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乙巳年）
春天正月，皇帝派中常侍左悺到苦縣去祭祀老子。
勃海王劉悝，向來行事乖張，經常做出超越本分、傲慢不法的事。北軍中候陳留人史弼呈上奏章說：“我聽說帝王對待親戚，即便寵愛深厚，也一定要展示威嚴；身份即便尊貴，也必須用製度加以約束。這樣，和睦的關係才能建立，骨肉親情才能延續。我聽說勃海王劉悝，在外麵結交那些輕浮、心懷不軌的人，在府內沉迷於酒色享樂，出入沒有規律，跟他一起混的，都是家裡的不肖子孫、朝廷棄用的臣子，遲早會發生像羊勝、伍被那樣的叛亂。州裡的官員不敢彈劾糾正，輔佐的官員也無法對他進行匡正。陛下看重兄弟情誼，不忍心對他加以遏製，恐怕這樣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造成更大的危害。懇請陛下公開我的奏章，讓百官都知道，依法公正處理。等罪行判定後，陛下再下達不忍心嚴懲的詔書；大臣們堅持依法處置，然後陛下再稍微讓步。這樣，聖明的朝廷就不會有傷害親戚的指責，勃海王也能繼續享有封國。不然的話，恐怕會引發大的禍亂。”皇帝沒有聽從。劉悝果然圖謀叛亂，有關部門請求廢除他的王位，皇帝下詔將他貶為癭陶王，隻享有一個縣的封地。
丙申日月底，發生了日食。皇帝下詔讓三公、九卿、校尉舉薦賢良方正的人才。
千秋萬歲殿著火了。
中常侍侯覽的哥哥侯參擔任益州刺史，他殘暴貪婪，貪汙積累的錢財多達上億。太尉楊秉上奏請求用囚車把侯參押回京城，侯參在途中自殺。檢查他的車輛，有三百多輛，裡麵裝的全是金銀綢緞。楊秉趁機上奏說：“我查閱舊製，宦官本來的職責是在宮中聽候差遣，負責早晚開閉宮門等雜事；但如今他們卻過度受寵，執掌政權，那些依附他們的人，會因為他們而得到提拔，違背他們意願的人，就會被他們找借口陷害。他們的地位與王公相當，財富堪比國家，飲食極其奢華，仆人和妻妾都穿著華麗的絲綢。中常侍侯覽的弟弟侯參，是貪婪殘暴的首惡之人，如今自取滅亡。侯覽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心裡肯定也有所懷疑。我認為陛下不應該再親近他。從前，衛懿公砍掉邴歜父親的腳，又搶走閻職的妻子，卻還讓這兩人陪他乘車，最終在竹林中遭遇災禍。侯覽應該趕緊被撤職，把他打發到該去的地方。像他這樣的人，不應該得到恩赦，請陛下免去他的官職，讓他回到家鄉。”奏章呈上後，尚書召見楊秉的屬官，責問他們說：“朝廷設置官職，各有各的職責範圍。三公負責管理朝廷之外的事務，禦史負責監察朝廷內部。現在你們越級彈劾皇帝身邊的官員，依據哪部經典、哪條漢製？你們要公開詳細地回答！”楊秉讓屬官回答說：“《春秋傳》說：‘鏟除君主身邊的壞人，要儘全力。’當年鄧通傲慢懈怠，申屠嘉把鄧通召來責問，漢文帝還替鄧通求情。按照漢朝的慣例，三公的職責，是無所不統的。”尚書無法反駁，皇帝不得已，最終免去了侯覽的官職。司隸校尉韓演趁機上奏左悺的罪行，以及他哥哥太仆南鄉侯左稱勾結州郡官員，聚斂財物、為非作歹，他們的賓客肆意妄為，欺壓官吏百姓。左悺、左稱都自殺了。韓演又上奏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貪汙的罪行，具恭被押送到廷尉那裡。具瑗到獄中請罪，上繳東武侯的印綬，皇帝下詔將他貶為都鄉侯。單超以及唐衡、徐璜的繼承人，都被降為鄉侯，他們子弟被分封的爵位和土地，也都被剝奪。劉普等人被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人的爵位也都被剝奪。
皇帝有很多寵愛的妃子，宮女多達五六千人，加上驅使的隨從，人數又是宮女的兩倍。鄧皇後倚仗自己的尊貴地位，驕橫善妒，和皇帝寵愛的郭貴人相互誣陷指責。癸亥日，皇帝廢掉皇後鄧氏，把她送到暴室，鄧氏因憂憤而死。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都被關進監獄處死。
護羌校尉段熲攻打罕姐羌，把他們打敗了。
三月辛巳日，皇帝大赦天下。
宛陵的大族羊元群從北海郡卸任，他貪汙腐敗，名聲極壞。郡府廁所裡有精巧的裝置，他都拆下來帶回家。河南尹李膺上表彈劾他的罪行，羊元群卻賄賂宦官，結果李膺反而被治罪。單超的弟弟單遷擔任山陽太守，因犯罪被關進監獄，廷尉馮緄審訊時致使他死亡。宦官們相互勾結，一起上奏誣陷馮緄有罪。中常侍蘇康、管霸霸占天下的良田美宅，州郡官員都不敢過問，大司農劉佑發文給相關地方，依照規定將這些田產沒收。皇帝大怒，劉佑和李膺、馮緄都被送去左校署服勞役。
夏天四月甲寅日，安陵園寢著火。
丁巳日，皇帝下詔毀掉各郡國不合禮製的祭祀場所，隻保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的兩座祠堂。
