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壽元年公元155年，乙未年）
春天，正月戊申日，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二月，司隸地區和冀州發生饑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狀。
太學生劉陶向皇帝上書陳述事情說：“老天爺和皇帝，皇帝和百姓，就好比頭和腳，是相互依存、共同行動的。陛下您既看不到百姓艱難困苦的狀況，也聽不到戰爭帶來的動蕩之聲，天災沒讓您親身感受到痛苦，日食、地震也沒直接損害到您的身體，所以您輕視日月星辰的異常變化，不把上天的憤怒當回事。想想高祖當初創業，從普通百姓起家，集合離散的人，救治受傷的人，曆經艱辛才成就帝業，那可是相當勤奮努力了。他把福澤和皇位傳給了陛下您。可陛下您既不能弘揚先帝的治國之道，還忽視高祖創業的艱辛，隨意把權力交給他人，把國家大權托付出去，使得一群奸惡的小人，肆意殘害百姓。這就好比讓虎豹在獵場上安了家，豺狼在春天的園林裡哺育幼崽，做生意的人含冤而死，貧窮饑餓的人成為饑寒之鬼，死去的人在墳墓中悲傷，活著的人在朝野上下憂愁，這就是讓我深深歎息的原因啊！再說秦朝快要滅亡的時候，直言進諫的人被殺，阿諛奉承的人受賞，忠言被堵在忠臣的嘴裡，國家命運卻由奸臣掌控，讓閻樂在鹹陽專權，把車府令的大權交給趙高，皇帝權力沒了都不知道，威嚴喪失了也不在意。從古到今道理都是一樣的，成功和失敗的形勢也相似，希望陛下您能看看秦朝的滅亡，再看看西漢哀帝、平帝時的變故，這樣得失就很清楚，禍福也能預見了。我還聽說，國家危急時沒有仁愛之心就無法挽救，社會混亂時沒有智慧就不能拯救。我覺得以前的冀州刺史南陽人朱穆、前烏桓校尉我的同郡人李膺，他們都品行端正、清正廉潔，品德高尚超凡脫俗，實在是國家中興的好幫手，是國家的棟梁之臣，應該讓他們回到朝廷，輔佐王室。我在這個忌諱直言的朝廷，大膽說出不合時宜的話，就像冰霜見到太陽，肯定會消失。我一開始為天下的悲慘而悲傷，現在天下人大概也會為我的愚昧感到可悲吧。”奏章呈上去後，皇帝沒有理會。
夏天，南陽發生大水災。
司空房植被免職，任命太常韓演為司空。
巴郡、益州郡發生山崩。
秋天，南匈奴的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人造反，進犯美稷，東羌也全部響應。安定屬國都尉敦煌人張奐剛到任，軍營裡隻有二百來人，聽到消息後，馬上帶兵出發。軍吏們覺得兵力敵不過，磕頭勸阻他。張奐不聽，於是進軍駐紮在長城，召集士兵，派將領王衛去招降東羌，趁機占據龜茲縣，讓南匈奴無法和東羌聯係。東羌的各部落首領於是一起和張奐攻打左薁鞬台耆等人，把他們打敗了。且渠伯德十分害怕，帶著他的部眾投降，郡內得以安寧。羌人的首領們送給張奐二十匹馬、八枚金鐻。張奐當著羌人的麵把酒灑在地上說：“就算馬多得像羊一樣，我也不會把它們放進馬廄；就算金子多得像粟米一樣，我也不會把它們放進懷裡。”把這些禮物都還給了羌人。在此之前的八位都尉大多貪圖財物，讓羌人深受其苦，到張奐這裡，他自身正直廉潔，羌人沒有不心悅誠服的，他的威望和教化得到廣泛推行。
永壽二年公元156年，丙申年）
春天三月，蜀郡屬國的夷人造反。
當初，鮮卑族有個叫檀石槐的，勇猛健壯又有智謀，部落的人都敬畏服從他。他製定法律禁令，評判是非曲直，沒人敢違抗，於是被推舉為部落首領。檀石槐在彈汙山、歠仇水建立王庭，距離高柳以北三百多裡，兵力強盛，東部和西部的部落首領都來歸附。他向南侵擾邊境，向北抵禦丁零，向東擊退夫餘，向西攻打烏孫，占據了匈奴原來的全部領地，東西長達一萬四千多裡。秋天七月，檀石槐進犯雲中。朝廷任命原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李膺到了邊境，羌人和胡人聽到他的威名都很害怕，之前擄掠的男女，都送到邊塞歸還。
公孫舉、東郭竇等人聚集了三萬人，進犯青州、兗州、徐州，破壞郡縣。朝廷連年征討，都沒能取勝。尚書挑選能治理複雜難辦局麵的人，讓司徒掾潁川人韓韶擔任嬴縣縣長。賊人聽說韓韶賢能，相互告誡不要進入嬴縣境內。其他縣的一萬多戶流民進入嬴縣，韓韶打開糧倉救濟他們，負責管理糧倉的人都爭著說不行。韓韶說：“救活那些快餓死的人，就算因此獲罪，我也死而無憾。”太守向來知道韓韶的名聲和品德，最終沒有追究他的責任。韓韶和同郡的荀淑、鐘皓、陳寔都曾擔任過縣長，所到之處都以施行德政著稱，當時的人把他們稱作“潁川四長”。
當初，鮮卑進犯遼東，屬國都尉武威人段熲率領部下快速趕去。之後擔心賊人受驚逃走，就派驛站的騎兵假裝帶著皇帝的詔書召回段熲，段熲在路上假裝撤退，暗中在返回的路上設下埋伏。敵人信以為真，就進去追擊段熲，段熲趁機大舉發兵，把敵人全部斬殺俘獲。段熲因為偽造詔書，本該判處重刑，因為有戰功，被判司寇刑。服刑期滿後，被任命為議郎。到這時，皇帝下詔，因為東方盜賊猖獗，讓公卿推舉有文才武略的將帥。司徒尹頌推薦段熲，段熲被任命為中郎將，攻打公孫舉、東郭竇等人，大獲全勝，斬殺敵人一萬多級，其餘黨羽投降或逃散。段熲被封為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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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十二月，京城發生地震。
