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嘉二年公元133年，癸酉年），春天正月，皇帝下詔派專車去接郎顗，問問他對各種災異現象咋看。郎顗遞上奏折說：“三公的職位和天上的台階星宿對應，跟皇帝不一樣。要是他們施政出了岔子，天氣就會冷得反常。你再看看現在當官的，一個個都好高騖遠，拿著超豐厚的薪水，卻完全不操心國家大事。天天悠哉悠哉，裝病偷懶，可一旦皇帝下了文書，賞了錢，馬上就跟沒事人一樣，這病好得也太離譜了吧！就靠這幫人，還想消除災禍，實現天下太平，那根本不可能啊！現在選拔州牧、郡守，都交給三公府負責。要是下麵的官員不給力，州郡得擔責任，那州郡要是出了事，難道不該怪那些舉薦的人嗎？但陛下對這些官員還越來越好，下麵的人做事就越來越敷衍，這就是俗話說的‘大的規矩鬆，小的規矩緊’。三公又不是我仇人，我也不是發神經亂說，我為啥這麼拚命，飯都顧不上吃，一直誠懇地說這些，就是一心盼著朝廷能興盛太平。我寫這奏折也顧不上措辭了，就算因此送命，我也不後悔！”接著，他列舉了七件該做的事兒：“第一，皇家園陵著火了，得心疼心疼老百姓的辛苦，彆再讓他們乾修繕的苦活了。第二，立春都過了，天氣還冷得不正常，應該趕緊選拔些靠譜的大臣，幫著陛下治理國家。第三，今年是少陽年，春天肯定旱，夏天保準發大水，得照著以前的規矩來，一定要節儉。第四，去年八月，火星在軒轅星座附近晃悠，得精簡點宮女，讓她們能自由結婚嫁人。第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星往參星左足那邊跑，還進了玉井星區域，估計立秋以後，羌族可能會鬨事，得提前通知各個郡，讓他們做好防備。第六，這個月十四號乙卯日，白虹穿過了太陽，朝廷內外的官員考核事務，都得等到立秋以後。第七，漢朝建立都339年了，按照《詩經》的說法，到時候該變一變了，得大刀闊斧清理下法令，做些改變。帝王做事得順應天道，就好比從春天到夏天，得把青色衣服換成紅色衣服。從漢文帝減輕刑罰到現在正好300年，一些小的禁令慢慢積累得太多了。帝王定的法律，應該像江河一樣，讓老百姓容易避開，不容易觸犯。”
二月，郎顗又上奏，推薦黃瓊和李固，覺得應該提拔重用他們。還說：“從冬天到春天，一直沒下啥好雨，還老刮西風，和節氣對著乾。朝廷為這事兒操碎了心，到處祈禱，祭祀山川，又是曬土龍，又是移市求雨的。我聽說老天爺隻看實際行動，不會被虛假的舉動忽悠。災變是人的行為導致的，關鍵得自己反省。要是求雨就能下雨，擋水就能止住洪水，那每年都不會有旱澇災害，太平日子馬上就來了。可現在災害一直不停，問題根本不在這兒。”奏折交上去後，皇帝特彆封他為郎中，但郎顗借口生病沒去上任。
三月，負責匈奴事務的中郎將趙稠派手下帶著南匈奴的兵出塞去揍鮮卑，把鮮卑打得落花流水。
當初，皇帝能當上皇帝，乳母宋娥出了不少力，所以皇帝封宋娥為山陽君，還封執金吾梁商的兒子梁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就上了個秘密奏折說：“高皇帝早就規定了，不是劉家人不能封王，沒功勞的人不能封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這些人，結果就鬨地震了。永建二年給參與陰謀的人封爵，又出現日食。研究術數的人，都覺得這些災異是封爵鬨的。現在青州鬨饑荒，盜賊還沒平定，真不該為了點小恩情，就破壞重要的製度。”皇帝沒聽他的。左雄又勸說道：“我知道當皇帝的都喜歡忠誠正直的人，討厭阿諛奉承的人。但為啥自古以來，總是忠誠正直的人倒黴，阿諛奉承的人得寵呢？就是因為聽忠言太難，聽奉承話太容易了。刑罰這東西，誰都害怕；富貴恩寵，誰都想要，所以現在社會上忠誠的人少，拍馬屁的人多。這就導致皇帝老是聽到誇自己的話，很少知道自己的錯，稀裡糊塗的，最後可能就危險了。我看了詔書，陛下顧念乳母以前的恩情，想給她特彆優厚的賞賜。但翻遍尚書以前的記錄，壓根就沒有給乳母封爵賜地的規矩。就先帝那時候，乳母王聖被封了野王君，結果王聖搞出進讒言、廢立皇帝的大禍，活著的時候被天下人罵，死了大家都開心。桀、紂貴為天子，普通仆人都覺得跟他們沾邊丟人，因為他們不講道義；伯夷、叔齊就是普通老百姓，可王侯都爭著和他們交往，因為人家品德高尚。現在乳母一直很節儉，還給下麵的人做榜樣，大家都跟著學。要是給她和王聖一樣的爵號，恐怕會違背她本來的操守，也不是她想要的。我覺得大家的心思都差不多，心裡不安的事兒，古今都一樣。老百姓被王聖害慘了，他們的日子過得提心吊膽，就怕再出現這種事兒，心裡一直害怕，嘴上也老念叨。陛下就按之前說的，每年給乳母千萬錢當俸祿，這樣對內能表達您的恩情，對外也不會讓大家覺得奇怪。梁冀封侯這事兒，也不著急，等過了災年，再商量到底行不行。”於是梁冀的父親梁商就推辭梁冀的封侯，上了十幾道奏折，皇帝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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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四月己亥日，京城地震了。