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日，皇帝把梁貴人立為皇後，還把之前梁皇後的懿陵降格為貴人的墳墓。皇帝討厭梁氏，就把皇後的姓改成薄氏，過了一段時間，知道她是鄧香的女兒，又讓她恢複鄧姓。
皇帝下詔獎賞誅殺梁冀的功臣，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為縣侯，單超的食邑有兩萬戶，徐璜等人各有一萬多戶，世人稱他們為“五侯”。還讓左悺、唐衡繼續擔任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為亭侯。
任命大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中山人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人盛允為司空。當時，剛剛除掉梁冀，天下人都期待有新的政策和變化。黃瓊處在三公之首的位置，就上奏檢舉那些平常貪汙的州郡官員，有十多個人被處死或者流放，全國上下都一致稱讚他。
黃瓊征召汝南的範滂。範滂從小就磨煉自己的高潔品行，被家鄉人信服。他曾經擔任清詔使，去冀州巡查，範滂一上車，手握韁繩，就滿懷壯誌，想著要把天下治理得風清氣正。那些貪汙的郡守、縣令，聽到風聲就自動交出官印離職了。他所檢舉上奏的人，沒有不讓大家心服口服的。正好趕上皇帝下詔讓三府的屬官檢舉那些民間流傳的官員不法行為，範滂就上奏檢舉了二十多個刺史、二千石官員以及他們背後的權貴勢力。尚書責怪範滂彈劾的人太多，懷疑他有私心。範滂回答說：“我所檢舉的，要是沒有那些貪婪殘暴、嚴重危害百姓的，我怎麼會寫在奏章上呢！隻是因為時間緊迫，所以先檢舉最要緊的，那些還沒調查清楚的，之後我會再去核實。我聽說農夫除掉雜草，好莊稼才能長得茂盛；忠臣鏟除奸人，國家的正道才能清明。要是我說的有假，我甘願接受死刑！”尚書也沒法反駁他。
尚書令陳蕃給皇帝上疏，推薦了五個隱士，分彆是豫章的徐稚、彭城的薑肱、汝南的袁閎、京兆的韋著和潁川的李曇。皇帝就用安穩的車子、黑色和淺紅色的布帛，按照禮節去征召他們，可他們都沒來。徐稚家裡窮，經常自己種地，不是自己勞動所得就不吃，為人恭敬、節儉、重義氣、講謙讓，當地的人都佩服他的品德。多次被官府征召，他都沒答應。陳蕃當豫章太守的時候，以禮邀請徐稚擔任功曹，徐稚沒辦法才去拜見，見麵之後就告辭了。陳蕃性格正直嚴厲，不輕易接待賓客，隻有徐稚來了，才專門為他設一張坐榻，徐稚走了就把坐榻掛起來。後來徐稚被推舉為有道之士，朝廷派人到他家封他為太原太守，他也沒接受。徐稚雖然不接受各位公卿的征召，但聽說有人去世，就背著書箱去吊唁。他常常在家裡提前烤好一隻雞，用一兩棉花在酒裡浸濕後晾乾，用來包裹雞肉，直接走到要去的墳墓外，用水浸濕棉花，讓它散發出酒氣，再準備一鬥米飯，用白茅墊著。把雞放在前麵，灑酒祭奠完，留下名片就走，不見喪主。
薑肱和他的兩個弟弟仲海、季江都因為孝順友愛而出名，他們經常蓋同一條被子睡覺，不接受朝廷的征召。薑肱曾經和弟弟季江一起去郡裡，晚上在路上遇到強盜，強盜要殺他們，薑肱說：“我弟弟年紀小，父母疼愛他，還沒娶妻，我願意犧牲自己救弟弟。”季江說：“哥哥年紀大，品德好，是家裡的寶貝，國家的人才，我請求自己受死，來代替哥哥的性命。”強盜聽了就把他們都放了，隻是搶走了他們的衣服財物。到了郡裡，大家看到薑肱沒穿衣服，奇怪地問原因，薑肱找了個彆的借口，始終沒說被搶劫的事。強盜聽說後，感動又後悔，到學舍求見薑肱，磕頭謝罪，歸還搶來的東西。薑肱不接受，還拿酒食招待強盜，然後送他們走了。皇帝征召薑肱，他沒來，就下令彭城的官員，讓畫工去畫薑肱的樣子。薑肱躺在昏暗的地方，用被子蒙著臉，說自己頭暈，怕吹風，畫工最終也沒見到他。
袁閎是袁安的玄孫，他刻苦修身，不接受征召。韋著隱居起來講學，不過問世俗事務。李曇的繼母很嚴厲，李曇侍奉她卻更加恭敬，得到四季的珍貴玩物，從來都是先祭拜再獻給繼母，鄉裡人都把他當作榜樣。
皇帝又征召安陽的魏桓，他的同鄉都勸他去，魏桓說：“追求官職，是為了實現自己的誌向。現在後宮有上千人，能減少嗎？馬廄裡有上萬匹馬，能減掉嗎？皇帝身邊的權貴，能除掉嗎？”大家都說：“不能。”魏桓感慨地歎息說：“如果我去了，最後還是一事無成地回來，那去了又有什麼意義呢！”於是就隱居起來不出來。
