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司空劉寵被免職。十二月，朝廷任命衛尉周景為司空。周景是周榮的孫子。當時宦官勢力正盛，周景和太尉楊秉上奏說：“朝廷內外的官吏，很多都不稱職。按照舊製，宦官子弟不能擔任要職、掌握權勢。但如今他們的親屬和門客，遍布各個官署，有的年輕平庸之人，卻擔任郡守等重要職位，搞得上下怨聲載道，百姓愁苦不堪。應該遵循舊章，罷免貪婪殘暴的官員，杜絕災禍和指責。請下令讓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官員、城門校尉、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自如實核查自己管轄的人員。應當撤職的，自行將情況上報三公府，同時檢查是否有遺漏，繼續上報。”皇帝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於是楊秉上奏彈劾州牧、郡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多人，這些人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免職，天下人無不敬畏。
朝廷下詔征召皇甫規為度遼將軍。當初，張奐因為是梁冀的舊部，被免官並禁止做官，所有的朋友都不敢為他說話，隻有皇甫規先後七次舉薦他，張奐因此被任命為武威太守。等到皇甫規擔任度遼將軍，到軍營幾個月後，他上書舉薦張奐，說：“張奐才略兼備，適合擔任主帥，以滿足眾人的期望。如果還認為我適合擔任此職，希望能給我一個閒職，讓我做張奐的副手。”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任命張奐代替皇甫規為度遼將軍，皇甫規則擔任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的官吏和百姓到皇宮前為前護羌校尉段熲申冤的人很多，恰逢滇那等各羌族部落越發猖獗，涼州幾乎淪陷，於是朝廷再次任命段熲為護羌校尉。
尚書朱穆痛恨宦官肆意橫行，上疏說：“按照漢朝舊例，中常侍應挑選士人擔任，建武年以後，才全部任用宦官。自延平年以來，宦官的地位越來越尊貴，他們佩戴貂璫的裝飾，擔任皇帝近臣的要職，朝廷政事都由他們一手把持。他們權勢極大，無比顯貴，子弟親戚都能獲得榮耀的官職。他們驕縱放肆，無人能管，使得天下窮困，百姓一無所有。我認為應該全部罷免宦官，恢複以前的製度，重新挑選天下清正淳樸、通曉國家體製的士人，來填補他們的職位，這樣百姓就能蒙受聖明的教化了！”皇帝沒有采納。後來朱穆進宮覲見，又當麵陳述說：“我聽說漢朝舊製，設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負責處理尚書事務；黃門侍郎一人，負責傳遞文書奏章，這些職位都任用世家大族之人。自從和熹太後以女主身份臨朝聽政，不與公卿直接接觸，就任用宦官為常侍，讓小黃門在兩宮之間傳達命令。從那以後，宦官權勢淩駕於君主之上，使天下陷入窮困。應該將他們全部罷免遣散，廣泛選拔德高望重的老儒，讓他們參與政事。”皇帝聽後很生氣，沒有回應。朱穆伏地不起，左右侍從傳旨“出去！”過了很久，朱穆才快步離開。從此，宦官多次借故假傳聖旨詆毀他。朱穆向來剛正，心中鬱悶不得誌，沒過多久，因憤怒引發毒瘡而死。
評論
延熹五年至六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衰敗的加速期。從邊疆平叛的反複到朝堂權力的傾軋，從士大夫的抗爭到宦官的專橫，多重矛盾交織碰撞，勾勒出一個病入膏肓的時代輪廓，其中的治理失序與人性掙紮尤為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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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與構陷的惡性循環：邊疆治理的死局
皇甫規平定羌亂的經曆，堪稱“功高遭嫉”的典型，暴露了東漢邊疆治理的致命缺陷：
