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人襄楷到皇宮前上書說：“我聽說老天爺雖然不說話，但會通過天文現象來傳達旨意、施行教化。我暗中觀察到太微、天廷五帝星座的位置，金、火這兩顆代表懲罰的星星在其中閃耀光芒，按照星象占卜，這對天子來說是凶險的預兆；而且這兩顆星同時進入房宿和心宿區域，按照星象的說法，這意味著天子會沒有繼承人。前年冬天極其寒冷，鳥獸被凍死，魚鱉也遭了殃，城牆邊的竹子和柏樹的葉子都有受傷枯萎的。我聽老師說：‘柏樹受傷、竹子枯萎，不出兩年，天子就會有災禍。’今年從春天到夏天，連續出現霜雹、大雨、雷電，這是有人作威作福、刑罰嚴苛急切所導致的感應啊。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一心想要鏟除奸邪之人，他們所懲處的，都是符合百姓心意的。然而陛下卻聽信宦官的誣陷，對他們進行嚴厲的審查和逮捕。三公上書為劉瓆等人求情，陛下不僅不采納，反而嚴厲斥責他們，這樣一來，那些憂心國事的大臣，恐怕都要閉嘴不敢說話了。我聽說殺害無罪的人、誅殺賢能的人，災禍會延續到三代。自從陛下即位以來，頻繁施行誅殺懲罰，梁氏、寇氏、孫氏、鄧氏等家族都被滅族，受牽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李雲上書進諫，這是英明的君主不應該忌諱的；杜眾甘願赴死，是希望能讓聖明的朝廷有所感悟；但他們不僅沒有得到赦免，反而都被殺害，天下人都知道他們的冤屈，自漢朝建立以來，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拒絕諫言、誅殺賢能，用刑如此嚴酷的。以前周文王隻有一個妻子，卻生下十個兒子；如今宮中宮女有數千人，卻沒聽說有多少生育的喜訊，陛下應該修養德行、減輕刑罰，以增加子孫繁衍的福氣。據考察，自春秋以來，直到古代的帝王時期，都沒有出現過黃河水變清的情況。我認為黃河象征著諸侯的地位。水清澈屬陽，水渾濁屬陰。黃河本應是渾濁的卻反而變清，這意味著陰想變成陽，也就是諸侯想要稱帝。京房的《易傳》說：‘黃河水變清，天下就會太平。’如今天現怪異天象，地出不祥之物，人間又有瘟疫，這三種情況同時出現，卻又有黃河水變清的現象，就如同春秋時期麒麟不應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把它當作怪異之事記錄下來。希望陛下能抽出空閒時間，讓我把話說完。”奏章呈上後，皇帝沒有理會。
過了十幾天，襄楷又上書說：“我聽說殷紂王喜好女色，所以妲己出現了；葉公喜歡龍，結果真龍來到了他的庭院。如今黃門、常侍這些受過宮刑的人，陛下對他們的寵愛超過常人，可至今沒有皇子誕生的征兆，難道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嗎？又聽說宮中設立了黃帝、老子以及佛教的祠廟，這些教義崇尚清虛無為，珍愛生命、厭惡殺戮，提倡減少欲望、去除奢侈。可如今陛下欲望不除，殺戮懲罰又超出常理，既違背了這些教義，又怎麼能獲得福運呢？佛教徒不在同一棵桑樹下連續住宿三晚，是不想長久地產生感情，這是多麼專注啊；他們如此堅守一心，才能修成正果。而如今陛下身邊美女如雲，儘享天下的豔麗之色，吃著各種美味佳肴，嘗遍天下的滋味，又怎麼能做到像黃帝、老子所倡導的那樣呢！”奏書上呈後，皇帝立刻召襄楷進宮，讓尚書詢問他上書的情況。襄楷說：“古代本來沒有宦官，漢武帝末年多次到後宮遊玩，才開始設置宦官。”尚書秉承皇帝的旨意，上奏說：“襄楷言辭和道理都不正當，違背經典和技藝，假借星宿的說法，編造符合自己心意的內容，欺騙皇上、蒙蔽事實，請讓司隸依法懲處襄楷，把他逮捕送到洛陽監獄。”皇帝認為襄楷的話雖然激烈，但說的都是天文星象方麵的事，所以沒有殺他；不過還是按照司寇的刑罰標準來處置他。從永平年間以來，雖然有臣民學習佛教，但天子並不喜好；到了陛下這裡，才開始特彆喜好，還經常親自祈禱祭祀，因此佛教逐漸興盛，所以襄楷才提到這些。
