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壬申年），春天正月乙巳日，梁貴人成功“上位”，被立為皇後。
同一時間，京城鬨旱災，大地乾巴巴的，就像被烤過一樣。
三月，揚州六郡突然殺出一夥以章河為首的“妖賊”，在四十九個縣到處搞破壞，連當地官員都受傷甚至被殺。
庚寅日，皇帝大手一揮，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
夏天四月，梁商先是被加封為特進，沒過多久，又當上了執金吾，這升職速度，簡直像坐火箭。
冬天，耿曄派烏桓的戎末魔等人去突襲鮮卑，大撈一筆後凱旋。但鮮卑哪肯善罷甘休，又跑來遼東屬國找事兒，耿曄隻好把軍隊轉移到遼東無慮城，準備跟他們乾一架。
這時候，尚書令左雄給皇帝寫報告說：“以前漢宣帝就覺得，當官的要是換來換去太頻繁，老百姓就沒法安心過日子；要是能長期乾下去，老百姓才能更好地接受教化。哪個官治理得好，就發詔書表揚鼓勵，升職加薪，要是公卿的位置有空缺，就按順序提拔。所以那時候當官的都很稱職，老百姓也安居樂業，漢朝的好官，就數那時候最多。可現在呢，管理地方的官員像流水一樣換來換去，個個都隻看眼前，沒人考慮長遠。他們把亂殺無辜當成有威風，把拚命搜刮錢財、整治事務當成有本事；反而覺得用心治理地方、安撫百姓的人沒能力，奉公守法、按規矩辦事的人不會當官。一點點小矛盾，就能讓人受髡鉗之刑；當官的一高興或者一不高興，就能讓人丟了命。他們把老百姓當仇人，收稅的時候比豺狼還狠。那些監察的官員到處都是，卻跟他們穿一條褲子，看到壞事不舉報，聽到惡行也不調查。隻在驛站考察政績，還要求短期內就出效果。誇人的時候不看人家實際品德咋樣，論功勞也不看是不是真有那麼大貢獻。那些愛吹牛的人反而能得到好名聲，老老實實做事的人卻被詆毀。有的人犯了罪還裝作清高，有的人一看形勢不對就趕緊去撈名聲。州官也不複查，就爭著征召這些人，讓他們一下子就升了大官，遠遠超過其他人。還有的人被調查彈劾、抓起來了，結果跑了不接受懲罰，碰到大赦就趕緊行賄，又啥事沒有了，就像把紅的紫的都搞混，完全分不清好賴人。所以那些奸詐狡猾的人越來越囂張，隨便就離職或者上任，任命官員跟鬨著玩似的，職位空缺動不動就上百個。基層那些小官，職位低、工資少，車馬衣服啥的都得老百姓出，廉潔點的勉強夠花，貪心的能把家裡裝得滿滿當當。各種亂七八糟的征調接連不斷，迎來送往花費巨大，既耽誤正事又坑了老百姓。社會風氣也不好，災禍也不停，問題就出在這兒。我覺得那些太守、縣令之類的官員，要是治理有方，讓老百姓得了好處，就直接給他升職，彆調來調去的；除非父母去世，不然不能隨便離職。要是有人不遵守法律，不執行皇帝命令，就一輩子不讓他當官，就算碰到大赦也不行。要是被彈劾後跑了不接受法律製裁，就把他全家遷到邊境去，讓他長點記性。那些在鄉裡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小官，都要用品行好、有學問、適合從政的儒生，少收他們點稅，給他們加點工資。等他們乾滿一年，上麵的宰府和州郡才能征召舉薦他們。這樣一來，那些濫用權力、追求虛名的路就被堵死了，虛偽的風氣也能杜絕，迎來送往的麻煩事兒少了，亂收費的源頭也斷了，奉公守法的官員就能好好治理地方，老百姓也都能過上安穩日子。”皇帝聽了覺得挺有道理，就重新強調了不能無故離職的規定，還讓有關部門好好考察官員治理的真假，看看怎麼落實。但這規定對宦官不利，所以最後沒能實行。
左雄又接著報告說：“孔子說‘四十不惑’，《禮記》裡也說四十歲適合出來做官。我建議從現在開始，孝廉要是不滿四十歲，就不能被舉薦。被舉薦的人都要先到公府，儒生考自家學術流派的知識，文官考寫公文的能力，然後把成績副本送到端門，看看他們到底有沒有真本事，順便也改善改善社會風氣。要是有人不遵守規定，就按法律治罪。但要是有那種特彆有才能、品行特彆好的人，年齡就不用限製。”皇帝同意了。可胡廣、郭虔、史敞卻上書反對說：“選拔人才得看才能，不能被固定的製度框住。像陳平的六出奇計，又不是從經學裡學來的；鄭國子產、東阿王的治理方法，也不是靠寫公文。甘羅、子奇被重用的時候，年齡跟四十歲差老遠了；終軍、賈誼出名的時候，也很年輕啊。從古到今，選拔人才的製度從來沒這麼大改動過。現在就因為一個人的建議，就要改變老規矩，好處還不明確，大家心裡也不樂意。矯正錯誤、改變常規是大事，卻不問問大臣們的意見，也不跟公卿們商量。要是這事兒定下來之後，大家有不同意見，反對吧，朝廷就不好辦；同意吧，皇帝命令都已經下了。我們覺得應該把這建議發給百官討論，看看大家怎麼說，然後再決定好不好，仔細聽聽大家的想法。”皇帝沒聽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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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日，正式下令“各郡國舉薦孝廉，年齡得四十歲以上；儒生得精通經典內容，文官得能寫公文，才能參加選拔。要是有像顏淵、子奇那樣特彆優秀的，年齡就不限製。”過了一段時間，廣陵舉薦的孝廉徐淑，年齡不到四十歲。尚書台的郎官就問他咋回事，徐淑回答說：“詔書裡不是說‘要是有像顏回、子奇那樣的，不限製年齡’嘛，所以我們郡就選了我。”郎官被他說得一時語塞。左雄接著質問：“以前顏回能聞一知十，你這孝廉能聞一知幾啊？”徐淑這下答不上來了，就被淘汰了。舉薦他的郡守也因此被免職。
