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建元年，也就是公元126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的時候，皇帝到東宮去朝見太後，太後這心裡才踏實下來。沒過幾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感覺像是給大家發福利了。
到了正月底，皇太後閻氏去世。又過了十來天，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因為攀附權貴，被免了職，司徒李合也被罷官。
二月，先是把閻太後安葬了，諡號安思皇後。沒兩天，新的任命就下來了，太常桓焉成了太傅，大鴻臚京兆人朱寵當上太尉，還參與管理尚書事務，長樂少府朱倀則被任命為司徒。同時，尚書郭鎮被封為定潁侯。
隴西那邊的鐘羌造反了，校尉馬賢帶兵去攻打，在臨洮這個地方展開大戰，斬殺了一千多敵人，羌人一看打不過，都投降了，涼州這邊也因此又恢複了安寧。
六月，濟南簡王劉錯的兒子劉顯被封為濟南王。
秋天七月，衛尉來曆被任命為車騎將軍。八月的時候，鮮卑來侵犯代郡，太守李超奮力抵抗，不幸戰死。
這司隸校尉虞詡上任才幾個月，就上奏彈劾馮石、劉熹，把他們給免了職，還接著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人。這一下可把百官驚到了，都覺得他太嚴苛。三公看不下去，也上奏說：“虞詡在大夏天的抓了好多無辜的人，給官吏和百姓帶來不少麻煩。”虞詡趕緊上書給自己辯解：“法律禁令就好比是世俗的堤壩，刑罰就像是駕馭百姓的韁繩。現在州把事兒推給郡，郡又推給縣，大家互相推諉，老百姓又怨又苦。都覺得能苟且容身就是賢能，儘忠職守反倒成了愚蠢。我檢舉揭發的，都是有罪的人，不止一個兩個。三公他們是怕被我彈劾，所以才給我亂扣罪名。我要是就這麼被冤枉死，那我就學學史魚，就算死了也要用屍體來進諫！”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就沒再追究他的責任。
這時候又出了個事兒，中常侍張防仗著自己有權，到處走後門收好處。虞詡去調查他，結果上麵老是壓著不處理。虞詡氣得不行，乾脆自己把自己綁了，跑到廷尉那兒，還上奏說：“以前孝安皇帝任用樊豐，搞得皇位繼承都亂套了，差點把國家都弄沒了。現在張防又在這兒作威作福，國家的大禍恐怕又要來了。我實在不忍心跟張防這種人同朝為官，所以自己把自己綁了來告訴陛下，您可彆讓我落得跟楊震一樣的下場啊！”奏章上去了，張防跑到皇帝麵前哭哭啼啼，結果虞詡反倒被判去左校勞作。張防還不死心，一心想整死虞詡，兩天之內，把虞詡折騰了四個監獄。獄吏都勸虞詡自己主動認罪算了，虞詡說：“我寧可被砍頭，也要讓大家知道這事兒的是非曲直！就這麼不明不白地自殺，誰能知道我是冤枉的啊！”
這時候，浮陽侯孫程和祝阿侯張賢一起來求見皇帝。孫程說：“陛下您當初和我們一起搞大事的時候，最痛恨奸臣，知道他們能把國家搞垮。現在您自己當了皇帝，怎麼也乾起這種事兒來了呢？司隸校尉虞詡對陛下您那是忠心耿耿，結果卻被抓起來；張防這種貪汙受賄的奸臣，反倒陷害忠良。現在客星守著羽林，這可是預示著宮中有奸臣啊，您得趕緊把張防抓起來關進監獄，才能消除上天的警示。”當時張防就站在皇帝身後，孫程大聲嗬斥他：“奸臣張防，還不趕緊下殿！”張防沒辦法，隻好往東邊走。孫程又對皇帝說：“陛下您趕緊抓張防，彆讓他去找阿母求情！”皇帝就問尚書們的意見，尚書賈朗平時和張防關係好，就幫著張防說虞詡有罪。皇帝有點猶豫，對孫程說：“你們先出去，我再想想。”