皇帝除掉梁冀後，以前的舊人、恩人、仇人，很多都得到了封爵。追封皇後的父親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又封皇後的母親宣為昆陽君，哥哥的兒子鄧康、鄧秉都為列侯，家族其他人都當上了列校、郎將，賞賜的財物數以萬計。中常侍侯覽獻上五千匹細絹，皇帝賜給他關內侯的爵位，又借口他參與商議誅殺梁冀，進封他為高鄉侯；還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從此，權力都集中到宦官手裡了。“五侯”尤其貪婪放縱，朝廷內外都被他們攪得不安寧。當時，災異現象頻繁出現，白馬令甘陵人李雲用公開的奏章上書，還把副本送到三公府，說：“梁冀雖然專權跋扈，把暴虐施加到天下，但現在因為犯罪被殺，就像主人叫來家臣把他勒死一樣，卻濫封謀劃這件事的臣子萬戶以上的食邑。漢高祖要是知道了，能不反對嗎！西北邊境的將領，能不寒心嗎！孔子說：‘帝，就是要明察。’現在官位混亂，小人靠諂媚往上爬，錢財公然行賄受賄，政治教化日益受損；皇帝詔書任命官員，都不經過皇帝親自審閱，這樣做，皇帝還想不被人指責嗎！”皇帝看到奏章後非常生氣，下令有關部門逮捕李雲，讓尚書帶著護衛，拿著劍戟把李雲送到黃門北寺獄，派中常侍管霸和禦史、廷尉一起審問他。當時，弘農五官掾杜眾為李雲因為忠諫而獲罪感到痛心，就上書說“願意和李雲同一天死”，皇帝更加憤怒，就把杜眾也關進了廷尉的監獄。大鴻臚陳蕃上疏說：“李雲說的話，雖然沒顧忌皇帝的忌諱，冒犯了皇帝的旨意，但他的本意是為了國家好。以前漢高祖能容忍周昌直言不諱的勸諫，漢成帝赦免朱雲的死罪，現在要是殺了李雲，我擔心世人又會有像比乾被剖心那樣的議論了！”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也一起上疏為李雲求情。皇帝非常憤怒，有關部門上奏說他們對皇帝不恭敬。皇帝下詔嚴厲斥責陳蕃、楊秉，把他們免職趕回家鄉，沐茂、上官資被降兩級官階。當時皇帝在濯龍池，管霸上奏李雲等人的事情，管霸跪著說：“李雲不過是鄉野間的迂腐書生，杜眾是郡裡的小官吏，他們是出於愚狂，不值得治罪。”皇帝對管霸說：“‘帝欲不諦’，這是什麼話，你還想原諒他們？”回頭讓小黃門批準了對李雲和杜眾的判決，李雲和杜眾都死在了獄中，從此皇帝寵愛的這些人更加驕橫。太尉黃瓊自己覺得無力製止這種情況，就稱病不起，上疏說：“陛下即位以來，沒有什麼好的政績，梁氏家族掌權，宦官充斥朝廷，李固、杜喬因為忠言被殘酷殺害，李雲、杜眾又因為正直接著被殺，天下人傷心害怕，怨恨越來越深，朝廷內外的人，都不敢談忠了。尚書周永，一直侍奉梁冀，借助他的權勢，看到梁冀快倒台了，就假裝詆毀梁冀來顯示自己忠誠，靠著這種奸計，也得到了封侯。還有，宦官心懷不正，互相勾結，自從梁冀得勢，他們就親密無間，整天謀劃著乾壞事；等到梁冀要被殺的時候，他們沒辦法再耍手段，又把梁冀的惡行重新提起，來索要爵賞。陛下不仔細審查，辨彆真假，又把他們和忠臣一起公開封賞，讓好壞不分，就像把金玉扔在沙石裡，把珪璧摔碎在泥地裡，天下人聽到這些，沒有不憤怒歎息的。我家世代受國家的恩，我職位重要但能力微薄，在這快要不行的時候，鬥膽說出這些不避諱的話。”奏章呈上去後，皇帝沒有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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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這段史料聚焦於梁冀覆滅後的權力重組與社會百態，展現了東漢中後期“外戚退、宦官進”的權力真空期亂象，其中各方勢力的博弈與士人的價值選擇，深刻折射出王朝的精神危機：
權力洗牌的本質：從“外戚專權”到“宦官擅政”的惡性循環
梁冀死後的權力分配，並未帶來政治清明，反而開啟了更隱蔽的腐敗：
“五侯”的崛起與貪婪：單超、徐璜等宦官因“誅冀之功”被封縣侯，食邑多至二萬戶，形成“五侯當朝”的格局。他們的“貪縱”與梁冀並無本質區彆，隻是將“外戚家族壟斷”轉為“宦官集團分贓”。皇帝用宦官製衡外戚，卻陷入“前門驅虎，後門進狼”的陷阱——權力始終在“壟斷”與“專橫”中循環，從未真正回到“製度軌道”。
