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己亥年）
春天二月，鮮卑侵犯雁門。
蜀郡的夷人攻打蠶陵。
三月，又禁止刺史、俸祿二千石的官員服三年喪。
夏天，京城發了大水。
六月，鮮卑又來進犯遼東。
梁皇後仗著姐姐太後）和哥哥梁冀的勢力，生活那叫一個奢侈糜爛，比之前的皇後奢靡程度翻了好幾倍。她獨占皇帝寵愛，還特彆善妒，後宮其他妃子都沒機會見到皇帝。等到太後去世，她的恩寵一下子就沒了。梁皇後一直沒生孩子，每次有宮女懷孕，很少有能保住孩子的。皇帝雖然害怕梁冀，不敢對梁皇後發怒，但去她那兒的次數也越來越少，梁皇後心裡又愁又氣。秋天七月丙午日，梁皇後去世。乙醜日，把她安葬在懿陵，諡號懿獻皇後。梁冀一家，前前後後出了七個侯爺，三個皇後，六個貴人，兩個大將軍，夫人、女兒食邑稱君的有七人，娶公主的有三人，其他卿、將、尹、校等官職的有五十七人。梁冀獨攬大權，一天比一天凶狠放肆，皇宮的侍衛和皇帝身邊的近侍，都是他安插的親信，皇帝在宮中的一舉一動，他都了如指掌。各地征調物資，每年按時進貢的東西，都得先把最好的送給梁冀，皇帝隻能拿到次一等的。官員和百姓帶著財物來求官或者請罪的，在道路上排得滿滿的。百官升遷或者被征召，都得先到梁冀家門口送上書信表示感謝，然後才敢去尚書台辦理手續。下邳人吳樹要去宛縣當縣令，上任前向梁冀辭行，梁冀的賓客在宛縣境內到處都是，梁冀就托吳樹照顧他們。吳樹說：“這些小人奸惡，家家都該殺。將軍您處在上將的高位，應該推崇賢良，來彌補朝廷的缺失。自從我陪您坐著談話以來，沒聽您稱讚過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卻囑托我照顧這麼多不稱職的人，我實在不敢聽從！”梁冀聽了，心裡很不高興，沒說話。吳樹到了宛縣，就把梁冀那些禍害百姓的賓客殺了幾十人。後來吳樹升任荊州刺史，又去向梁冀辭行，梁冀就用毒酒害死了他，吳樹剛出門，就死在了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剛被任命，沒去拜見梁冀，梁冀就找了個彆的理由把他腰斬了。郎中汝南人袁著，年僅十九歲，到皇宮上書說：“四季交替運行，完成使命就會過去，地位高、受厚寵的人，很少有不招來災禍的。現在大將軍已經位極人臣、功成名就，這可是最大的警戒，應該遵循辭官回家的禮節，安享清福。古話說：‘果實太多會壓壞樹枝，傷害樹心。’如果不削減手中的大權，恐怕沒法保全自己！”梁冀聽說後，秘密派人去抓捕袁著，袁著就改名換姓，假裝生病死了，還紮了個草人，買了棺材出殯。梁冀知道他是裝的，抓到他後，把他鞭打致死。太原人郝絜、胡武，喜歡發表激烈正直的言論，和袁著關係很好，郝絜、胡武曾經聯名向三公府上奏，推薦天下的高士，卻沒去拜見梁冀。梁冀回想起來很生氣，下令讓京城的官員發文追捕他們，結果把他們兩家都殺了，死了六十多人。郝絜一開始逃亡，知道逃不掉，就帶著棺材到梁冀家門口上書，信送進去後，就服毒自殺了，這樣他的家人才能保全。安帝的嫡母耿貴人去世，梁冀向耿貴人哥哥的兒子林慮侯承索要耿貴人的珍玩，沒要到，梁冀大怒，把承一家十幾口人都殺了。涿郡的崔琦因為文章寫得好，被梁冀欣賞，崔琦寫了《外戚箴》《白鵠賦》來委婉地勸誡梁冀，梁冀很生氣。崔琦說：“以前管仲輔佐齊國，喜歡聽批評勸諫的話；蕭何輔佐漢朝，還專門設立記錄自己過錯的官員。現在將軍您幾代人都位居三公宰輔之位，責任等同於伊尹、周公，卻沒聽說您施行什麼德政，老百姓生活困苦，您不結交賢良來挽救即將到來的災禍，反而想堵住士人嘴巴，蒙蔽皇帝的視聽，難道要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嗎！”梁冀無話可說，就打發崔琦回家。崔琦害怕，就逃跑躲起來了，梁冀把他抓回來後，殺了他。
梁冀掌權將近二十年，權勢在朝廷內外通行無阻，皇帝都隻能拱手相讓，不能親自參與政事，皇帝心裡早就不滿了；等到陳授因為說日食的過錯在梁冀而死，皇帝就更加憤怒。和熹皇後堂兄的兒子郎中鄧香的妻子宣，生了個女兒叫猛，鄧香死後，宣改嫁給梁紀；梁紀是梁冀妻子孫壽的舅舅。孫壽覺得猛長得漂亮，就把她帶進皇宮，成為貴人，梁冀想認猛做自己女兒，把猛的姓改成梁。梁冀擔心猛的姐夫議郎邴尊會破壞宣讓猛改姓梁的想法，就派刺客殺了邴尊。之後又想殺宣，宣家緊挨著中常侍袁赦家，梁冀的刺客爬上袁赦家屋頂，想進入宣家，袁赦發覺後，敲鼓召集眾人並告訴了宣。宣趕緊跑去告訴皇帝，皇帝聽後大怒，借上廁所的機會，單獨叫來小黃門史唐衡，問：“我身邊和外戚合不來的人，有誰？”