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辛卯初一，發生了日食。皇帝下詔讓公卿和各郡國舉薦最孝順的人。太常趙典舉薦的荀爽在對策中說：“以前聖人製定符合天地規律的準則，這就是禮，在眾多禮儀中，婚禮是最重要的。男子陽氣純正能夠施予，女子柔順能夠孕育，用禮來配合樂，調節陰陽之氣，所以能帶來子孫繁盛的吉祥，獲得長壽的福氣。到了夏、商、周三代末期，人們放縱情欲沒有節製，在上陽氣耗儘，在下陰氣阻隔，所以周公告誡說：‘這樣下去很少有人能長壽。’《左傳》說：‘砍斷腳趾去適應鞋子，誰說這樣的人愚蠢呢，和這種人一樣，追逐欲望而喪失生命。’實在令人痛心啊。我聽說後宮有采女五六千人，還有眾多侍從、宮女，白白讓無辜百姓納稅，來供養這些對國家沒有實際用處的女子，百姓在外麵窮困潦倒，朝廷內部陰陽失調，所以觸動了和諧之氣，災異頻繁出現。我認為那些還沒被皇帝寵幸過的女子，都應該遣送出宮，讓她們成婚，這才是國家的大福啊。”皇帝下詔任命荀爽為郎中。此時，司隸和豫州發生饑荒，死了十分之四五的人，甚至有的家庭全部死光。
皇帝下詔征召張奐擔任大司農，又讓皇甫規代替他擔任度遼將軍。皇甫規覺得自己接連擔任重要職位，想退下來回避，多次稱病上書，皇帝都沒答應。正好他有個朋友去世，皇甫規越過邊界去迎接靈柩，然後讓門客偷偷告訴並州刺史胡芳，說皇甫規擅自遠離軍營，應該趕緊上奏彈劾。胡芳說：“威明皇甫規字威明）是想避開官場，所以才故意刺激我。我應該為朝廷愛惜人才，怎麼能幫他實現這個想法呢！”於是就沒有追究。
夏天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等地的黃河水變清了。
司徒許栩被免職；五月，任命太常胡廣為司徒。
庚午日，皇帝親自在濯龍宮祭祀老子，用有花紋的毛氈裝飾祭壇，使用純金鑲邊的器具，設置華蓋座位，演奏祭祀上天的音樂。
鮮卑聽說張奐離開了，就聯合南匈奴和烏桓一起反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分幾路侵入邊塞，劫掠邊境的九個郡。秋天七月，鮮卑又進入邊塞，引誘東羌一起結盟立誓。於是上郡的沈氐、安定的先零等部落一起侵犯武威、張掖，邊境地區深受其害。皇帝下詔再次任命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的俸祿來督管幽州、並州、涼州以及度遼、烏桓兩個軍營，同時考察刺史和郡守的能力。
當初，皇帝還是蠡吾侯的時候，曾跟隨甘陵的周福學習，等到即位後，就提拔周福為尚書。當時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中很有名望，鄉裡人為此編了歌謠說：“天下的規矩，要數房伯武房植字伯武）；因為老師而獲得官印，那是周仲進周福字仲進）。”兩家的門客互相譏諷猜測，於是各自樹立朋黨，逐漸產生了很深的矛盾。從此甘陵有了南北部之分，黨人的說法也由此開始。汝南太守宗資任用範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任用岑晊為功曹，都全心全意信任他們，讓他們表揚好人、糾正錯誤，整頓朝廷和官府的風氣。範滂性格剛直，嫉惡如仇。範滂的外甥李頌，一向品行不端，中常侍唐衡把他托付給宗資，宗資就任用他為官吏；範滂卻把這件事擱置不辦，不召見李頌。宗資為此遷怒他人，鞭打書佐朱零，朱零仰頭說：“範滂公正的裁決，我今天寧願被打死，也不能違背範滂的決定。”宗資這才罷休。郡中中等地位以下的人，沒有不怨恨範滂的。於是兩郡流傳歌謠說：“汝南太守是範孟博範滂字孟博），南陽宗資隻負責畫諾簽字批準）；南陽太守是岑公孝岑晊字公孝），弘農成瑨隻是坐著發號施令。”
太學裡有三萬多學生，郭泰和潁川的賈彪是他們中的領袖，他們與李膺、陳蕃、王暢相互推崇敬重。太學裡流傳著這樣的話：“天下的楷模，是李元禮李膺字元禮）；不畏強權，是陳仲舉陳蕃字仲舉）；天下的優秀人才，是王叔茂王暢字叔茂）。”於是朝廷內外都跟著這種風氣，競相以評價人物的好壞為時尚，從公卿以下，沒有人不害怕他們的批評，都急忙去拜訪他們。
宛城有個富商叫張泛，他和後宮有親戚關係，又擅長雕刻精美的玩物，經常賄賂宮中的宦官，因此獲得了顯赫的地位，仗勢橫行霸道。岑晊和賊曹史張牧勸說成瑨抓捕張泛等人，不久後遇到大赦；但成瑨還是把他們殺了，並且逮捕了他們的宗族和門客，殺了二百多人，之後才上奏報告這件事。小黃門晉陽人趙津，貪婪蠻橫、肆意妄為，是當地一縣的大禍害。太原太守平原人劉瓆派郡吏王允去抓捕他，也是在大赦之後把他殺了。於是中常侍侯覽讓張泛的妻子上書喊冤，宦官們趁機誣陷成瑨和劉瓆。皇帝大怒，征召成瑨和劉瓆，把他們都關進監獄。