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紀四十六，從公元157年丁酉年）到公元163年癸卯年），一共七年。
永壽三年公元157年，丁酉年）
春天正月己未日，皇帝大赦天下。
居風縣的縣令貪婪殘暴到了極點，縣民朱達等人和蠻夷一起造反，把縣令殺了，聚集了四五千人。夏天四月，他們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皇帝下詔讓九真都尉魏朗去討伐，把叛軍打敗了。
閏月庚辰日的月末，發生了日食。
京城鬨起了蝗災。
有人向皇帝建議說：“老百姓之所以貧困，是因為貨幣輕、銅錢薄，應該改鑄大錢。”皇帝就把這件事交給四府的官員和太學裡有見解的讀書人討論。太學生劉陶發表意見說：“現在國家的憂患，不在於貨幣，而在於老百姓吃不飽飯。我看到近年來，好莊稼都被蝗蟲和螟蟲吃光了，老百姓家裡織布機都空了，因為公私各方都來索要財物。老百姓擔心的，哪裡是錢的多少、分量的輕重呢！就算現在能把沙子石頭變成金子美玉，但老百姓渴了沒水喝，餓了沒飯吃，就算有伏羲、神農那樣的純德，唐堯、虞舜那樣的文明，也沒法保證國家內部的安定啊。老百姓可以百年沒有錢，但不能一天沒飯吃，所以糧食才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那些提議的人不明白農業生產才是根本，卻總說鑄錢的好處。就算一萬個人鑄錢，一個人來搶奪，都供應不上，更何況現在是一個人鑄錢，卻有一萬個人來搶呢！就算把天地陰陽當作炭火，把萬物當作銅料，驅使不用吃飯的百姓，讓不餓的人來乾活，也滿足不了那些貪得無厭的需求。要想讓老百姓富裕，關鍵在於停止勞役、禁止掠奪，這樣老百姓不用太勞累就能過上富足的日子。陛下憐憫天下人的憂愁，想通過鑄錢來調整物價，拯救弊病，這就好比在煮沸的鍋裡養魚，在烈火上讓鳥棲息。水和樹木本來是魚和鳥生存的根本，但使用的時機不對，最後肯定會焦爛。希望陛下放寬對鑄錢的禁令，暫時擱置鑄錢的提議，聽聽老百姓的歌謠，問問路邊老人擔憂什麼，看看日月星辰的光輝，觀察山河的流向，這樣天下人的心思，國家的大事，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沒有什麼疑惑了。我想到現在土地廣闊卻沒人耕種，人口眾多卻沒有飯吃，一群小人競相往上爬，占據國家的重要位置，在天下飛揚跋扈，像鳥一樣到處掠奪食物，吃人連骨頭都不放過，貪婪得沒有滿足的時候。我真擔心突然有服勞役的人、貧窮的工匠從築牆的隊伍裡站起來，扔掉工具，揮著手臂，登上高處大聲呼喊，讓心懷怨恨的老百姓像雲一樣聚集響應。到那時，就算有再大的錢，又怎麼能挽救危機呢！”於是就沒有改鑄大錢。
冬天十一月，司徒尹頌去世。
長沙的蠻人造反，進犯益陽。
朝廷任命司空韓演為司徒，任命太常北海人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公元158年，戊戌年）
夏天五月甲戌日的月末，發生日食。太史令陳授通過小黃門徐璜向皇帝進言，說“日食這種異常現象的過錯在於大將軍梁冀”。梁冀聽說後，暗示洛陽的官員逮捕並拷問陳授，陳授死在了獄中。皇帝因此對梁冀心生憤怒。
京城又鬨蝗災。
六月戊寅日，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舉行大規模的求雨祭祀。
秋天七月甲子日，太尉黃瓊被免職，任命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天十月，皇帝到廣成苑打獵，接著又去了上林苑。
十二月，南匈奴各個部落一起反叛，和烏桓、鮮卑一起侵犯邊境的九個郡。皇帝任命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陳龜在出發前，上奏章說：“我聽說日月星辰運行不正常，就要選拔賢士做丞相；蠻夷不恭敬，就要提拔士兵做將領。我沒有文才武略，卻愧居這軍事要職，就算把身體拚上，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現在西州邊境，土地貧瘠，老百姓多次遭受敵寇擄掠，家庭破敗，雖然還活著，但實際上跟枯朽的人沒什麼兩樣。