符節令汝南人蔡衍、議郎劉瑜上表營救成瑨、劉瓆，言辭非常激烈，他們也因此被免官。成瑨、劉瓆最終死在獄中。成瑨、劉瓆向來剛正不阿，精通經學，在當時很有名望，所以天下人都為他們感到惋惜。岑晊、張牧則逃跑後得以幸免。岑晊逃亡的時候，親友們都爭著收留他；隻有賈彪關著門不接納，當時的人都埋怨他。賈彪說：“俗話說‘看準時機行動，不要連累後人。’公孝岑晊字公孝）為了要挾君主而引發事端，這是他自己招來的災禍，到了這種時候都不能拿起武器去幫助他，難道還能收留隱藏他嗎！”於是大家都佩服他的裁斷公正。賈彪曾經擔任新息縣長官，當地百姓貧困，很多人不願意養育孩子；賈彪為此製定了嚴格的規定，不養育孩子和殺人同罪。城南有人搶劫害人，城北有個婦人殺了自己的孩子。賈彪出去調查，下屬想帶他去城南，賈彪生氣地說：“賊寇害人，這是常見的事；但母子相殘，這是違背天理人道的！”於是駕車前往城北，查辦了那婦人的罪行。城南的盜賊聽說後，也綁著自己前來自首。幾年間，百姓養育孩子的人數以千計。大家都說：“這是賈父讓我們生的孩子。”都給孩子取名為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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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人張成，擅長風角之術，推算占卜後認為會有大赦，就教唆兒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將其逮捕，不久後張成的兒子因為遇到大赦而被釋放；李膺更加憤怒，最終還是查辦並殺了他。張成向來憑借方術與宦官交往，皇帝也常向他詢問占卜之事；宦官就教唆張成的弟子牢修上書，告發“李膺等人豢養太學裡的遊士，與各郡的學生相互勾結，往來奔走，結成朋黨，誹謗朝廷，擾亂風俗。”於是皇帝大為震怒，向各郡國發布命令，逮捕黨人，並向天下宣告，讓大家一起痛恨這些人。案件經過三公府，太尉陳蕃拒絕受理，說：“如今要查辦的人，都是在國內享有聲譽、憂心國事、忠誠奉公的大臣，這樣的人就算犯了罪，十代都應該赦免，哪有罪名還不明確就逮捕拷打的道理呢！”他不肯簽署同意逮捕的文書。皇帝更加生氣，於是將李膺等人關進黃門北寺監獄，供詞牽連到的人，有太仆潁川人杜密、禦史中丞陳翔以及陳寔、範滂等人，一共二百多人。有些人逃跑沒被抓到，朝廷就懸賞捉拿，派出的使者到處都是。陳寔說：“我要是不去坐牢，大家就沒有依靠了。”於是自己前往監獄請求囚禁。範滂到了監獄，獄吏對他說：“凡是被關押的人，都要祭祀皋陶。”範滂說：“皋陶是古代正直的大臣，如果他知道我範滂無罪，會在天帝麵前為我申辯；如果我有罪，祭祀他又有什麼用呢！”眾人聽了這話，也就不再祭祀了。陳蕃又上書極力勸諫，皇帝忌諱他言辭過於急切，就以陳蕃征召的人不合適為借口，罷免了他的官職。
當時因黨人案被牽連逮捕的，都是天下有名的賢能之士，度遼將軍皇甫規，自認為是西州的豪傑，以自己沒被牽連為恥，於是主動上書說：“我之前舉薦已故大司農張奐，這算是依附黨人。另外，我從前被判處到左校署服勞役時，太學生張鳳等人上書為我申訴，這表明我被黨人所依附，我也應該受到牽連治罪。”朝廷知道了這件事，卻沒有追究。杜密向來與李膺的名聲和品行相當，當時的人把他們並稱為“李、杜”，所以兩人同時被關押。杜密曾經擔任北海相，在春天巡視的時候，到了高密，看到鄭玄擔任鄉嗇夫，知道他是個有特殊才能的人，就征召他到郡裡任職，還送他去學習，鄭玄最終成為大儒。