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士兵朱蓋等人叛變，和桂陽的賊寇胡蘭等人又去攻打桂陽，太守任胤嚇得棄城逃跑，賊寇的人數一下子就發展到好幾萬。接著他們又轉頭攻打零陵，零陵太守下邳人陳球堅決守城抵抗。零陵地勢低窪潮濕，城牆是用木頭搭建的，郡裡的人都很恐慌。有屬官勸陳球把家人送走避難，陳球生氣地說：“我身為太守，手持國家的虎符，負責治理一個地方，怎麼能隻顧老婆孩子，而損害國家的威嚴呢！誰再提這事，就斬首！”於是他把大木頭做成類似弓弩的東西，把帶羽毛的長矛當作箭，用機關發射，殺傷了不少賊寇。賊寇引來水流灌城，陳球就利用城內的地勢，反過來放水淹賊寇，雙方僵持了十多天，賊寇始終攻不下城。這時度尚被召回京城，皇帝下詔讓度尚擔任中郎將，率領兩萬多步兵和騎兵去救援陳球，還征調各郡的兵力一起討伐賊寇，把賊寇打得大敗，斬殺了胡蘭等人，砍下三千多顆首級，之後又讓度尚繼續擔任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敘被賊寇抓住，和任胤一起被召回京城斬首示眾。胡蘭的殘餘黨羽向南逃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把他們打敗了，這些賊寇又逃回荊州境內。度尚害怕這事給自己帶來麻煩，就謊報說蒼梧的賊寇進入了荊州地界，於是朝廷把張磐召回關進廷尉大牢。案子還沒審清，正好趕上大赦，張磐被赦免。但張磐卻不肯出獄，反而把符節抓得更緊了。獄吏問他：“皇恩浩蕩，您怎麼還不出去呢？”張磐說：“我身為一方長官，被度尚冤枉，才關進監獄。事情有真有假，法律有對有錯，我確實是無辜的，赦免也洗刷不了我的冤屈。如果我就這樣忍氣吞聲地出去，那我一輩子都要遭受被冤枉的恥辱，活著是被人看不起的官吏，死了也是個憋屈的鬼。請求把度尚傳來廷尉，當麵對質，才能分清是非真假。如果不把度尚召來，我就死在這監獄裡，絕不出獄，不能白白受這冤枉氣！”廷尉把張磐的情況上奏，皇帝下詔把度尚召來，度尚到了廷尉後，無話可說，認了罪，因為之前有功勞，最終被原諒。
閏月甲午日，南宮的朔平署著火了。
段熲打敗了西羌，然後進兵窮追不舍，在山穀間輾轉作戰，從春天一直打到秋天，沒有一天不打仗的，西羌的賊寇最後被打得大敗而逃，一共斬殺了兩萬三千人，俘虜了幾萬人，投降的有一萬多部落。段熲因此被封為都鄉侯。
秋天七月，朝廷任命太史大夫陳蕃為太尉。陳蕃謙讓，推薦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和正在服刑的李膺來擔任，皇帝沒有答應。王暢是王龔的兒子，曾經擔任南陽太守，他很厭惡南陽的皇親國戚和豪門大族。剛到任，就雷厲風行，豪門大族有人犯了罪，他就派人拆房子、砍樹，填井、平灶。功曹張敞寫文書勸他說：“像文翁、召父、卓茂這些人，都是用溫和寬厚的政策治理地方，美名流傳後世。您拆房子、砍樹的做法，太嚴厲了，雖然是想懲治壞人，但這種做法很難傳揚美名。南陽是舊都，是重要的地方，皇家的園廟在章陵，三位皇後出自新野，自從漢朝中興以來，功臣將相代代顯赫。我覺得與其急切地動用刑罰，不如多施些恩惠；與其一心揪著壞人不放，不如禮待賢才。舜任用皋陶，不仁的人就遠離了，教化百姓靠的是德行，而不是刑罰。”王暢覺得他說得很對，就改變做法，推崇寬厚的政策，從此教化盛行。
八月戊辰日，朝廷開始下令，讓各郡國擁有田地的人，每畝都要交納稅錢。
九月丁未日，京城發生地震。
冬天十月，司空周景被免職，朝廷任命太常劉茂為司空，劉茂是劉愷的兒子。郎中竇武，是竇融的玄孫，他的女兒是貴人。采女田聖很受皇帝寵愛，皇帝打算立她為皇後。司隸校尉應奉上書說：“皇後的地位至關重要，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漢朝立趙飛燕為皇後，結果斷絕了後代。陛下應該想想《關雎》中追求的美好品德，避開五種禁忌。”太尉陳蕃也認為田氏出身卑微，竇氏是良家大族，堅決反對立田聖為後。皇帝沒辦法，辛巳日，立竇貴人為皇後，封竇武為特進、城門校尉，賜封槐裡侯。
