歸心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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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憲家境貧寒，父親是個牛醫。潁川的荀淑到慎陽，在旅店遇到十四歲的黃憲，荀淑大為驚異，行禮後與他交談，一整天都舍不得離開，還對黃憲說：“你是我的老師啊。”之後荀淑到袁閬那裡，還沒來得及寒暄，就急切地問：“你們郡裡有個像顏回一樣的人，你認識嗎？”袁閬說：“你說的是我叔度黃憲字叔度）吧？”當時同郡的戴良，才高自負，但見到黃憲時，總是態度恭敬，等回到家，就一副若有所失的樣子。他母親問：“你又從那個牛醫兒子那裡回來了？”戴良回答說：“我沒見到叔度時，覺得自己沒什麼比不上他的；見到他之後，卻感覺他高不可攀，難以捉摸，實在是深不可測啊。”陳蕃和同郡的周舉常說：“一段時間不見黃生，心中就又會生出庸俗狹隘的念頭。”太原的郭泰，年輕時遊曆汝南，先去拜訪袁閬，沒留宿就離開了；然後去見黃憲，住了好多天才回來。有人問郭泰原因，郭泰說：“袁閬的才德，就像小水窪，雖然清澈但容易舀乾。黃憲卻像千頃大湖，澄清也不見更清，攪渾也不見更濁，不可估量啊。”黃憲起初被推舉為孝廉，又被公府征召。朋友勸他出仕，黃憲也不拒絕，隻是到京師短暫停留，就回來了，最終也沒成就什麼官職，四十八歲時去世。
範曄評論說：黃憲的言論和風度，沒有流傳下來。然而見過他的士人君子，無不佩服他的高深，去除自己的淺薄和狹隘，大概是因為他道德完備，以至於沒有什麼特彆的德行可以稱讚吧！我的曾祖穆侯認為：“黃憲處世溫順，道德高深，深淺難以衡量，清濁難以評判，如果能成為孔子的弟子，大概能達到差不多的境界吧！”
評論
延光元年的曆史記錄，如同一麵多棱鏡，折射出東漢中期政治、社會與民生的多重困境，其中既有權力失衡的加劇，也有少數清醒者的掙紮，更暗含著王朝衰敗的必然邏輯。
權力結構的徹底扭曲：私權碾壓公權
安帝時期的權力亂象在本年度達到新高度，核心表現為“私人親信集團全麵架空官僚體係”：
女使伯榮的權傾朝野：作為乳母王聖之女，伯榮僅憑“中使”身份，就能讓王侯、二千石官員“獨拜車下”，沿途郡縣為其修路備儲、行賄仆從，甚至出現“伯榮之威重於陛下”的荒誕局麵。這種“私權淩駕於皇權”的現象，本質是皇帝將個人情感置於國家治理之上，用“近臣代理”的方式放棄了執政責任。
尚書台與三公的權責倒掛：陳忠尖銳指出“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三公淪為“背鍋俠”災異發生就被追責罷免），而尚書台卻“決事多違故典”，甚至“罪法無例，詆欺為先”。這種權力與責任的錯配，導致官僚體係陷入“做實事者受罰，弄權者免責”的惡性循環，行政效率與公信力全麵崩塌。
忠言的徹底失效：陳忠的兩次上疏堪稱“泣血直諫”——既揭露伯榮乾政引發天災人禍，又痛斥尚書台破壞製度，但安帝“不省”的態度，標誌著朝廷已失去自我糾錯的能力。當最高統治者對“下逼上、臣乾君”的亂象無動於衷，王朝的統治根基便已腐朽。
邊疆與民生的雙重潰敗：危機全麵蔓延
本年度的內外危機呈現“多點爆發、相互疊加”的態勢：
民族衝突的持續惡化：鮮卑從雁門、定襄寇掠到太原，控弦數萬騎，殺郡守如家常便飯，北方防線形同虛設；羌亂雖因麻奴投降暫歇，但“饑困而降”的背後仍是深刻的民族矛盾，隨時可能複燃。邊疆的潰敗不僅是軍事問題，更暴露了朝廷“重鎮壓、輕安撫”政策的徹底失敗。
天災與人禍的共振：二十七次雨水、二十七次地震、蝗災、水災、火災接連發生，青冀“淫雨漏河”、徐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百姓“不足”與府帑“虛匱”形成鮮明對比。而皇帝仍縱容伯榮“征役無度”，用民脂民膏滿足私人貪欲，這種“天災+人禍”的雙重打擊，讓底層民眾失去了最後的生存希望。
吏治敗壞的典型案例：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因“糾發奸惡”遭假璽書陷害，險些喪命。這一事件揭示出官場“惡人誣告、司法失效”的黑暗現實——正直官員動輒得咎，而奸佞之徒卻能肆意構陷，吏治已到了是非顛倒的地步。
社會清流的微弱光芒：在絕望中堅守
與朝堂的汙濁形成對比的，是少數地方官員與士人保持的操守，成為亂世中的一絲亮色：
王龔的治政典範：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提拔袁閬、陳蕃，禮敬黃憲，用“溫和”對抗苛政，以“愛士”聚攏人心。這種“以仁政化民”的實踐，在酷吏橫行的時代尤為可貴，也反襯出中央政策的殘暴與短視。
黃憲的人格魅力：出身貧賤的黃憲，以“淵乎似道”的品性折服荀淑、戴良、陳蕃等名士，甚至讓倨傲的戴良自愧不如。他“不屈仕、不張揚”卻成為“士之師表”，反映出亂世中人們對“道德標杆”的渴望——當製度與權力都已失效，唯有個體的人格力量能成為精神寄托。這種“清流文化”的興起，既是對現實的無聲抗議，也暗含著士階層與朝廷的離心離德。
曆史的鏡鑒：衰敗的底層邏輯
延光元年的亂象，本質是“權力失去製約+治理失去理念+社會失去共識”的必然結果：
皇帝放棄“乾剛之位”，用私人親信取代製度，導致“公權私有化”；
邊疆治理隻靠軍事鎮壓，忽視民生與民族和解，陷入“越打越亂”的死局；
天災本是整頓吏治的契機，卻被用來推卸責任罷免三公），錯失改革窗口；
士大夫要麼被排擠如楊震），要麼隻能在地方小範圍踐行理想如王龔），無法形成改變全局的力量。
當一個王朝同時失去“製度權威、治理能力、民心所向”，即便沒有大規模叛亂，其衰落也已不可逆轉。延光元年的種種亂象，不過是東漢王朝走向覆滅的“加速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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