唐衡回答：“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和梁不疑有矛盾；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一直私下裡痛恨外戚驕橫跋扈，隻是嘴上不敢說。”於是皇帝把單超、左悺叫進屋裡，對他們說：“梁將軍兄弟把持朝政，威脅朝廷內外，公卿以下的官員都聽他們的，現在我想殺了他們，你們覺得怎麼樣？”單超等人回答：“他們確實是國家的奸賊，早就該殺了；隻是我們能力薄弱，不知道陛下您是怎麼想的。”皇帝說：“確實如此，你們秘密謀劃這件事。”單超等人說：“謀劃不難，就怕陛下您心裡猶豫不決。”皇帝說：“奸臣威脅國家，就應該治他們的罪，有什麼可猶豫的！”於是又把徐璜、具瑗等人叫來，五個人一起商定計策，皇帝咬破單超的手臂，歃血為盟。單超等人說：“陛下現在主意已定，就彆再說了，免得被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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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冀心裡懷疑單超等人，八月丁醜日，派中黃門張惲進宮值班，以防發生變故。具瑗命令官吏逮捕張惲，罪名是“擅自從宮外進宮，想要圖謀不軌”。皇帝來到前殿，召集尚書們進宮，宣布這件事，讓尚書令尹勳拿著符節帶領丞、郎以下的官員都拿著兵器守住宮門，把各種符節都收集起來送到宮中，讓具瑗率領左右馬廄的騎士、虎賁、羽林、都候等帶劍戟的士兵共一千多人，和司隸校尉張彪一起包圍梁冀的府第，讓光祿勳袁盱拿著符節沒收梁冀的大將軍印綬，改封他為比景都鄉侯。梁冀和妻子孫壽當天就自殺了；梁不疑、梁蒙之前已經去世。把梁氏、孫氏家族內外的宗親都抓起來送到詔獄，不論老少都被處死；其他受牽連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官員，死了幾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都因為依附梁冀，沒有保衛皇宮，停留在長壽亭，被判處比死刑低一等的刑罰，免去官職成為平民。梁冀的舊部、賓客被免職的有三百多人，朝廷幾乎都空了。當時，事情突然從宮中發起，使者們跑來跑去，公卿們都慌了神，官府和集市一片混亂，過了好幾天才安定下來；老百姓沒有不拍手稱快的。沒收梁冀的財物，由官府變賣，總共三十多億，用來充實皇家府庫，還把天下的稅租減少了一半，把梁冀的園林、獵場分給窮困百姓，讓他們有謀生的手段。
評論
延熹二年的曆史，以梁冀集團的覆滅為核心，展現了東漢外戚專權的巔峰與崩塌。這場權力風暴既是皇權與外戚的終極對決，也暴露了王朝深層的製度痼疾，其過程與影響極具曆史警示意義：
梁冀專權的極致：權力失控下的“家族帝國”
梁冀集團的權勢達到了中國曆史上外戚專權的頂點：“七侯、三皇後、六貴人、二大將軍”的家族陣容，“四方調發先輸冀第，乘輿次之”的財富壟斷，“百官遷召先謝冀門”的官場控製，構成了一個淩駕於皇權之上的“國中之國”。其統治的殘酷性體現在：
對異己的絕對碾壓：宛令吳樹拒絕為其黨羽牟利，遭毒殺；遼東太守侯猛未登門拜謁，被腰斬；十九歲的郎中袁著上書勸其退隱，竟被“笞殺”並牽連六十餘人。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邏輯，讓權力徹底淪為鏟除異己的工具。
對皇權的全麵架空：皇帝的“宮衛近侍皆樹所親”，連起居細節都被監視；後宮嬪妃“孕育者鮮得全”，梁皇後甚至通過墮胎控製皇嗣。桓帝形同傀儡，“拱手不得有所親與”，皇權被壓縮到僅剩“皇帝”的虛名。
對社會的無度掠奪：從“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的官場腐敗，到“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的財富截留，整個國家機器成了梁氏家族的斂財工具。其積累的“三十餘萬萬”家產相當於全國半年稅租），正是無數百姓的血淚結晶。
梁冀的覆滅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當權力失去任何約束，貪婪與暴虐就會無限膨脹，最終必然觸碰所有階層的底線，包括曾經縱容它的皇權。