有關部門迎合皇帝的旨意，上奏說成瑨和劉瓆罪當斬首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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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陽太守翟超任用同郡的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他殘害百姓。侯覽母親去世回家，大肆修建墳墓。張儉上奏彈劾侯覽的罪行，但侯覽派人攔截奏章，最終奏章沒能呈上去。張儉就毀掉侯覽的墳墓和住宅，沒收他的財產，詳細上奏他的罪狀，還是沒有得到回應。徐璜哥哥的兒子徐宣擔任下邳縣令，暴虐程度更加厲害。他曾經想娶已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沒得到同意，就帶著官吏和士兵到李暠家，把他女兒搶走，還當兒戲一樣將其射死。東海相汝南人黃浮聽說後，把徐宣的家屬全部抓起來，不論老少，都進行拷問。下屬們堅決勸阻，黃浮說：“徐宣是國家的賊子，今天殺了他，明天我就算因此獲罪而死，也死而無憾了！”當即判徐宣死罪並斬首示眾，還把他的屍體暴露在外。於是宦官們向皇帝哭訴喊冤，皇帝大怒，翟超和黃浮都被判髡刑剃去頭發）和鉗刑用鐵圈束頸），被送到右校署服勞役。
太尉陳蕃和司空劉茂一起進諫，請求赦免成瑨、劉瓆、翟超、黃浮等人的罪行；皇帝不高興。有關部門彈劾他們，劉茂不敢再說話。陳蕃就獨自上疏說：“如今賊寇在邊境，這就像是四肢的疾病；而朝廷內部政治不清明，才是心腹大患。我睡覺睡不好，吃飯也吃不香，實在是擔憂陛下身邊的小人一天天親近，忠言卻一天天疏遠，內部的隱患逐漸積累，外部的災難也越來越嚴重。陛下從列侯越級繼承皇位，就算是普通小戶人家，有百萬家產，子孫們還會為失去祖業而感到羞愧，何況陛下擁有天下，這是從先帝那裡繼承來的，怎麼能懈怠輕視呢！就算陛下不愛惜自己，難道不考慮先帝得天下的辛苦嗎！以前梁氏五侯，毒害遍布全國，上天啟發陛下的聖意，將他們收捕並處死。天下人都希望從此能稍微太平一些；可前車之鑒還不遠，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而現在皇帝身邊的近臣又相互勾結，權勢越來越大。小黃門趙津、大奸商張泛等人，肆意貪汙暴虐，諂媚陛下身邊的人。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將他們懲治誅殺，雖說大赦之後不應該再殺人，但推究他們的本意，是為了除去壞人，陛下又何必如此憤怒呢！然而小人的勢力越來越大，迷惑了陛下的聽聞，使得陛下大發雷霆，一定要施加刑罰，這已經過分了，更何況還要處以重刑甚至斬首呢！還有，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守法，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翟超沒收侯覽的財物，黃浮懲處徐宣的罪行，他們卻都遭受刑罰，沒有得到赦免寬恕。侯覽橫行霸道，沒收他的財產已經是萬幸；徐宣犯下如此罪行，死有餘辜。以前丞相申屠嘉召來鄧通並責備他，洛陽令董宣羞辱公主，漢文帝為鄧通求情，漢光武帝給董宣重賞，沒聽說這兩位大臣因為自行處置而被誅殺。如今陛下身邊的這些小人，生怕他們的同類受到傷害，胡亂編造罪名，導致這些官員遭受刑罰。聽到我這樣說，他們肯定又會哭著向陛下訴說。陛下應該堅決杜絕身邊近臣乾預朝政的根源，引進尚書台等朝廷官員，選拔清廉高潔的人，斥退奸佞邪惡之徒。這樣的話，上能使天氣和順，下能使大地融洽，吉祥的征兆還會遠嗎！”皇帝沒有采納。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陳蕃，陳蕃有關選舉、奏議等事情，總是被皇帝下詔駁回，他的長史以下官員很多都被治罪，隻是因為陳蕃是有名的大臣，宦官才不敢加害他。
評論
這段關於延熹九年的記載，是東漢“黨錮之禍”爆發的前奏。字裡行間彌漫著士大夫與宦官集團的激烈碰撞，也暗藏著王朝崩潰前的種種征兆，其背後的權力博弈與人性掙紮，至今仍發人深省。
“黨爭”的起點：從“鄉謠”到“陣營”的撕裂
甘陵南北部的對立，看似源於周福與房植的私人恩怨，實則是東漢末年“士庶分化”的縮影。鄉謠“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的傳播，本質是對“靠關係上位”與“憑德行立足”兩種價值觀的公開站隊。當兩家賓客“互相譏揣”並“各樹朋徒”，一場由地方延伸至中央的陣營對抗已悄然拉開序幕。
這種撕裂在汝南、南陽等地進一步發酵。範滂拒絕為中常侍唐衡的關係戶李頌安排職位，岑晊協助成瑨嚴懲宦官黨羽張泛，表麵是“褒善糾違”的吏治整頓，實則是士大夫集團對宦官勢力的正麵反擊。而“汝南太守範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的民謠，既彰顯了清流官員的威望，也暴露了他們“以私黨行公義”的爭議——當“黨同伐異”成為常態，朝堂便不再有是非，隻剩立場。