過去幾年並州又是水災又是蟲災，莊稼荒廢減產，租稅和徭役都沒法完成。陛下把百姓當作自己的子女，怎麼能不給予撫慰的恩情呢！古公亶父、西伯姬昌因為施行仁政，天下人都歸附他們，難道是靠用車拉著金銀財寶去給百姓施恩嗎？陛下繼承中興的皇統，承接光武帝的大業，臨朝處理政務卻沒把心思放在這上麵。而且地方官員不好，有的是宦官推薦的，他們害怕違抗皇上旨意，隻圖眼前過得去。老百姓的歎息呼喊，招來了災害，胡虜又凶悍，趁著國家衰弱來鑽空子。使得國家倉庫的財物都進了那些貪婪之人的口中，國家事業沒有一點成效，這都是因為將帥不忠誠，聚集了一群奸人導致的。之前涼州刺史祝良，剛到任就大力糾察處罰，太守、縣令等官員，被降職撤職的將近一半，沒過多久，就成效顯著，實在應該給予特殊獎賞，來鼓勵有能力的官員。應該更換地方官員，趕走那些奸惡殘暴的人；還要重新選拔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挑選有才能的人，把法令教給他們；免除並州、涼州今年的租稅和徭役，赦免罪犯，一切重新開始。這樣好的官員就知道奉公守法的好處，壞的官員也能意識到營私舞弊的後果，胡人的馬匹就不會窺視長城，邊塞也就沒有了望警戒的憂患了。”皇帝於是重新選拔幽州、並州的刺史，從營、郡太守、都尉以下的官員，也大多進行了更換。下詔為陳將軍免除並州、涼州一年的租賦，賞賜給當地的官吏和百姓。陳龜到任後，州郡的官員都十分害怕，節省了大量的經費，每年能省下以億為單位計算的錢財。皇帝下詔任命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去討伐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放火燒了度遼將軍的軍營大門，然後駐紮在赤阬，煙火都能相互看見。士兵們非常害怕，都想逃跑。張奐卻安穩地坐在營帳中，和弟子們照常講學誦讀，軍士們漸漸安定下來。張奐於是暗中引誘烏桓，和他們私下交好，讓烏桓斬殺了匈奴、屠各部落的首領，打敗了匈奴的部眾，各個胡人部落都投降了。張奐認為南單於車兒沒有能力管理好國家事務，就把他扣押起來，上奏請求立左穀蠡王為單於。皇帝下詔說：“《春秋》主張遵循正道；車兒一心向往歸化，有什麼罪要被罷黜呢！讓他回到王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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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軍梁冀和陳龜一直有矛盾，就誣陷陳龜貶低損毀國家威嚴，為自己撈取功勞和聲譽，還說他不被胡虜畏懼，於是陳龜被召回，朝廷任命種暠為度遼將軍。陳龜就請求告老還鄉，後來又被征召為尚書。梁冀越來越暴虐，陳龜上奏章陳述他的罪狀，請求皇帝誅殺梁冀，皇帝沒有理會。陳龜知道自己肯定會被梁冀害死，就絕食七天後去世了。種暠到了軍營，先宣揚朝廷的恩德和信用，引誘胡人投降，有不服從的，再進行討伐；之前被郡縣活捉當人質的羌人，種暠都把他們送回去；他真誠地安撫胡人，獎賞懲罰分明，因此羌人、胡人都來歸順。種暠於是撤掉烽火台，取消了望哨，邊境地區安然無事；後來他入朝擔任大司農。
評論
這段史料覆蓋了漢桓帝永壽三年至延熹元年的曆史，呈現出東漢王朝在內外危機中加速滑落的軌跡。從經濟政策的爭議到邊疆治理的反複，從士大夫的呐喊到外戚與皇權的裂痕，每一個細節都透露出“大廈將傾”的危機感：
經濟爭議背後的民生困局：鑄錢之爭與治理本質的錯位
“改鑄大錢”的提議與劉陶的反駁，堪稱東漢經濟治理思想的交鋒焦點。劉陶的上疏一針見血：當“良苗儘於蝗螟，杼軸空於公私之求”，百姓麵臨的是“渴無所飲，饑無所食”的生存危機，而非“錢貨厚薄”的貨幣問題。他尖銳指出“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揭露了問題的核心——不是貨幣製度落後，而是“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的掠奪性統治。