虞詡的兒子虞顗和一百多個門生，舉著旗子在中常侍高梵的車經過的地方等著，磕頭都磕得流血了，哭訴虞詡被冤枉的事兒。高梵進宮把這事兒告訴了皇帝，最後張防被流放到邊疆，賈朗等六個人，有的死了，有的被罷官。當天虞詡就被放了出來。孫程又上書，說虞詡立了大功，言辭特彆懇切激烈。皇帝聽進去了，把虞詡召回，先任命為議郎，沒過幾天，又升為尚書仆射。虞詡還向皇帝推薦議郎南陽人左雄，說：“我看現在公卿以下的官員，大多都是那種隻知道明哲保身，不說話的人。都覺得能拉攏關係就是賢能，儘忠職守就是傻。還互相告誡說：‘彆當那清白正直的人，隨波逐流才會有後福。’但我看議郎左雄，那可是有大臣該有的忠貞氣節，應該把他提拔到能給皇上進言的重要位置，肯定對國家有很大幫助。”於是左雄就被任命為尚書。
這邊浮陽侯孫程等人揣著奏章上殿去爭功勞，皇帝這下可生氣了。有關部門趕緊上奏彈劾說：“孫程他們擾亂朝綱，王國等人都是孫程的黨羽，還一直在京都待著，越來越驕橫放肆。”皇帝一聽，就把孫程等人的官職都免了，還把他們都封到偏遠的縣去。還打發這十九侯回各自的封國，命令洛陽令趕緊催著他們出發。司徒掾周舉就勸朱倀說：“當初在西鐘下的時候，要不是孫程他們，皇上能當上皇帝嗎？現在怎麼能忘了人家的大功勞，隻盯著人家的小過錯呢。要是他們在去封國的路上出點意外死了，皇上可就落下個殺功臣的壞名聲。趁他們還沒走，您趕緊上表替他們說說情吧！”朱倀說：“現在皇上正在氣頭上，我要是單獨上表，肯定得被怪罪。”周舉說：“您都八十多歲了，身居三公高位，這時候不忠心報國，還隻顧著自己安穩，那您還圖個啥呢？就算保住了祿位，也肯定會被人當成奸臣。要是因為進諫獲罪，好歹還能落個忠貞的好名聲。要是您覺得我說的話沒用，那我就告辭了！”朱倀聽了，就上表進諫，皇帝還真聽進去了。孫程被改封為宜城侯，到了封國之後，心裡氣不過，就把印綬、符策都退了回去，跑回京城，在山裡跑來跑去。皇帝下詔找他，恢複了他原來的爵位和封地，還賞賜了車馬、衣物，又把他送回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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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十月，司空陶敦被免職。朔方以西的邊防要塞大多損壞了，鮮卑就趁著這個機會多次侵犯南匈奴。南匈奴單於又擔心又害怕，趕緊上書請求修複要塞。沒幾天，皇帝下詔，讓黎陽營的士兵去中山北界駐紮，還命令沿邊各郡增加步兵，在邊塞駐紮，訓練作戰和射箭的技能。之後，廷尉張皓被任命為司空。
在西域那邊，班勇重新立了車師後部原來王子加特奴當王。他又派彆的將領把東且彌王給殺了，也重新立了他們族人當王。這樣一來，車師六國都平定了。班勇接著發動各國的兵力去攻打匈奴，呼銜王嚇得逃跑了，他的兩萬多部下都投降了。還活捉了單於的哥哥，班勇讓加特奴親手把他殺了，這下可算是在車師和匈奴之間結下梁子了。北單於親自率領一萬多騎兵進攻車師後部，到了金且穀這個地方。班勇派假司馬曹俊去救援，單於一看形勢不妙，就撤了，曹俊在後麵追，還斬殺了匈奴的貴人骨都侯。從這以後，呼衍王就搬到枯梧河那邊去住了，車師也就再也沒有匈奴侵犯的蹤跡了。
評論
永建元年的曆史記載，展現了東漢中期皇權更迭後的政治震蕩與權力格局的微妙調整，其中既有權貴博弈的延續，也有忠直之士的抗爭，更暗藏著王朝治理的深層危機。
權力洗牌中的新舊矛盾