後來杜密辭官回家，每次拜見郡守、縣令，經常會有所建議和托付。同郡的劉勝，也從蜀郡辭官回到家鄉，閉門不出，不與外界往來。太守王昱對杜密說：“劉季陵劉勝字季陵）是個清高的人，公卿們大多舉薦他。”杜密知道王昱是在刺激自己，就回答說：“劉勝身為大夫，享受上賓的禮遇，卻知道好人不舉薦，聽到壞事也不說話，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隻為自己考慮，像寒蟬一樣一聲不吭，這是有罪的人。如今對於那些有誌氣、努力踐行道義的賢能之人，我杜密舉薦他們；對於那些違背道義、喪失氣節的人，我杜密檢舉他們，讓您賞罰得當，美名遠揚，這難道不好嗎！”王昱聽了感到慚愧並信服，對待杜密更加優厚。
九月，任命光祿勳周景為太尉。
司空劉茂被免職。
冬天十二月，任命光祿勳汝南人宣酆為司空。
任命越騎校尉竇武為城門校尉。竇武在任期間，征召了很多有名的士人，自身清正廉潔，嫉惡如仇，不接受送禮賄賂。妻子兒女的衣食僅僅夠維持生活而已。得到兩宮的賞賜，他都全部散發給太學的學生以及施舍給貧民。因此眾人都讚譽他。
匈奴和烏桓聽說張奐來了，都相繼投降，一共有二十萬人；張奐隻殺了他們的首領，其餘的人都安撫接納。隻有鮮卑逃出塞外。朝廷擔心無法製服檀石槐，就派使者拿著印綬去封他為王，想要和他和親。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頻繁地侵擾掠奪。他把自己的地盤分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到遼東，連接夫餘、濊貊等二十多個城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到上穀等十多個城邑，為中部；從上穀以西到敦煌、烏孫等二十多個城邑，為西部。每個部分都設置大人來統領。
評論
這段史料記錄了東漢“黨錮之禍”爆發的關鍵節點，字裡行間充斥著士大夫的血淚抗爭、宦官的囂張跋扈與皇權的昏聵無能。其中的人物抉擇與製度潰敗，不僅是漢末亂世的序幕，更藏著穿越千年的曆史鏡鑒。
襄楷的“狂言”：以“天意”對抗“人意”的絕望呐喊
襄楷兩次上書，堪稱漢代版“逆耳忠言”的極致。他借“太微星變”“柏傷竹枯”等天文災異，直指桓帝“殺無罪、誅賢者”“拒諫誅賢”的暴行；以“河清”異象警示“諸侯欲為帝”的危機；甚至敢直言“黃門、常侍是天刑之人”，戳破皇帝“寵信宦官卻求子嗣”的荒誕。這種將“天意”與“人事”捆綁的勸諫方式，看似迷信，實則是士大夫在皇權壟斷下的無奈策略——當“人間法理”已無法約束帝王，隻能抬出“上天示警”作為最後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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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尖銳的是他對“黃老浮屠之祠”的批判：皇帝一麵推崇“清虛無為、好生惡殺”的教義，一麵“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殺罰過理”，這種“言行分裂”恰是整個王朝精神崩塌的縮影。襄楷最終“司寇論刑”的結局，證明：當權力已無底線，連“借天說話”的空間都被擠壓，剩下的便隻有沉默或毀滅。
“黨錮之禍”的爆發：從“個案”到“清洗”的權力狂歡
李膺誅殺張成之子，本是司法正義的執行張成仗著“預知大赦”便縱子殺人），卻被宦官集團扭曲為“黨人誹訕朝廷”的罪證。這場由“方伎交通宦官”引發的構陷，最終演變為“逮捕黨人二百餘人”的大規模政治清洗，暴露了宦官集團的險惡用心：他們要消滅的不僅是李膺等個體，更是整個“太學遊士+郡國生徒”的清流網絡。
