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元年公元15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初一，大臣們都去給皇帝朝賀，大將軍梁冀竟然帶著劍就進了朝堂。尚書、蜀郡人張陵大聲嗬斥，讓他出去，還命令羽林軍和虎賁軍把梁冀的劍奪了。梁冀嚇得趕緊跪地謝罪，張陵根本不搭理他，馬上就上奏彈劾梁冀，請求廷尉治他的罪。皇帝下詔，讓梁冀用一年的俸祿來贖罪，這下百官都被震懾住了。河南尹梁不疑曾經舉薦張陵為孝廉，他就對張陵說：“以前舉薦你，現在看來簡直是自己給自己找罪受啊！”張陵說：“大人您不嫌棄我沒本事，錯愛提拔我，現在我是通過伸張國家法律來報答您的私人恩情呢！”梁不疑聽了，一臉羞愧。
正月癸酉日，皇帝大赦天下，還改了年號。
梁不疑這人喜歡研究經書，也樂意結交士人，梁冀看他不順眼，就把梁不疑調去當光祿勳，然後讓自己十六歲的兒子梁胤做河南尹。梁胤長得那叫一個難看，連帽子和腰帶都撐不起來，路上的人看見他沒有不嘲笑的。梁不疑覺得兄弟之間有矛盾挺丟人的，就乾脆讓位回家，和弟弟梁蒙關起門來自己過日子。梁冀不想讓梁不疑和賓客們來往，就偷偷派人喬裝打扮到梁不疑家門口，記錄那些來來往往的人。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剛上任，就去拜見梁不疑。梁冀就暗示有關部門上奏，說馬融在郡裡貪汙腐敗，又找了些彆的事兒陷害田明，結果兩人都被剃光頭發、鞭打一頓，然後流放到朔方去了。馬融自殺沒成功，田明就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夏天四月己醜日，皇帝偷偷出宮，跑到河南尹梁胤的府上去了。當天，大風把樹都拔起來了，大白天的天卻黑得像晚上。尚書楊秉上奏章說：“我聽說上天會通過災異現象來警告世人。皇帝您身份尊貴，出入都應該有固定的規矩，出行要清道警戒，休息要在安靜的地方。要是沒有祭祀天地宗廟的大事，就不該輕易動用車駕。就連諸侯到大臣家裡去，《春秋》都要記錄下來以示警戒，更何況您穿著先王規定的禮服私自出宮遊玩，擾亂了尊卑秩序，威嚴等級都亂套了，讓侍衛守著空蕩蕩的皇宮，把玉璽交給宮女。要是突然發生什麼意外變故，像任章那樣的陰謀出現，那對上對不起先帝，對下後悔都來不及啊！”但皇帝根本不聽他的。楊秉是楊震的兒子。
這時候，京城發生旱災，任城和梁國鬨饑荒，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狀。
司徒張歆被免職，朝廷任命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的呼銜王進犯伊吾，打敗了伊吾司馬毛愷，還攻打伊吾的屯城。皇帝下詔讓敦煌太守馬達帶兵去救援，等馬達的軍隊到了蒲類海，呼銜王就帶兵撤走了。
秋天七月，武陵的蠻人反叛。
冬天十月，司空胡廣退休。
十一月辛巳日，京城發生地震。皇帝下詔讓百官舉薦品行獨特的人。涿郡舉薦了崔寔，崔寔到了公車署，卻稱病不參加對策，而是回去寫了篇討論世事的文章，叫《政論》。文章裡說：“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通常是因為君主在位太平日子過久了，風俗逐漸敗壞卻沒察覺，政治慢慢衰敗也不改正，習慣了混亂和危險，卻渾然不知。有的君主沉迷於欲望，不操心國家大事；有的聽不進勸諫，厭惡真話，輕信假話；有的在岔路口猶豫不決，不知道該怎麼辦；有的被信任的大臣，隻為保住俸祿，閉口不言；有的被疏遠的大臣，因為地位低，說的話沒人聽。所以上麵國家的法紀鬆弛，下麵有智慧的人鬱悶不得誌。可悲啊！自從漢朝建立以來，已經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鬆弛，上下懈怠，老百姓怨聲載道，都盼著能有中興的辦法來拯救國家。拯救時世的辦法，就在於修補漏洞、支撐傾斜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采取措施，目的就是要讓這個世道安穩下來。所以聖人掌權，會根據時代製定合適的製度，步驟方法各有不同，不會強迫人做他做不到的事，也不會不顧眼前緊急的情況，隻追求聽聞中的理想狀態。就像孔子回答葉公時說要讓遠方的人來歸附，回答魯哀公時說要治理好百姓，回答齊景公時說要注重禮節，不是孔子的說法不一樣，而是針對的問題和當時的緊急事務不同。一般人拘泥於舊的條文和過去的經驗，不懂得變通，覺得聽到的那些神奇偉大的辦法才好，卻忽視眼前實際情況，這種人怎麼能和他們討論國家大事呢！所以那些談論政事的人，就算說的符合聖德，也常常被反駁否定。