十一月壬子日，黃門北寺著火。
陳蕃多次向皇帝說李膺、馮緄、劉佑被冤枉了，請求皇帝原諒他們，給他們升官。他反複進言，言辭誠懇，甚至流下眼淚，但皇帝就是不聽。應奉也上奏說：“忠誠賢能的武將，是國家的棟梁。我看到左校署服勞役的馮緄、劉佑、李膺等人，他們檢舉懲處奸臣，依法行事；陛下卻不聽調查，輕信誣陷他們的話，讓忠臣和大惡人受到同樣的懲罰，從春天到冬天，都不赦免他們，遠近的人看到聽到，都為他們歎息。治理國家的關鍵，是記住功勞，忘掉過錯；所以漢武帝從刑徒中啟用韓安國，漢宣帝從逃亡者中征召張敞。馮緄之前討伐蠻荊，功勞和尹吉甫相當；劉佑多次監督部門，有不畏強權的氣節；李膺在幽州、並州樹立威名，在度遼將軍任上留下好名聲。現在邊境動蕩不安，國家的軍隊還沒有振作起來，請求陛下原諒李膺等人，以防不測。”奏章呈上後，皇帝才赦免了他們的刑罰。過了很久，李膺又被任命為司隸校尉。當時小黃門張讓的弟弟張朔擔任野王縣令，貪婪殘暴，無惡不作，他害怕李膺的威嚴，逃回京城，藏在哥哥家的夾牆裡。李膺知道他的藏身之處後，率領官兵砸開夾牆抓住張朔，送到洛陽監獄，問完口供後，就把他殺了。張讓向皇帝哭訴喊冤，皇帝召見李膺，質問他為什麼不先請示就殺了人。李膺回答說：“以前孔子擔任魯國司寇，七天就殺了少正卯。我到任已經十天了，私下裡擔心因為拖延而犯錯，沒想到卻犯了處置太快的罪。我知道自己可能有罪，死也不逃避，隻請求陛下給我五天時間，我一定消滅首惡，然後再受死刑，這是我平生的願望。”皇帝沒再說話，轉頭對張讓說：“這是你弟弟的罪過，司隸校尉有什麼錯！”就讓張讓出去了。從這以後，那些黃門、常侍們都小心翼翼，連休假都不敢出宮。皇帝覺得奇怪，問他們原因，他們都磕頭哭著說：“害怕李校尉。”當時朝廷一天天混亂，法紀鬆弛，而李膺卻堅守自己的原則，聲名很高，讀書人要是能得到他的接待，就好像鯉魚跳過龍門一樣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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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征召東海相劉寬為尚書令。劉寬是劉崎的兒子，曾經治理過三個郡，他溫和仁愛，很寬容，即使遇到緊急情況，也從來不大聲說話、發脾氣。官吏和百姓犯了錯，他隻用蒲草做的鞭子象征性地懲罰一下，隻是為了表示羞辱，不會真的讓他們吃苦頭。每次見到老人，他就用關心農事的話安慰他們；見到年輕人，就用孝順友愛之類的道理勉勵他們，人們都很高興，也受到了教化。
評論
這段史料聚焦東漢末年的治亂交鋒與人性抉擇，既展現了危局中堅守者的風骨，也暴露了權力體係的深層病灶，字裡行間藏著足以穿透時空的治理啟示與人性思考。
守土者的抉擇：從“棄城”到“死戰”的鏡像對照
任胤與陳球的不同選擇，恰是亂世中官員操守的試金石。桂陽太守任胤麵對叛軍“棄城走”，將“分國虎符”的使命拋諸腦後；而零陵太守陳球則以“豈顧妻孥而沮國威”的怒吼，在“編木為城”的劣勢下死守——他用“弦大木為弩、反決水淹賊”的智慧，將地理劣勢轉化為防禦優勢，硬是撐到援軍到來。兩人結局天差地彆：任胤“棄市”，陳球留名，印證了“守土有責”從來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與城池共存亡的擔當。
更耐人尋味的是度尚與張磐的糾紛。度尚為逃避責任“偽上言”構陷張磐，而張磐寧肯“埋骨牢檻”也要“麵對曲直”，一句“法有是非，磐實不辜”道破了對程序正義的堅守。在“大赦”可輕易豁免罪責的時代，他拒絕“苟免”的選擇，比勝訴本身更有力量——這是對“權力可以踐踏真相”的無聲反抗，也是士大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氣節體現。