太學的“清議”：知識分子的理想與局限
三萬太學生以郭泰、賈彪為核心，與李膺、陳蕃等形成“更相褒重”的輿論場，創造出“天下模楷李元禮”等評語，本質是試圖以“清議”重塑政治倫理。這種“臧否人物”的傳統，本是士大夫監督權力的武器，卻在漢末演變為“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的輿論霸權——當知識分子的批評權異化為“道德綁架”，其初心便容易被權力鬥爭裹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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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學的局限性在後續事件中暴露無遺：他們推崇的陳蕃雖敢直諫，卻無力改變皇帝對宦官的偏袒；他們敬仰的李膺雖能“破柱取奸”，卻難逃“黨錮”的命運。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皇權與宦官的絕對權力麵前，“清議”的鋒芒再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沒有製度性保障，知識分子的理想終究是空中樓閣。
“赦後殺人”的抗爭：以“違法”對抗“法外特權”
成瑨誅殺張泛、劉瓆誅殺趙津、黃浮誅殺徐宣，三件“赦後殺人”事件，是士大夫集團的“極端反抗”。張泛靠賄賂宦官得勢“用勢縱橫”，趙津“貪橫放恣”成為“縣巨患”，徐宣“戲射殺”太守之女，這些惡行本應依法嚴懲，卻因宦官庇護而逍遙法外。成瑨等人的“先斬後奏”，本質是以“程序違法”對抗“製度性不公”，是對“法律隻約束小民，不懲戒權貴”的絕望反擊。
然而，這種抗爭的代價是慘重的。宦官集團借“違赦殺人”為由反撲，成瑨、劉瓆被判棄市，翟超、黃浮遭髡鉗之刑，連求情的陳蕃也險遭牽連。這印證了權力鬥爭的殘酷邏輯：當規則本身已被權力汙染，任何“以暴製暴”的反抗，最終隻會給對手留下更多迫害的借口。
陳蕃的“最後諫言”：理想主義者的徒勞
陳蕃的上疏堪稱漢末士大夫的“血淚控訴”。他點出“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的核心矛盾，痛斥皇帝“懈怠自輕”“不念先帝勤苦”，甚至以梁冀五侯的覆滅警示宦官專權的危害。這份奏疏字字泣血，卻隻換來皇帝的“不悅”——當最高統治者已淪為宦官的傀儡，再懇切的忠言也隻是對牛彈琴。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陳蕃以“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主”的典故為成瑨等人辯護，卻忘了這些先例的前提是皇帝尚有良知。而桓帝對宦官的縱容，早已超越“昏庸”的範疇，成為“與民為敵”的幫凶。陳蕃的堅持越執著，越反襯出理想主義在黑暗現實中的無力。
災異與民生：被忽視的“亡國預警”
正月日食、司隸豫州饑荒“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河水變清等現象，在漢代被視為“上天示警”。荀爽借日食上書，直指“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導致“陰陽隔塞”“災異屢臻”，建議釋放宮女以“豐子孫之祥”，看似迂腐，實則是對“皇權奢靡”的委婉批評。
然而，皇帝的回應隻是“詔拜郎中”的敷衍，對饑荒的漠視更暴露了統治集團的冷血。當“百姓窮困於外”與“後宮空賦不辜之民”形成鮮明對比，當邊疆“鮮卑寇邊”與內地“民變四起”同時爆發，整個王朝已如“累卵”，而掌權者仍在為私欲爭鬥——這或許是比“黨爭”更致命的亡國之因。
結語：亂世的前奏與人性的鏡子
延熹九年的種種事件，已為“黨錮之禍”埋下伏筆。士大夫的抗爭越激烈，宦官的反撲越瘋狂，皇帝的偏袒越明顯，最終將整個社會拖入“非此即彼”的撕裂深淵。範滂、李膺等人的“剛直”，陳蕃、郭泰等人的“堅守”，雖在曆史上留下“風骨”之名，卻未能阻止東漢的崩塌——這提醒我們：一個健康的社會，既需要“清流”的鋒芒，也需要“包容”的空間；既需要“批評”的勇氣，也需要“妥協”的智慧。
而那些被忽視的饑荒死者、被踐踏的法律尊嚴、被異化的輿論力量，才是這段曆史最沉重的注腳：當權力失去約束，道德淪為工具，民生被視為草芥，任何盛世的餘暉，都終將被亂世的塵埃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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