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十月壬申日，皇帝前往長安。
中常侍單超生病了，壬寅日，任命單超為車騎將軍。
十二月己巳日，皇帝從長安返回。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個羌族部落侵犯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把他們打敗，一路追到羅亭，斬殺了包括酋豪在內的兩千多人，俘獲一萬多人口。
朝廷下詔重新任命陳蕃為光祿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哥哥的兒子單匡擔任濟陰太守，他倚仗權勢，貪汙放縱。兗州刺史第五種派從事衛羽去調查，發現單匡貪汙了五六千萬錢，第五種就上奏彈劾單匡，同時也彈劾了單超。單匡陷入困境，就賄賂門客任方去刺殺衛羽。衛羽察覺到他的陰謀，抓住了任方，把他囚禁在洛陽。單匡擔心楊秉徹底追查此事，就秘密指使任方等人越獄逃跑。尚書把楊秉召去責問，楊秉回答說：“任方等人如此張狂，根源在單匡，請求用囚車把單匡押來，審查這件事，那麼奸惡的線索肯定馬上就能查清楚。”但最終楊秉還是被判到左校署去服勞役。當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在徐州、兗州一帶燒殺搶掠，州郡官府沒辦法征討，單超就借此陷害第五種，第五種獲罪被流放到朔方。單超的外孫董援擔任朔方太守，心懷憤怒等著第五種來。第五種的舊部下孫斌知道第五種此去必死，就聯合門客追趕第五種，在太原追上了，把他劫了回來，逃亡了好幾年，遇上大赦才得以免罪。第五種是第五倫的曾孫。
當時，朝廷封賞超過了規定，皇帝身邊受寵的人非常多。陳蕃上疏說：“諸侯對應天上的二十八星宿，是國家的屏障；高祖定下規矩，不是功臣不能封侯。但聽說現在追記河南尹鄧萬世父親鄧遵的微小功勞，更改尚書令黃俊先人的斷絕封爵。皇帝親近的人憑借不正當的理由得到封邑，身邊的人沒有功勞卻得到賞賜，以至於一家人裡麵，有好幾個人封侯，所以天象失常，陰陽錯亂。我知道封賞的事已經實行，再說也來不及了，但真心希望陛下到此為止。還有，後宮采女有幾千人，她們吃肉穿綢緞，塗脂抹粉，花費的錢財難以計算。俗話說‘盜賊都不進有五個女兒的家門’，因為女兒多會使家庭貧窮；那現在後宮這麼多女子，難道不會使國家貧窮嗎！”皇帝采納了他不少建議，放出了五百多名宮女，不過隻賜給黃俊關內侯的爵位，封鄧萬世為南鄉侯。
皇帝不經意間問侍中陳留人爰延：“我是個什麼樣的君主呢？”爰延回答說：“陛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皇帝問：“為什麼這麼說？”爰延回答：“尚書令陳蕃處理政事時國家就治理得好，中常侍、小黃門參與政事時國家就混亂。由此可知陛下既能做善事，也能做壞事。”皇帝說：“以前朱雲在朝堂上折斷欄杆進諫，現在侍中當麵指出我的不足，我恭敬地聽到自己的缺點了。”於是任命爰延為五官中郎將，後來又多次升遷，做到大鴻臚。正好有客星經過皇帝星座，皇帝私下問爰延是怎麼回事，爰延呈上密封的奏章說：“陛下因為河南尹鄧萬世有您未即位時的舊交情，就封他為通侯，對他的恩德比公卿還重，使宗室都得到豐厚的賞賜；再加上最近召見他，和他一起下棋，君臣之間過於親昵，有損陛下的尊嚴。我聽說，在皇帝身邊的人，是用來谘詢政治和道德的。和好人在一起，每天就能聽到有益的教誨；和壞人交往，每天就會產生不良的念頭。希望陛下遠離阿諛奉承的人，接納直言敢諫的人，這樣災變就能消除。”皇帝沒有采納他的建議。爰延稱病，辭官回家了。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庚子年）
春季正月丙申日，大赦天下，下詔尋找李固的後代。當初，李固被罷官後，知道自己難免遭遇災禍，就把三個兒子李基、李茲、李燮都送回了家鄉。當時李燮十三歲，他的姐姐文姬是同郡趙伯英的妻子，看到兩個哥哥回來，詳細了解了事情的緣由，默默悲傷地說：“李家要滅亡了！從太公以來，我們家積累仁德，為什麼會遭遇這樣的事！”她秘密和兩個哥哥商量，提前把李燮藏了起來，對外謊稱李燮回京城了，大家都相信了。不久，災禍降臨，州郡官府逮捕了李基、李茲，兩人都死在了獄中。文姬就告訴父親的門生王成說：“您對我父親堅守忠義，有古人的氣節；現在我把這年幼的弟弟托付給您，李家是存是亡，就全靠您了！”王成於是帶著李燮乘船順江東下，進入徐州境內，李燮改名換姓做了酒家的傭人，而成則在集市上以占卜為生，兩人裝作不認識，暗中保持聯係。