士大夫的鋒芒：以“破柱取奸”對抗“綱紀頹弛”
李膺“破柱取朔”的壯舉，堪稱東漢版“掃黑除惡”的經典一幕。小黃門張讓之弟張朔身為縣令，貪殘無道卻躲進“合柱”避罪，而李膺竟敢率人“破柱擒凶”，審訊後當即處決，這種“先斬後奏”的強硬，本質是對“宦官特權淩駕法律”的正麵宣戰。麵對桓帝的詰問，他以“孔子誅少正卯”自比，不僅懟得皇帝啞口無言，更讓宦官集團“鞠躬屏氣”，連休沐都不敢出宮——這證明：即便在最腐朽的時代，隻要有“敢碰硬”的勇氣，正義的鋒芒仍能刺破權力的陰霾。
陳蕃為李膺、馮緄等人“流涕進諫”，則展現了另一種抗爭姿態。他反複陳詞，甚至不惜“言及反覆”，將“忠臣同愆元惡”的荒誕擺上台麵。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與應奉“記功忘失”的諫言形成合力，最終推動皇帝赦免清流。他們的努力或許無法扭轉頹勢，卻在“綱紀頹弛”中為士大夫群體守住了精神底線——正如“登龍門”的典故所喻，被李膺接納的士人，實則是被注入了“守正不阿”的精神基因。
治理的悖論：“寬”與“嚴”的失衡與救贖
王暢在南陽的轉變，藏著治理的深層邏輯。他初到任時想用“發屋伐樹”的嚴政震懾豪族，卻被張敞以“文翁、卓茂溫厚為政”的典故點醒，最終轉向“寬政教化”。這揭示了一個永恒命題：剛性的懲罰能遏製惡行，卻難喚醒人心；唯有將“禮賢”置於“求奸”之上，才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王暢的“更崇寬政”與劉寬的“蒲鞭示辱”一脈相承——劉寬對犯錯者“未嘗疾言遽色”，用“農裡之言”“孝悌之訓”感化百姓，恰是“教化”勝過“刑罰”的生動例證。
反觀段熲對西羌“無日不戰”的圍剿，則展現了另一種治理思路。他以“斬首二萬三千級”的戰績換來了暫時的安定，卻也埋下了民族矛盾的隱患。這種“以力服人”的模式，與陳球、李膺的“以智守土”“以法懲惡”形成對比：武力可以平定叛亂，卻無法消除叛亂的根源；唯有兼顧“剛”與“柔”、“法”與“德”，才能打破“鎮壓—反抗”的惡性循環。
時代的困局：個體光芒難掩製度性崩塌
史料中處處可見“個體閃光”與“整體沉淪”的撕裂：陳球死守零陵卻擋不住任胤棄城，李膺嚴懲惡吏卻改變不了宦官專權，陳蕃泣血進諫卻拗不過皇帝的昏聵。即便是“立竇貴人為後”的爭議，也暴露了權力核心的荒誕——皇帝本想立寵妃田聖，隻因陳蕃等人力爭才妥協，而竇武的崛起，不過是外戚專權取代宦官專權的前兆，並非製度的革新。
最具象征意義的是“南宮朔平署火”“黃門北寺火”等災異記載。在天人感應思想盛行的時代，這些火災恰似對朝堂的隱喻：宦官與外戚的爭鬥如同烈火，燒毀了宮殿，也燒毀了人心；而士大夫的抗爭，不過是試圖從灰燼中搶救文明火種的微光。當“三垂蠢動”邊疆動蕩）與“王旅未振”中央軍力衰弱）並存，整個王朝已如“編木為城”般脆弱，即便有再多陳球、李膺式的人物，也難阻“大木將顛”的宿命。
結語：穿越千年的人性啟示
這段曆史之所以動人，在於它展現了絕境中的多種可能：有人如任胤般逃避，有人如度尚般構陷，有人如陳球般死戰，有人如李膺般鋒芒，有人如王暢般轉型，有人如張磐般堅守。他們的選擇各異，卻共同指向一個命題：在黑暗的時代，人該如何自處？
答案或許藏在李膺“死不旋踵”的決絕裡，藏在張磐“埋骨牢檻”的固執裡，藏在陳蕃“流涕進諫”的赤誠裡——這些看似“無用”的堅守，恰是文明存續的火種。正如曆史反複證明的：製度會崩塌，權力會更迭，但“守正不阿”的精神、“舍生取義”的勇氣、“以民為本”的良知，永遠是穿越黑暗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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