陳蕃“不肯平署”的抗爭與最終被“策免”，則標誌著士大夫在朝堂的徹底失勢。他那句“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的辯護，在“天子震怒”麵前蒼白無力——當皇帝淪為宦官的傀儡，“忠奸”已不再由是非判斷，而由立場決定。這場清洗最可怕的後果，不是賢才入獄，而是“天下以言為諱”的噤聲效應：當說真話成為死罪，整個社會便隻能在虛偽與恐懼中沉淪。
賈彪的“裁正”與皇甫規的“自汙”：亂世中的兩種生存智慧
賈彪“閉門不納”岑晊的舉動，看似冷漠，實則是亂世中的清醒。他那句“相時而動，無累後人”道破了殘酷現實：當抗爭已淪為無謂的犧牲，保全自身以圖將來，或許是更負責任的選擇。而他任新息長時“嚴製不養子與殺人同罪”、優先查辦“母子相殘”案的治理實踐，則證明：清流的價值不僅在朝堂抗爭，更在地方教化——即便無法改變全局，仍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守護底線。
皇甫規的“自請入黨”則展現了另一種勇氣。這位平定邊疆的名將，主動宣稱“臣宜坐之”，並非真認為自己有罪，而是以“自汙”的方式聲援受迫害的黨人，用個人聲望對抗政治清洗。這種“恥於不與”的姿態，與那些明哲保身者形成鮮明對比，證明：在黑暗時代，沉默也是一種罪過，而敢於“同流合汙”般地站在正義一邊，需要更大的擔當。
竇武的“清流做派”：外戚與士大夫的短暫同盟
竇武身為外戚，卻“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甚至將兩宮賞賜“散與太學諸生及貧民”，這種“反外戚常態”的做派，成為黑暗中的一抹亮色。他的崛起，本質是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勢力的一次臨時結盟——在宦官專權的共同威脅下，原本相互猜忌的群體被迫聯手。
但這種同盟的脆弱性顯而易見：竇武的“眾譽歸之”，恰恰反襯出士大夫群體的絕望——他們已不得不依賴外戚的力量，而非製度性的正義。後來的曆史證明，這種“以權製權”的策略，終究是飲鴆止渴：外戚與宦官的輪流坐莊，不過是權力遊戲的不同玩法，從未改變“皇權失控”的本質。
匈奴與鮮卑：邊疆危機背後的內政潰爛
張奐能輕易招降二十萬匈奴、烏桓，卻無法遏製鮮卑的寇掠，看似是軍事問題，實則是內政的延伸。當朝廷深陷黨爭、宦官賣官鬻爵、軍費被層層盤剝，邊疆將士的鬥誌早已被內耗消磨。檀石槐“不肯受封、寇抄滋甚”並“三分其地”，不僅是對漢朝國力的蔑視，更是對其政治腐朽的直接回應——一個連內部團結都做不到的王朝，何來威懾邊疆的底氣？
“遣使封王、欲與和親”的失敗，與內地“黨錮之禍”形成殘酷呼應：當中央政府失去公信力，無論是對內部賢才的迫害，還是對外部勢力的懷柔，都會顯得軟弱而可笑。
結語：崩潰前的最後掙紮
這段曆史最令人窒息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毀滅的預兆，卻無力阻止。襄楷的警告、陳蕃的抗爭、賈彪的堅守、皇甫規的聲援，甚至竇武的結盟，都像是溺水者的掙紮。而桓帝的麻木、宦官的貪婪、黨人的悲壯，共同將東漢推向了“大木將顛”的終點。
千百年後回望，這段曆史仍在叩問：當權力失去製約，正義淪為口號，個體該如何自處？是如襄楷般以狂言殉道，如李膺般以鋒芒碎身，如賈彪般以隱忍圖存，還是如皇甫規般以智慧聲援？答案或許各異，但底線從未改變：任何時代，都不能讓說真話的人被淹沒，不能讓守正義的人被摧殘——這是文明存續的根基，也是曆史給我們的永恒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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