劉陶的核心主張“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直指封建王朝的治理本質：民生的根本在“食”，而非“錢”；財富的關鍵在“生產”，而非“鑄幣”。當權貴集團“吞肌及骨，並噬無厭”，即便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也填不滿貪婪的黑洞。最終“遂不改錢”的結果，並非政策的勝利，而是現實的無奈——王朝已無力推行任何實質性改革，隻能在“維持現狀”中等待崩潰。
邊疆治理的搖擺：能吏的短暫閃光與體製的深層潰爛
南匈奴、烏桓、鮮卑的聯合叛亂，再次暴露了東漢邊疆防禦的脆弱。而陳龜、張奐、種暠三位邊將的不同遭遇，折射出邊疆治理的困境：
陳龜的“激進改革”：他上任前就直指“牧守不良多出自中官”，主張“除並、涼租賦”“革易貪殘”，試圖從根源解決邊患。其“到職後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的成效，證明了“反腐即強軍”的樸素邏輯。但他因與梁冀有隙被誣陷，最終“不食七日而死”，說明在權貴壟斷的體製下，任何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者都難逃厄運。
張奐的“臨危鎮定”：麵對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的危機，他“安坐帷中講誦自若”穩定軍心，又“潛誘烏桓擊匈奴”分化敵軍，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智慧。但他因“奏廢南單於”違背“《春秋》大居正”的禮製被駁回，反映出朝廷在“務實”與“守禮”之間的僵化選擇——寧可犧牲邊疆穩定，也要維護表麵的宗法秩序。
種暠的“懷柔安撫”：他“先宣恩信，誘降諸胡，遣還質民”，以“誠心懷撫”贏得羌胡順服，甚至“去烽燧，除候望”實現邊地晏然。這種“以德化人”的治理，與此前邊將的“貪暴”形成對比，卻同樣難以持久——當中央腐敗導致資源枯竭，再好的個人品德也無法填補體製性的漏洞。
三位能吏的短暫成功，如同黑暗中的螢火，反襯出整個邊疆體係的腐朽：邊患的根源不在外敵太強，而在內部太爛——宦官與外戚的利益輸送、地方官的盤剝壓榨，讓邊疆百姓與少數民族淪為犧牲品，最終“逼上梁山”加入叛亂。
權力格局的裂痕：皇權與外戚的矛盾初顯
太史令陳授因“日食咎在梁冀”的言論被害死獄中，成為桓帝與梁冀關係的轉折點。“帝由是怒冀”的細節，標誌著此前“皇權完全依附外戚”的狀態開始鬆動。梁冀的反應——從“諷洛陽收考授”到迫害陳龜——則暴露了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囂張。
這種矛盾的本質，並非“正義與邪惡”的對抗，而是權力分配的衝突：桓帝已成年，不願再做傀儡；梁冀則欲永久壟斷權力。陳授之死不過是導火索，真正的風暴正在醞釀。而此時的朝廷官員，或如胡廣般“左右逢源”，或如黃瓊般“無奈去職”，士大夫群體的沉默，為後來的“滅梁冀”事件埋下了伏筆。
時代的底色：災異與叛亂的常態化
這段時間裡，“蝗災”“日食”“蠻夷叛亂”接連發生，形成了“災異叛亂鎮壓再叛亂”的惡性循環。從居風令引發的朱達起義，到長沙蠻寇益陽，再到南匈奴聯合烏桓、鮮卑寇邊，叛亂的範圍從內地蔓延到邊疆，參與者從農民擴展到少數民族，本質上都是“生存空間被擠壓”的反抗。
而朝廷的應對始終停留在“鎮壓赦免”的重複中：既無解決“民饑”的根本舉措，也無整頓吏治的決心，更無製衡權貴的魄力。正如劉陶所預言：“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怨之民響應雲合”——當底層民眾連“一朝之饑”都無法忍受時，任何微小的火星都可能點燃燎原大火。
永壽三年至延熹元年的曆史，是東漢衰亡的關鍵節點。梁冀的暴虐已激起皇權的不滿，民生的凋敝讓叛亂成為常態，士大夫的呐喊淪為徒勞。陳龜的死、劉陶的諫、張奐的智，都不過是王朝落幕前的掙紮。而桓帝對梁冀“由是怒”的細節，預示著一場更大的權力風暴即將來臨——隻是這場風暴，最終沒能挽救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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