過了十多年，梁冀被殺後，李燮才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酒家，酒家準備了車馬和豐厚的財物送他，李燮都沒接受，就回到了家鄉，補行守喪之禮，姐弟相見，悲傷的情緒讓旁人都為之感動。姐姐告誡李燮說：“我們家祭祀祖先的香火幾乎要斷絕了，弟弟你有幸活下來，這難道不是天意嗎！你應該和眾人斷絕來往，不要隨便與人交往，千萬不要說一句關於梁氏的話！提到梁氏就會牽連到皇上，大禍就又要來了，隻能自己承擔過錯。”李燮謹慎地聽從了姐姐的教誨。後來王成去世，李燮按禮節安葬了他，每年四季都為他設上賓之位進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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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日，新豐侯單超去世，皇帝賜給他東園製造的棺木，棺中放置玉具；等到下葬時，調發五營的騎士、將作大匠為他修建墳墓。此後，剩下的“四侯”變得更加橫行霸道，天下人為此編了句話說：“左悺權勢大得能扭轉乾坤，具瑗高高在上無人可比，徐璜像臥著的老虎一樣凶猛，唐衡行事像暴雨一樣狠厲。”他們競相修建宅第，以奢華攀比，他們的仆從都乘坐牛車，後麵跟著成隊的騎馬侍從，兄弟和親戚們，有的在州郡擔任長官，剝削百姓，和盜賊沒什麼兩樣，他們的暴虐遍及天下；百姓實在忍受不了，所以很多人當了盜賊。
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在濟北邊界附近都有田產，他們的仆從和賓客，在路上搶劫行人。濟北相滕延把他們全部抓起來，殺了幾十人，把屍體擺在大路上。侯覽、段珪把這件事告訴了皇帝，滕延因此被召回送到廷尉那裡，被免去官職。
左悺的哥哥左勝擔任河東太守，皮氏縣長京兆人岐以此為恥，當天就辭官西歸。唐衡的哥哥唐玹擔任京兆尹，他向來和岐有矛盾，就逮捕了岐的家屬和宗親，用重法誣陷他們，把他們全部殺害。岐四處逃難，什麼地方都去過，他隱姓埋名，在北海的集市上賣餅。安丘人孫嵩見到他，覺得他與眾不同，就用車載著他一起回家，把他藏在夾壁牆中。等到唐家的人都死了，遇上大赦，岐才敢出來。
閏月，西羌的殘餘勢力又和燒何部落的大豪一起侵犯張掖，清晨，逼近校尉段熲的軍營。段熲下馬與敵人展開大戰，到中午時，刀折斷了，箭也射光了，敵人這才撤退。段熲追擊他們，一邊戰鬥一邊前進，日夜攻打，餓了就割敵人的肉吃，渴了就吃雪，經過四十多天，一直追到積石山，出塞兩千多裡，斬殺了燒何部落的大帥，迫使其餘的人投降後才返回。
夏季五月甲戌日，漢中山發生山崩。
六月辛醜日，司徒祝恬去世。
秋季七月，任命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
長沙的蠻人造反，駐紮在益陽，零陵的蠻人侵犯長沙。
九真的殘餘賊人占據日南，勢力越來越強大；朝廷下詔重新任命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夏方向來以威嚴和恩惠著稱，冬季十一月，日南的賊人兩萬多人相繼向夏方投降。
勒姐、零吾部落的羌人包圍了允街，段熲把他們打敗。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打並殺死都尉侯章，朝廷派中郎將宗資去征討並打敗了他。朝廷下詔征召皇甫規，任命他為泰山太守。皇甫規到任後，廣泛製定策略，賊寇全部被平定。
評論
這段史料涵蓋了延熹二年末至三年的曆史，核心展現了宦官專權的深化與社會矛盾的加劇。梁冀覆滅後的權力真空被宦官迅速填補，而士人的抗爭、百姓的苦難與邊患的頻發，共同構成了東漢王朝加速墜落的圖景：
宦官專權的巔峰：從“功臣”到“公害”的蛻變
單超等“五侯”的興衰，是宦官集團從“皇權工具”異化為“權力毒瘤”的典型軌跡：
單超的“殊榮”與四侯的“跋扈”：單超生前被封為車騎將軍，死後獲“東園秘器、玉具棺”“五營騎士送葬”的待遇，堪稱宦官權勢的頂點。而其死後“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的民謠，生動刻畫了左悺、具瑗等四侯的囂張——他們“競起第宅、仆從列騎”，親屬“宰州臨郡、辜較百姓”，將國家權力徹底異化為家族斂財的工具。從“誅冀功臣”到“虐遍天下”，僅用數年時間，宦官集團便複刻了梁冀的腐敗路徑，證明“權力不受約束必然滋生邪惡”的鐵律。