封梁不疑的兒子梁馬為潁陰侯，梁胤的兒子梁桃為城父侯。
評論
這段史料記錄了漢桓帝永壽元年至二年的曆史，展現了東漢王朝在內外交困中的掙紮。一邊是統治核心的腐朽僵化，一邊是地方官員與邊疆將領的零星自救，這種撕裂感正是王朝衰落期的典型特征：
頂層統治的麻木與危機的全麵爆發
司隸、冀州“人相食”的慘狀，是東漢社會危機的頂點。太學生劉陶的上疏直擊要害：他將“天帝民”比作“頭足”，痛斥桓帝“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讓宦官“芟刈小民”，致使“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這番話戳破了統治的虛偽——當皇帝沉迷享樂、無視百姓死活，當權力成為宦官掠奪的工具，“人相食”就不再是天災，而是體製性的謀殺。
但劉陶的勸諫“書奏不省”，與此前朱穆、楊秉等人的遭遇如出一轍。這說明頂層統治集團已陷入“集體麻木”：他們既無解決問題的能力，更無麵對危機的意願，隻能在“赦天下”“改元”等形式主義中自欺欺人。而“封梁不疑子、梁胤子為侯”的操作，更暴露了權力的本質——即便王朝搖搖欲墜，外戚集團仍在抓緊瓜分利益，這種“末日狂歡”加速了人心的離散。
邊疆與地方的“自救式”維穩
與中央的腐朽形成對比的，是部分地方官員的務實作為，他們的努力雖無法扭轉大局，卻為王朝續了一絲生機：
張奐治羌：麵對南匈奴與東羌的聯合叛亂，張奐以二百人兵力主動出擊，用“招誘東羌、切斷聯係”的策略瓦解敵軍，更以“馬如羊不入廄，金如粟不入懷”的清廉打破“八都尉好財貨”的惡習。他的成功證明：邊疆動蕩的根源往往不是外敵太強，而是官員太貪。當權力者守住“不與民爭利”的底線，便能贏得人心——這種“以廉立信”的治理智慧，恰是中央集團最缺乏的。
李膺鎮邊：李膺任度遼將軍後，“羌、胡皆望風畏服”，甚至主動送還此前掠奪的人口。這並非單純靠武力，而是源於他一貫的“貞高絕俗”的名聲。在“邊將多貪暴”的背景下，李膺的“威”來自於“信”，這種“以德服人”的威懾力，比十萬大軍更有效。
韓韶救民：麵對公孫舉起義的波及，嬴長韓韶“開倉賑流民”，一句“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道儘了亂世中基層官員的擔當。他與荀淑、鐘皓、陳寔並稱“潁川四長”，其“德政”的本質，是在製度失效後，用個人道德填補治理空白——這種“人治”的微光，恰恰反襯出“法治”的徹底崩壞。
段熲平叛：段熲用“詐為璽書設伏”的險招大破鮮卑，又以武力鎮壓公孫舉起義，展現了“能吏”的實用主義。他因“詐璽書”獲罪卻因功複用，反映了王朝的無奈：當常規手段失效，隻能依賴“非常規人才”，這種“飲鴆止渴”的用人邏輯，埋下了後來軍閥割據的隱患。
外患升級：鮮卑崛起與邊疆新威脅
檀石槐統一鮮卑並“儘據匈奴故地”，是東漢後期最致命的外患。與此前匈奴的鬆散不同，檀石槐“施法禁，平曲直”，建立了相對嚴密的部落聯盟，其“東西萬四千餘裡”的勢力範圍，對漢朝邊疆形成全方位壓迫。雲中之戰隻是開始，這個新興力量的崛起，不僅擠壓了漢朝的生存空間，更暴露了漢軍戰鬥力的衰退——當中央將資源用於內鬥，邊疆的防禦早已空心化。
而公孫舉、東郭竇起義“聚眾至三萬”，則是內部矛盾的總爆發。這些“盜賊”並非天生叛逆，而是“饑窮流冗”後的被迫反抗。韓韶的“賊不入嬴境”與段熲的“大破斬之”，代表了應對民變的兩種思路：前者靠“安撫”，後者靠“鎮壓”。但王朝選擇了段熲的方式，卻忽視了他成功的前提——韓韶們已經用“賑濟”減少了叛亂的土壤。單純依賴武力，終究是“揚湯止沸”。
曆史的吊詭：個體閃光與體係沉淪
這兩年的曆史充滿了吊詭：張奐、李膺、韓韶等人的努力，證明王朝並非無可救藥；但中央的持續腐朽，又讓這些努力淪為“局部修補”。劉陶上疏中“古今一揆，成敗同勢”的警告，直指核心問題——當權力被宦官、外戚壟斷，當“忠言逆耳、諛言得利”成為常態，即便有再多賢才，也無法挽救體係的崩塌。
鮮卑的崛起、民變的蔓延、邊疆的動蕩，本質上都是“中央失能”的連鎖反應。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局部的健康無法阻止整體的衰敗。永壽年間的這些故事，不過是東漢滅亡前的“預演”——當個體的道德與能力，再也托不起腐朽的體係時，崩塌就隻是時間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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