“恩蔭政治”的延續：桓帝對“故舊恩敵多受封爵”，追封皇後父鄧香、母宣，甚至因中常侍侯覽“獻縑五千匹”就封其為侯。這種“以私恩代公義”的封賞邏輯，與梁冀時期“任人唯親”如出一轍。當“獻財”“攀親”成為上位捷徑，官場的價值觀已徹底扭曲。
對異見的殘酷壓製：白馬令李雲因指責“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被下獄，杜眾因“願與雲同日死”遭株連，陳蕃、楊秉等大臣勸諫反被斥退。桓帝對“帝欲不諦”皇帝不像皇帝）的指控反應劇烈，本質是對“皇權合法性”的極度敏感——他能容忍宦官貪腐，卻絕不容忍對自身權威的質疑。這種“護短忌醫”的統治心態，讓任何改革建議都淪為禁忌。
士人群體的分化：抗爭者的悲壯與隱逸者的無奈
麵對宦官專權的新局，士大夫群體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共同構成了亂世中的精神圖譜：
範滂式的“清流抗爭”：範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彈劾貪汙太守“莫不厭塞眾議”，展現了士大夫“以道抗勢”的銳氣。他麵對尚書質疑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的宣言，將“反腐”與“興邦”直接關聯，代表了理想主義者的擔當。但這種抗爭在宦官主導的體製下，注定孤立無援——範滂的勇氣，更像是黑暗中的一絲微光。
“五處士”的隱逸堅守：徐稚、薑肱、袁閎等人“屢征不至”，用歸隱表達對現實的拒絕，其方式各有象征：
徐稚“設榻待客”“負笈吊喪”，用禮節堅守尊嚴，卻與官場保持距離；
薑肱“讓盜全弟”“韜麵拒畫”，以德行感化他人，卻拒絕與皇權合作；
魏桓“問後宮、廄馬、權豪可減否”的三連問，直擊時弊——當製度性腐敗無法改變時，“乾祿求進”不過是同流合汙，不如“隱身不出”保全初心。
他們的隱逸，不是消極避世，而是用“不合作”對抗“不合理”，是亂世中士人的另一種抗爭。
陳蕃、黃瓊的無力感：陳蕃為李雲辯護反被斥退，黃瓊“稱疾不起”上書痛斥“朱紫共色、粉墨雜糅”，卻“書奏不納”。這些曾試圖有所作為的大臣，最終在現實麵前碰壁——他們的困境證明：當皇權與宦官深度綁定，士大夫的“忠言”已無法穿透權力的壁壘，隻能在“憤歎”中見證王朝沉淪。
時代的精神困境：道德堅守與現實潰爛的撕裂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矛盾，在於“理想”與“現實”的徹底背離：
價值觀的顛倒：周永“昔事梁冀，見其將衰則陽毀示忠”，靠投機取巧封侯；宦官“臨冀當誅，複記其惡以要爵賞”，用背叛換取富貴。而李雲、杜眾因說真話被殺，範滂、陳蕃因守正道受挫。這種“善遭惡報，惡得善果”的現實，讓“善惡有報”的傳統信念搖搖欲墜。
權力合法性的流失：桓帝誅殺梁冀本可成為“中興”契機，但他未能“清整吏治、體恤民生”，反而縱容宦官貪腐、壓製異見。黃瓊指出的“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道破了關鍵——當“忠”成為禁忌，“說真話”成為罪名，政權的精神根基已被蛀空。
士人的集體失語：從積極抗爭的範滂，到消極隱逸的徐稚，再到被迫沉默的黃瓊，士大夫群體無論選擇何種方式，都難以撼動現實。這種“無力感”的蔓延，比宦官專權更可怕——當最有良知與能力的群體對國家失去信心，王朝的崩潰就隻是時間問題。
梁冀覆滅後的這段曆史，恰似一麵鏡子：它照出了專製皇權的致命缺陷——依賴“近臣”製衡“外戚”，隻會製造新的壟斷；也照出了士人的精神困境——在“抗爭必敗”與“合作同流”之間，隱逸成了最後的尊嚴。魏桓的那句“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道儘了亂世中知識分子的悲涼：當體製從根腐爛，任何個體的努力都如螳臂當車，唯有守住內心的“道”，才能在崩塌的世界中留存一絲人性的光輝。而這種“堅守”的普遍化，恰恰預示著王朝的精神已先於肉體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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