為什麼呢？那些頑固的人不了解時代形勢，隻習慣自己看到的，不懂得成就大事的道理，更彆說考慮事情的開端了，隻會說一切照舊就行。那些所謂通達的人，有的愛慕虛名、嫉妒有才能的人，覺得計策不是自己出的很丟臉，就舞文弄墨、強詞奪理來破壞彆人的觀點。少數人敵不過多數人，就被排擠拋棄了，就算稷、契這樣的賢能之人還在世，也會被困住。這就是賢能智慧之人的言論常常鬱悶不能伸張的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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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國家，如果君主不是品德極高的人，那政策嚴就能治理好，政策寬就會出亂子。怎麼證明呢？就說最近的孝宣皇帝，他明白做君主的道理，清楚治理國家的方法，所以采用嚴刑峻法，嚇破了奸人的膽子，讓天下清平，國家治理得很安穩，成效比漢文帝還好。到了元帝即位，實行了很多寬鬆的政策，最終導致國家衰敗，權力開始被奪走，他也成了給漢朝埋下禍根的君主。從這裡就可以看出政策的得失。以前孔子寫《春秋》，稱讚齊桓公、晉文公，感歎管仲的功勞，難道他不讚美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之道嗎？其實是因為他明白要根據實際情況變通來挽救弊病的道理。所以聖人能隨著時代變化而改變，而一般人卻不懂得變通，以為遠古結繩記事的辦法，還能用來治理混亂的秦朝；以為拿著盾牌和大斧跳舞，就能解除平城之圍。像熊攀援、鳥伸展那樣的養生方法，雖然能延年益壽，但治不了傷寒病；呼吸吐納的方法，雖然能養生，但不是接骨的藥膏。治理國家的方法就像調養身體，身體好的時候就保養，生病了就得治療。刑罰就是治理亂世的藥石，德教就是使國家興盛太平的美食。用德教去除殘暴，就好比用美食治病；用刑罰治理太平的國家，就好比用藥石當飯吃。現在我們繼承了百代帝王留下的弊病，又趕上了厄運，好幾代以來，政策大多是寬容赦免，就像駕車的人鬆開了韁繩，馬嚼子也沒勒緊，四匹馬橫衝直撞，國家的道路危險傾斜，現在正要趕緊拉緊韁繩、固定車轅來挽救，哪還有時間講究車上鈴鐺的節奏呢！以前漢文帝雖然廢除了肉刑，但該斬右腳趾的人改為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這說明漢文帝是用嚴厲的政策實現了國家太平，而不是靠寬鬆的政策。”崔寔是崔瑗的兒子。山陽人仲長統曾經看過這本書，感歎說：“凡是做君主的，都應該抄錄一份，放在座位旁邊。”
臣司馬光說：漢朝的法律已經夠嚴厲了，可崔寔還覺得寬鬆，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衰敗時代的君主，大多軟弱怯懦，那些平庸愚蠢的輔佐大臣，隻知道無原則地寬容，所以有權有勢又受寵的大臣犯了罪不被治罪，強橫狡猾的百姓犯了法也不被懲罰；施加的仁愛恩惠，隻看眼前；奸邪之人得誌，國家的法紀卻立不起來。所以崔寔的言論，是為了糾正一時的偏差，不是適用於百世的普遍道理。孔子說：“政策寬鬆，百姓就會懈怠，懈怠了就用嚴厲的政策來糾正；政策嚴厲，百姓就會受到傷害，受到傷害了就用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節嚴厲，用嚴厲來調節寬鬆，這樣政治就能和諧。”這才是永恒不變的道理啊。
閏月庚午日，任城節王劉崇去世，他沒有兒子，封國就此廢除。
朝廷任命太常黃瓊為司空。
皇帝想褒獎尊崇梁冀，就讓中朝俸祿二千石以上的官員一起討論給梁冀的禮遇。特進胡廣、太常羊浦、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人都稱讚梁冀的功勳和品德可以和周公相比，應該賜給他山川、土地、附庸。隻有黃瓊說：“梁冀之前因為迎親的功勞，封邑增加到三千戶，他兒子梁胤也得到了封賞。現在諸侯是以封邑戶數為標準，不是以土地麵積為限，梁冀可以和鄧禹相比，總共享有四個縣的食邑。”朝廷采納了黃瓊的建議。於是有關部門上奏：“梁冀上朝時可以不用小步快走，帶著劍穿著鞋上殿，朝拜時司儀不用直呼他的名字，禮儀規格和蕭何一樣；把定陶、陽成剩下的戶數都封給梁冀，湊成四個縣，和鄧禹一樣；賞賜給他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上等住宅，和霍光一樣，以此來突出他的特殊功勳。每次朝會，梁冀和三公座位分開。他十天進宮一次，處理尚書事務。把這些規定向天下宣布，作為萬世的法則。”可梁冀還是覺得這些禮遇不夠優厚，心裡不高興。
評論