袁宏評論說：做決策、定製度，是為了治理國家、教導百姓，一定得切實可行。古代人說四十歲做官，也不是說非要到這個年齡才能當官，而是覺得這個時候身體強壯，能好好做事，所以就把它當作一個大概標準。再說了，像顏淵、子奇那樣的人才，那是多少年才出一個，要是都按這個標準來，不就太片麵了嘛！不過左雄這人公正又精明，能看出真假，還堅決要推行這個製度。沒過多久，胡廣被派去當濟陰太守，還有十幾個郡守都因為舉薦錯人被免職。隻有汝南的陳蕃、潁川的李膺、下邳的陳球等三十多人被任命為郎中。從這以後，州牧、郡守們都怕了，不敢隨便舉薦人。一直到永嘉年間，選拔人才都很公正，選到了不少有本事的人。
閏月庚子日，恭陵的百丈廡著火了。
皇帝聽說北海有個叫郎顗的，對陰陽之學特彆精通。
評論
陽嘉元年的曆史敘事，圍繞著皇權鞏固、社會動蕩與製度改革的交織展開，其中左雄推動的察舉製改革尤為矚目，成為透視東漢中期政治生態與製度困境的關鍵切口。
權力結構的再平衡：外戚崛起與邊疆博弈
梁氏立為皇後，其兄梁商加官晉爵，標誌著外戚梁家開始登上權力舞台，這既是漢順帝鞏固自身統治的需要依賴妻族製衡宦官），也為日後梁冀專權埋下伏筆。東漢“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的劇本，在此悄然續寫。
邊疆局勢則延續著“衝突緩和”的循環。耿曄利用烏桓攻擊鮮卑雖獲一時之勝，但鮮卑隨即寇掠遼東屬國，顯示北方部族的威脅並未根除。這種“以夷製夷”的策略，雖能節省中原兵力，卻難以形成長期穩定——一旦部族聯盟瓦解或利益失衡，邊疆戰火便會重燃。
社會危機與改革呼聲：左雄的製度突圍
揚州六郡“妖賊”寇掠四十九縣，暴露了地方治理的崩潰。百姓在“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的吏治下，隻能以暴力反抗求生。左雄的上疏直擊時弊：官吏“轉動無常”導致短期行為泛濫，監司與地方官“同疾疢”形成腐敗共同體，考績“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徹底扭曲了官場價值觀。
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極具針對性：對政績卓著者“增秩勿徙”，以穩定基層治理；禁止無故去官，強化官吏責任；嚴懲違法逃亡者，堵塞貪腐漏洞；提高基層吏員待遇，減少盤剝動機。這些主張切中了東漢吏治的要害，卻因“宦官不便”而流產——當改革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即便方案完美，也隻能淪為紙麵文章。
察舉製改革：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左雄推動的孝廉選拔改革限年四十以上、試經術箋奏），是對東漢人才選拔製度的一次重要修正。其核心在於解決察舉製的兩大弊端：一是年輕化導致的經驗不足“四十不惑”的年齡限製），二是名實不符引發的素質低下“試家法”“課箋奏”的能力考核）。這一改革試圖以標準化手段篩選真才，扭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彆居”的亂象。
胡廣等人的反對則反映了另一重現實：僵化的年齡與考試標準可能扼殺特殊人才如甘羅、終軍的少年得誌）。兩種觀點的衝突，本質是“製度公平”與“人才特殊性”的張力。左雄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作為例外條款，試圖平衡二者，但在實踐中，徐淑因“年未四十”被詰難，最終郡守遭免，卻也暴露出改革執行中的機械性——當製度的靈活性被官僚體係異化為鑽空子的工具，嚴格標準反而成了唯一選擇。
從結果看，這次改革短期內取得了成效：“牧守畏栗，莫敢輕舉”，察舉質量有所提升。但它未能解決根本問題——察舉權仍掌握在地方權貴與中央官僚手中，考試隻是形式，推薦環節的腐敗難以根除。左雄的努力，終究隻是對舊製度的修補，而非結構性的革新。
曆史的啟示：改革的局限與時代的困局
陽嘉元年的種種事件，揭示了東漢中期的深層矛盾：王朝需要通過改革維持運轉，卻受製於宦官、外戚等既得利益集團；社會呼喚良吏與賢才，卻困於腐敗的吏治與僵化的選拔機製；皇帝雖有改革意願，卻缺乏突破阻力的權威與能力。
左雄的改革如同投入湖麵的石子，雖激起漣漪，卻難改水流方向。當製度性的腐敗已成為權力運行的常態，當“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成為官場共識，個彆有識之士的抗爭，終究難以阻擋王朝滑向深淵的慣性。從孝廉年齡的爭議到吏治改革的夭折，陽嘉元年的曆史，正是東漢衰亡的又一注腳——它證明：沒有打破利益固化的決心與力量，任何改革都隻是延緩崩塌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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