司法的徹底崩壞：單超侄子單匡“貪贓五六千萬”，不僅未受嚴懲，反而能派人刺殺調查者衛羽；侯覽、段珪的仆從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依法懲治竟被免官；唐衡兄長因私怨族滅京兆岐全家……這些案例揭示：宦官的權力已淩駕於法律之上，“賞罰”完全取決於是否符合其私利。當“依法辦事”者獲罪，“違法亂紀”者無恙，整個司法體係便成了宦官迫害異己、縱容親信的工具。
士人的掙紮與堅守：從抗爭到隱忍的生存策略
麵對宦官的高壓，士人群體呈現出多元的應對方式，卻都難改大局：
第五種、滕延的“剛性對抗”：第五種彈劾單匡、滕延嚴懲侯覽仆從，試圖用製度內的方式維護正義，卻因觸動宦官利益遭報複——第五種被流放、滕延被免官。他們的遭遇證明：在宦官壟斷權力的背景下，“依法抗爭”等同於“以卵擊石”，最終隻會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李燮的“隱忍求生”：李固之子李燮在家族遭滅門後，靠姐姐文姬與門客王成的掩護，以“酒家傭”身份隱匿十餘年。其姊“杜絕眾人、勿言梁氏”的告誡，道儘了亂世中幸存者的無奈——在絕對強權麵前，“沉默”與“隱忍”成了保全自身、延續血脈的唯一選擇。而他後來“以禮葬王成”的舉動，則守住了士人的道義底線，在黑暗中留存了一絲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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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蕃、爰延的“諫言無效”：陳蕃痛斥“封賞逾製、采女數千”，爰延直言“中常侍與政則亂”，卻均不被采納。爰延“稱病免歸”、陳蕃雖被複用卻無力回天，反映了士大夫在皇權與宦官聯盟麵前的無力感——他們的諫言如同投入深淵的石子，連一絲回響都難以激起。
民生與邊患：王朝統治的雙重潰爛
宦官專權的惡果，最終都轉嫁到底層百姓與邊疆安危上：
民不聊生與盜賊四起：四侯“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直接導致“多為盜賊”——叔孫無忌在徐、兗作亂，長沙蠻、零陵蠻反叛，本質上都是百姓“求生不得”後的反抗。而朝廷的應對要麼是“州郡不能討”，要麼是依賴段熲、皇甫規等能吏臨時鎮壓，始終未能解決“官逼民反”的根源。
邊疆的持續動蕩：西羌與燒何羌多次寇邊，段熲雖能“割肉食雪”追擊二千餘裡，取得戰術勝利，卻無法根治邊患。邊患的頻發，一方麵源於中央對邊疆資源的掠奪宦官親屬“宰州臨郡”加劇民族矛盾），另一方麵因內地動蕩導致邊防鬆弛。段熲的“善戰”，不過是為腐朽王朝勉強維持邊疆的體麵，卻掩蓋不了“內憂外患”相互交織的深層危機。
皇權的縱容與製度的崩塌
桓帝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尤為關鍵：他既依賴宦官誅殺梁冀，又對宦官的貪暴“視而不見”，甚至成為其保護傘。當陳蕃指出“一門數侯、采女數千”的弊端時，他僅“出宮女五百”便敷衍了事；當侯覽、段珪誣告滕延時，他直接將其免官。這種“選擇性失明”，本質是皇權對宦官的“投名狀”——用縱容換取宦官對自己的支持。
但皇權與宦官的聯盟注定脆弱：宦官的“跋扈”不斷侵蝕皇權的合法性，百姓的“反叛”動搖皇權的根基，士人的“失望”瓦解皇權的精神支撐。單超死後四侯的“轉橫”，已顯露出宦官集團脫離皇權控製的跡象；而“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的現實，則預示著更大的風暴正在醞釀。
從更深層看，這段曆史揭示了東漢王朝的致命缺陷：當“外戚宦官皇權”的三角關係徹底失衡，當“製度約束”讓位於“私人利益”，當“士大夫”與“百姓”都對政權失去信心，即便沒有黃巾起義，王朝的崩塌也隻是時間問題。段熲的戰功、皇甫規的平叛，不過是王朝落幕前的最後掙紮；而李燮的隱忍、陳蕃的諫言，則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悲涼——善良與正義雖未完全泯滅，卻已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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