五月丙戌日，太尉楊秉去世。楊秉為人清正廉潔，欲望很少，他曾經說：“我有三不惑：不迷惑於酒、色、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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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秉去世後，他舉薦的賢良廣陵人劉瑜來到京城上書說：“宦官不應該和王公貴族一樣被分封土地，競相為自己的後代謀求繼承爵位。而且，宮中受寵的女子眾多，白白消耗宮中的糧食，既傷害百姓生計又耗費國家財力。再者，他們的宅第不斷增多，極其精巧，為了建造宅第，開山采石，還使用嚴刑峻法催促工期。州郡官府各自斷案，官員們把奸情和賄賂當作獲取私利的手段。百姓憂愁鬱悶，有的人加入盜賊團夥，官府就發兵征討治罪。貧困的百姓，甚至有人賣掉自己親人的首級來換取獎賞，父兄之間相互殘害身體，妻子兒女眼睜睜看著親人分離。另外，陛下喜歡微服私訪親近之人的家，私下到宦官的住所，他們的賓客在街市上買東西，氣勢囂張，在這種風氣下，各種惡行肆意泛濫。希望陛下廣開言路，多借鑒古代的經驗，遠離奸佞邪惡之人，摒棄靡靡之音，這樣政治就能走向和平，陛下的德行就能感召祥瑞之風。”皇帝下詔專門召見劉瑜，詢問災禍的征兆。執政的官員想讓劉瑜含糊其辭，於是換了其他問題來考問他，劉瑜又用心回答了八千多字，言辭比之前更加懇切，皇帝任命他為議郎。
評論
這段關於延熹八年的記載，如同一幅濃縮的東漢末年政治生態圖，既暴露了皇權頹勢下的製度潰爛，也展現了士大夫群體在黑暗中的抗爭。其中的權力博弈、人性掙紮與時代困局，至今仍具深刻的鏡鑒意義。
權力異化：宦官擅權與製度崩塌的惡性循環
東漢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在侯覽兄弟身上體現得淋漓儘致。侯參作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其財富之巨竟需三百輛車裝載；而中常侍侯覽本人“執政操權”，能隨意褒貶官員、富比國家。這種“宦官乾政”的荒誕，根源在於製度設計的崩壞——本應“給使省闥、司昏守夜”的宦官，卻憑借皇帝的寵信攫取了核心權力，形成“附會者得官、違忤者遭害”的畸形規則。
楊秉的彈劾雖暫時扳倒侯覽等人，卻暴露了更深層的危機：當尚書質問“三公為何越權彈劾近官”時，實則揭示了監察體係的失效——禦史本應“察內”，卻因宦官勢大而失語，迫使太尉不得不打破“內外分職”的慣例。這種“製度空轉”的現象，恰是王朝衰落的典型特征：規則淪為擺設，權力突破邊界，而糾錯機製隻能依賴個體的勇氣，而非製度的韌性。
士大夫的堅守與困境：以“三不惑”對抗“三重腐”
楊秉“酒、色、財”三不惑的自白，在腐敗成風的時代堪稱異類。他彈劾侯覽、追責單超弟，並非單純的權力鬥爭，而是試圖以“舊典”約束失控的權力。但他的結局也暗示了士大夫的無力：即便扳倒個彆宦官，也無法改變“中官比肩裂土”的整體格局。
劉瑜的上書則更直接地撕開了時代的瘡疤：宦官世襲爵位、宮女冗食空宮、權貴窮極土木、百姓賣首求生……這些指控直擊要害，卻隻能換來“更策它事”的敷衍。當執政者刻意回避核心問題，僅以“八千言”的對策稍作安撫時，士大夫的“諫言”已淪為權力場的點綴。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正是漢末清流的宿命。
人性的放縱與代價：從帝王到小民的連鎖悲劇
桓帝的“多內寵”“好微行”，看似是個人癖好，實則是權力失控的縮影。宮女五六千人、私幸宦官之家，不僅耗費民脂民膏，更助長了“賓客市買，熏灼道路”的亂象——當最高統治者沉溺私欲，整個權力體係便失去了道德標杆，各級官吏自然“奸情賕賂，皆為吏餌”。
而羊元群“載溷軒奇巧”、李膺反遭誣陷的細節，更道儘了是非的顛倒：貪官靠行賄脫罪，清官因彈劾獲刑；小民“賣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這種自上而下的道德潰敗，形成了“民愁入賊、官輒誅討”的惡性循環——當生存的希望被徹底剝奪，反抗便成了唯一的選擇。
曆史的警示：哪些教訓值得深思？
權力需要籠子：宦官專權的根源，在於皇權失去製約後被“近習”竊取。楊秉、劉瑜的抗爭雖勇，卻因缺乏製度性支持而難以為繼。這提醒我們：防止權力濫用，不能僅靠“君子”的自律，更需剛性的規則與監督。
糾錯不能依賴“英雄”：當整個官僚體係集體失語，僅靠個彆官員“越權彈劾”，恰是製度失效的信號。健康的政治生態，應讓“糾錯”成為常態，而非少數人的冒險。
民生是底線：從“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到“賣首要賞”，百姓的苦難從來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統治失序的最終承受者。任何時代，若將“民”視為工具而非目的，終將付出傾覆的代價。
楊秉去世後，東漢的“清流”力量再失支柱，而宦官與士大夫的矛盾愈發激化，為幾年後的“黨錮之禍”埋下伏筆。這段曆史的殘酷之處在於：它清晰地展示了一個王朝如何在“放縱”與“失語”中一步步走向崩塌——當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默認了腐敗、妥協於荒誕，毀滅便隻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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