五月庚子日，皇帝讓各位公卿大臣都說說朝政的問題，每人再推薦一個老實厚道的人。左雄又上奏說：“先帝封王聖為野王君，漢陽就地震；現在封宋娥為山陽君，京城又地震，陰氣太盛，這災禍更大了。我之前就說過，封爵這事兒太重要了，皇帝可以私下給人錢，但不能隨便封官，應該收回對乳母的封爵，把災異給消了。現在梁冀都堅決推辭了，山陽君也應該保持自己的節操。”左雄說得特彆誠懇，宋娥也有點害怕，就表示要推辭。但皇帝舍不得，最後還是封了她。這時候，大司農劉據因為工作上的事兒被責備，被召到尚書台，傳呼的人催他快走，還動手打他。左雄就上奏說：“九卿地位僅次於三公，那也是大臣，走路有走路的禮節，行動有行動的規範。孝明皇帝那時候才開始有打大臣的懲罰，這可不符合老規矩。”皇帝聽了他的，從這以後，九卿就再也沒被打過了。
戊午日，司空王龔被撤職了。
評論
陽嘉二年的曆史記載，聚焦於災異頻發背景下的政治爭論與權力博弈，展現了東漢中期朝廷在“天譴”警示與現實利益間的掙紮，其中大臣的諫言與皇帝的決策，折射出王朝治理的深層困局。
災異與諫言：理想主義的呐喊
郎顗以陰陽之學解讀災異，其奏疏堪稱對時政的“全麵批判書”。他直指三公“競托高虛，納累鐘之奉，亡天下之憂”，諷刺官員“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複起”，揭露了官僚集團屍位素餐的本質；又提出“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咎州郡，州郡有失歸責舉者”，要求追溯用人失察的責任，打破“大網疏、小網數”的問責盲區。其七條“便宜”建議，從罷園陵勞役、簡出宮女，到嚴備羌寇、變更法令，既包含應對災異的象征性行為，也不乏務實的治理主張，核心是呼籲朝廷“責己”而非“偽動”——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修正自身的施政偏差，而非依賴禱祈等形式。
郎顗對黃瓊、李固的舉薦，以及“災害不息，患不在禱祈”的直言，更凸顯了士大夫群體對“實效”的追求。然而，他最終“辭病不就”郎中一職，既體現了對官場的疏離，也暗示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鴻溝——即便諫言被采納，個體也難以撼動體製性的沉屙。
封爵之爭：製度與私情的碰撞
左雄與皇帝圍繞“封爵”的交鋒，是這一年最具張力的政治事件。漢順帝因乳母宋娥“與其謀立”、梁商之子梁冀為外戚，欲封二人為侯，這直接違背了“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的祖製。左雄以“高皇帝約”為依據，援引安帝封江京、王聖導致地震的先例，警告“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尤其痛斥王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反襯宋娥封爵的潛在風險。他的諫言邏輯清晰：封爵不僅是榮譽，更是權力與製度的象征，若以“私恩”突破規則，必將引發災異與民怨。
梁商“書十餘上”讓還梁冀封爵，宋娥也“畏懼辭讓”，本是平息爭議的契機，但漢順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最終在私情與製度間選擇了前者。這一決策暴露了東漢皇權的致命弱點：當皇帝將個人恩義置於祖製與民心之上，製度的權威性便蕩然無存。而京師隨後發生的地震，更被時人視為對這一決策的“天譴”，強化了“權力失範必遭懲戒”的宿命感。
值得肯定的是，左雄關於“九卿無複捶撲”的諫言被采納，顯示其在細節上推動了官僚尊嚴的維護，但這與封爵之爭的失敗相比，不過是微不足道的進步。
邊疆與吏治：短暫調整與長期隱憂
趙稠遣南匈奴兵擊敗鮮卑，暫時緩解了北方壓力，但這種“以夷製夷”的策略仍未改變邊疆依賴部族聯盟的脆弱性。而左雄對察舉製的持續整肅如此前罷黜徐淑及郡守），雖在短期內提升了人才選拔的嚴肅性，卻因宦官、外戚的阻撓難以深入——吏治的根本問題，在於選拔權被權貴操控，而非缺乏標準。
曆史的鏡鑒：規則失守的代價
陽嘉二年的種種事件，核心是“規則”與“人情”的角力。郎顗的災異諫言、左雄的封爵之爭，本質上都是在扞衛製度的嚴肅性，試圖以規則約束權力；而漢順帝的決策則反複顯示：當皇帝將私人恩義、外戚利益置於祖製與民心之上，任何合理的諫言都可能淪為空談。
這場角力的結果早已注定：宋娥封爵雖滿足了皇帝的“報恩”心理，卻進一步削弱了皇權的合法性；左雄的局部勝利如九卿免捶撲）無法彌補製度防線的潰決；郎顗的歸隱，則預示著士大夫對朝廷的失望加劇。當“私恩”壓倒“公義”、“潛規則”取代“明製度”，東漢王朝的衰落便不再是緩慢的滑坡，而是加速的崩塌——陽嘉二年的封爵之爭，正是這一過程的清晰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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