元嘉元年的曆史記載，集中展現了東漢中後期權力結構的畸形與士大夫群體的思想掙紮，梁冀的跋扈、皇權的孱弱與士人對時局的反思，共同構成了王朝衰落期的典型圖景：
權力博弈的荒誕：跋扈者的囂張與孤勇者的微光
梁冀帶劍入朝堂的細節，堪稱權力失控的縮影：作為輔政大臣，他竟突破“君臣儀軌”攜帶兵器入省，而尚書張陵的嗬斥與彈劾，成為黑暗中的一絲亮色。這場衝突的結果極具諷刺性——梁冀僅“以一歲俸贖”，卻讓“百僚肅然”，既暴露了權貴特權的穩固，也反襯出張陵“申公憲報私恩”的難得。
梁冀對其弟梁不疑的打壓，則揭示了權力集團的內耗本質：因不疑“好經書、喜待士”便奪其權，用十六歲“容貌甚陋”的兒子梁胤接任河南尹，甚至因馬融、田明拜訪不疑就將二人迫害至流放或死亡。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邏輯，讓權力徹底淪為排除異己的工具，連家族內部的基本理性都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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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桓帝“微行幸梁胤府舍”的行為，更凸顯了皇權的墮落：皇帝不顧“先王法服”的尊嚴，私訪外戚府邸，麵對楊秉“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的警告仍“不納”，說明此時的皇權已完全依附於外戚，連表麵的“尊卑秩序”都懶得維持。
社會危機的深化：天災人禍下的製度失靈
這一年的“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絕非單純的自然災荒，而是政治腐敗的直接惡果：梁冀集團“拓林苑、掠財富”導致民力枯竭，地方官“貪聚無厭”加劇底層破產，當朝廷既無賑災之力、又無體恤之心時，“人相食”便成了體製崩潰的殘酷注腳。
北匈奴寇邊、武陵蠻反的邊患，則暴露了國防體係的廢弛。敦煌太守馬達救援伊吾的被動，側麵反映出中央資源被外戚揮霍後，邊防力量的空虛——當權貴的“兔苑”與“第宅”耗費無數時，軍隊的糧餉、邊疆的防禦自然被擱置，內外危機的疊加，讓王朝的統治根基搖搖欲墜。
思想的碰撞：崔寔《政論》與“寬嚴之辯”的時代回響
崔寔在《政論》中直擊時弊的批判，成為東漢士人對“衰世”的深刻反思：
他指出“天下不治”的根源在於帝王“承平日久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官吏“括囊守祿”，士人“言以賤廢”，精準勾勒出官僚體係的僵化與統治階層的麻木。
其“嚴之則治，寬之則亂”的主張，看似與儒家“德治”傳統相悖，實則是對現實的無奈回應：當“政多恩貸”導致“權幸有罪不坐，豪猾犯法不誅”時，強調“刑罰如藥石”的嚴刑，本質是對製度公平的渴求。
司馬光雖批評崔寔“矯一時之枉”，主張“寬猛相濟”，但二者的分歧實則反映了衰世的困境——當“寬”已淪為縱容腐敗的借口，“嚴”便成了士人眼中最後的救命稻草。
崔寔的思想共鳴者眾多如仲長統“宜寫一通置之坐側”的評價），說明“製度失效”已成為士大夫的共識，而這種共識的無法落地，更凸顯了改革的絕望。
封賞鬨劇：權力合法性的自我解構
朝廷商議梁冀禮遇時，胡廣等人主張“比周公”，黃瓊堅持“比鄧禹”，最終梁冀因“所奏禮簿”而“不悅”，這場鬨劇極具象征意義：
周公、鄧禹的封賞基於開國或中興之功，而梁冀的“勳德”不過是外戚專權的產物，用“比古聖賢”的方式粉飾，實則暴露了統治階層對“合法性”的焦慮。
梁冀的“不悅”，則揭示了權力的貪婪無度——即便已獲“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等同蕭何、霍光的待遇，仍不滿足，這種永無止境的索取，最終隻會加速其自身的崩塌。
從更深層看，這場爭論中無人質疑“外戚專權”的合理性，僅糾結於“封賞規格”，說明士大夫群體已部分喪失了批判的根本立場，隻能在既有框架內做有限抗爭，這正是東漢衰落的核心病灶。
元嘉元年的曆史，如同一麵鏡子：梁冀的囂張、皇帝的昏聵、士人的掙紮，共同指向一個結論——當權力失去約束、製度淪為空殼、道德讓位於私欲，即便有張陵、黃瓊這樣的孤勇者，有崔寔這樣的清醒者，也難以挽救王朝的頹勢。崔寔筆下“四牡橫奔，皇路險傾”的比喻，不僅是對當時政局的描述，更預言了東漢最終覆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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