倒冀之變的真相：皇權與宦官的“黑箱聯盟”
桓帝誅殺梁冀的過程，絕非“正義戰勝邪惡”的簡單敘事，而是一場充滿陰謀與算計的權力博弈：
聯盟的脆弱基礎：桓帝與單超、左悺等宦官的結盟，源於共同的“敵人”而非共同的“理想”。皇帝恨梁冀“迫脅內外”，宦官怨梁冀壟斷權力，二者在“廁所密議”“齧臂為盟”，本質是利益交換——皇帝借宦官之手奪權，宦官借皇帝之勢上位。
手段的詭秘與殘酷：從“收張惲以圖不軌”的先發製人，到“勒尚書操兵守省閣”的宮廷戒嚴，再到“千餘人圍冀第”的雷霆行動，整個過程如同一出精心策劃的政變。而“梁氏、孫氏宗親無長少皆棄市”“連及死者數十人”的清洗，既顯決絕，也露殘忍——權力鬥爭從來沒有“溫情”可言。
士大夫的集體缺席：這場倒冀行動中，士大夫群體幾乎完全缺位。此前因反抗梁冀而死的陳龜、袁著等人，並未成為變革的推動者；幸存的官員或如胡廣般“阿附冀”，或如李膺般沉默觀望。這說明士大夫階層在長期高壓下已喪失行動力，隻能被動接受權力更迭的結果。
梁冀的覆滅，本質是“外戚專權”被“宦官專權”取代，而非製度的革新。桓帝打破了一個權力壟斷者，卻扶持了另一個更隱蔽的壟斷集團，為後來的“黨錮之禍”埋下伏筆。
短暫的狂歡與深層的危機
“收冀財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苑囿以業窮民”的舉措，讓百姓“莫不稱慶”，但這種狂歡難以掩蓋王朝的深層危機：
權力結構的惡性循環：從外戚專權到宦官專權，東漢的權力結構並未改善，隻是“惡”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宦官單超等人後來“封列侯，權傾朝野”，其腐敗與專橫不亞於梁冀，證明皇權依賴“近臣”的痼疾從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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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係的崩塌風險：“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的局麵，雖清除了梁冀黨羽，卻也導致行政癱瘓。而“太尉胡廣等免為庶人”的處理，看似公正，實則株連——當“不衛宮”都成為罪名，說明政治清洗已超越“罪行”本身，淪為權力洗牌的工具。
社會矛盾的延續：減租、散苑囿等惠民政策，隻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梁冀雖死，但“群小競進，秉國之位”的現象並未改變，百姓“饑無所食”的困境依然存在。鮮卑寇邊、蜀郡夷叛等問題，也不會因一場宮廷政變而消失。
曆史的鏡鑒：權力失控的永恒困局
延熹二年的這場巨變，揭示了專製王朝的致命悖論：
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敗：梁冀從“輔政大臣”演變為“跋扈將軍”，根源不在於個人品質，而在於缺乏製衡的權力結構。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與“世襲罔替”的特權結合，任何道德說教都蒼白無力。
“惡惡相濟”的曆史循環：桓帝用宦官倒外戚，無異於“以毒攻毒”。此後宦官專權愈演愈烈，最終引發“黨錮之禍”，證明“用一種專權取代另一種專權”，隻會讓王朝在惡性循環中加速墜落。
民心向背的終極裁判：百姓對梁冀覆滅的“稱慶”，並非擁護桓帝或宦官，而是對“苛政猛於虎”的反抗。當一個政權的存在隻為少數人牟利時，其崩塌隻是時間問題——梁冀的財富、權勢曾如日中天，最終卻落得“自殺棄市”的下場，恰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生動注腳。
延熹二年的這場風暴，吹散了外戚專權的陰霾，卻也開啟了宦官亂政的新篇章。東漢王朝並沒有因此“中興”，反而在權力的頻繁更迭中，一步步走向了終點。曆史的吊詭之處正在於此：人們往往期待一場巨變能解決所有問題，卻忘了“權力”本身，才是需要被馴服的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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