能吏的困境：皇甫規在“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的絕境中，“親入庵廬巡視將士”，靠恩威並施招降十餘萬羌人，恢複涼州交通，又彈劾孫俊、郭閎等貪腐官員，本是力挽狂瀾之功。但他“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終被誣告“貨賂群羌”，即便自辯“省費一億以上”“家無擔石之財”，仍難逃牢獄之災。這種“立功遭誣獲罪”的循環，讓有能力的邊將寒心——當“清廉”成為原罪，“平叛”不如“迎合宦官”，邊疆的穩定便無從談起。
宦官對軍事的侵蝕：馮緄討武陵蠻時，因宦官常誣陷將帥“折耗軍資”，不得不主動請求“中常侍監軍財費”，暴露了軍事指揮權的異化；段熲因平定羌亂有功卻遭貶，最終因“涼州幾亡”才被複用，證明軍事決策已完全被政治鬥爭裹挾。宦官不懂軍事卻操控軍權，邊將受製於內而難展其才，邊疆的“叛平再叛”，本質是宦官亂政的延伸。
朝堂的正邪對抗：士大夫的堅守與宦官的反撲
楊秉、陳蕃、朱穆等士大夫與宦官集團的交鋒，展現了兩種價值觀的激烈碰撞：
楊秉的“整肅吏治”：他與周景聯名上奏，直指“中臣子弟布列職署”的弊端，請求“退貪殘，塞災謗”，最終彈劾五十餘名貪腐官員“或死或免”，一度讓“天下肅然”。這種雷霆手段雖暫時震懾了宵小，卻未能觸及宦官專權的根基——被罷黜的隻是“枝葉”，“主乾”仍在，反彈必然猛烈。
朱穆的“激進諫言”：他直言“中常侍權傾海內，宜悉罷省”，甚至在朝堂“伏不肯起”強諫，最終“憤懣發疽卒”。朱穆的死，象征著士大夫“以死相諫”的悲壯與無力——當皇帝默許宦官壓製直臣，“忠言”便成了催命符，士大夫的道德優勢在絕對權力麵前不堪一擊。
陳蕃的“憂時之諫”：他針對皇帝“校獵廣成”，痛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三空之厄”，指出“驅禽除路之役非恤民之意”，卻“書奏不納”。這種“諫而不聽”的常態，說明皇權已完全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士大夫的呐喊不過是徒勞。
社會危機的深化：從“盜賊四起”到“製度性崩潰”
這兩年，長沙、零陵、武陵等地的叛亂此起彼伏，規模擴大至“眾至萬餘人”，甚至“刺史、太守望風逃奔”，反映出底層民眾的絕望已到臨界點：
叛亂的根源是“官逼民反”：地方官如孫俊、郭閎之流“受取狼藉”“多殺降羌”，宦官親屬“宰州臨郡，辜較百姓”，百姓在“賦稅重、徭役繁、冤無處訴”的絕境下，隻能“挺而走險”。胡爽勸諫南郡太守李肅“舉旗鳴鼓應者十萬”，恰恰說明民心未散，隻是對朝廷失望——若能清明吏治，叛亂本可避免。
朝廷應對的低效：從“盛修督州郡募兵不能克”到“馬睦、劉度軍敗奔走”，暴露了地方軍事力量的虛弱；而平定叛亂後，既無安撫流民的舉措，也無改革弊政的行動，隻靠“殺李肅、複胡爽門閭”做表麵文章，最終陷入“鎮壓動蕩再鎮壓”的死循環。
曆史的警示：道德與製度的雙重潰敗
延熹五年至六年的核心矛盾，在於“道德堅守”與“製度保障”的脫節：
皇甫規、楊秉等人的清廉與擔當，代表了士大夫的道德自覺，但這種自覺缺乏製度支撐——沒有獨立的監察體係，沒有對抗宦官的權力基礎，隻能“以個人對抗集團”，最終要麼妥協，要麼犧牲。
宦官集團的腐敗並非個體問題，而是製度性缺陷的產物：皇權依賴宦官製衡外戚與士大夫，卻未建立對宦官的約束機製，導致其權力失控。當“製度”成為少數人謀私的工具，“道德”便成了弱者的遮羞布。
皇帝的“縱容”是關鍵：桓帝既依賴士大夫穩定統治，又縱容宦官鞏固權力，對皇甫規的冤屈、陳蕃的諫言、朱穆的死，始終采取“和稀泥”或“偏袒宦官”的態度。這種“首鼠兩端”讓朝廷失去了最後的糾錯機會，最終將王朝推向深淵。
這段曆史證明：當一個政權的核心階層隻知內鬥，當有識之士的努力反複被踐踏，當百姓的苦難被視為草芥，即便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其統治的合法性也已喪失。皇甫規、朱穆等人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不幸，更是一個王朝“自毀長城”的縮影——道德的光芒無法照亮製度的黑暗，而製度的潰爛，終將吞噬所有堅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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