漢順帝劉保即位後，首要任務是穩定政局。正月朝見閻太後、隨後閻太後去世，標誌著外戚閻氏集團的徹底退場，但權力真空迅速被新的力量填補。宦官孫程等“十九侯”因擁立之功封侯，卻在年底因“爭功”被遣送封地，這一看似矛盾的處理，實則暴露了皇權對宦官集團的複雜態度——既依賴其鞏固統治，又忌憚其權勢過盛。孫程封還印綬、亡歸京師後又被恢複爵位，更凸顯了宦官與皇權之間“共生又製衡”的畸形關係。
與此同時，朝堂人事大調整持續進行。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因“阿黨權貴”被免，司徒李合罷官，新上任的桓焉、朱寵、朱倀等官員，既是順帝鞏固權力的象征，也反映出東漢中後期“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權力更替常態。這種頻繁的人事變動，雖能清除舊勢力，卻也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加劇了官僚集團的投機心態。
忠直與奸佞的對抗：虞詡事件的象征意義
司隸校尉虞詡的遭遇，是這一年最具戲劇性的政治事件。他彈劾權貴、對抗宦官張防，甚至以“不忍與防同朝”自係廷尉，其抗爭精神與此前楊震的命運形成呼應，成為士大夫對抗黑暗勢力的縮影。虞詡的勝利最終張防被流放、自身官複原職），並非製度性的勝利，而是依賴於宦官孫程的支持和其子“舉幡訴冤”的激烈行動，這恰恰說明：在東漢中後期的權力結構中，士大夫的正義訴求往往需要依附於權力博弈的偶然結果，而非正常的司法或行政程序。
虞詡推薦左雄時提到的“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更是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當時官場的頹靡風氣——官員以“和稀泥”為明哲保身之道，以儘忠職守為“愚行”，這種集體性的道德滑坡，比具體的奸佞之徒更能侵蝕王朝的根基。
邊疆治理的短暫喘息與隱憂
在邊疆事務上，班勇平定車師六國、擊敗匈奴呼衍王，暫時穩定了西域局勢，展現了東漢邊疆政策中“以夷製夷”策略的有效性。他讓車師後部王加特奴親手斬殺匈奴單於之兄，刻意激化兩者矛盾，雖屬權謀之術，卻也反映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的控製手段已趨成熟。
然而，朔方以西障塞崩壞、鮮卑侵掠南匈奴，迫使朝廷調兵屯守中山北界，又暴露了邊疆防禦的長期隱患。東漢後期，隨著內部政治腐敗加劇，邊疆軍事資源的投入逐漸不足，鮮卑等部族的威脅將日益嚴重，成為王朝崩潰的外部誘因之一。
曆史的鏡鑒：製度缺陷下的循環困局
永建元年的種種事件，本質上是東漢“外戚宦官士大夫”三角博弈的延續。順帝依靠宦官推翻外戚，卻又試圖限製宦官；士大夫既不滿宦官專權，又需借助其力量對抗黑暗；邊疆的暫時穩定難以掩蓋內部治理的係統性失效。這種困局的根源，在於東漢皇權過度集中卻缺乏有效製衡——當皇帝年幼或弱勢時，權力必然被外戚或宦官竊取，而士大夫階層雖有道德優勢，卻無製度化的力量與之抗衡，隻能在“抗爭失敗依附”的循環中消耗自身。
從更長遠看，虞詡的孤勇、孫程的反複、班勇的戰功，都隻是王朝下坡路上的短暫波瀾。當“容容多後福”成為官場共識，當正義的實現需要依賴極端手段，當邊疆的安寧隻能寄望於個彆將領的能力，這個王朝的衰落已不可逆轉。永建元年的曆史，正是東漢中後期“治亂循環”的一個縮影，警示著權力失衡與道德淪喪對國家治理的致命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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