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靈皇帝中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甲子年）
春天，張角的弟子濟南人唐周向朝廷上書告發了他們的謀反計劃。於是朝廷抓捕了馬元義，在洛陽將他車裂處死。皇帝下詔讓三公和司隸校尉審查皇宮侍衛以及百姓中與張角太平道有牽連的人，一共誅殺了一千多人。還下令讓冀州官府追捕張角等人。張角他們得知事情已經敗露，就日夜派人飛速通知各方，一時間各地同時起兵，他們都頭戴黃巾作為標誌，所以當時的人把他們叫做“黃巾賊”。二月，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他弟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寶的弟弟張梁稱人公將軍。他們到處焚燒官府，搶劫村鎮，州郡失去了控製，很多地方長官都紛紛逃亡。短短一個月內，天下紛紛響應，京城都為之震動。安平、甘陵的人各自抓住當地的王去響應黃巾軍。
三月戊申日，任命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讓他率領左右羽林軍以及五營的士兵駐紮在都亭，修理武器裝備，以鎮守京城。還設置了函穀、太穀、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這八關的都尉。皇帝召集大臣們商議對策。北地太守皇甫嵩認為應該解除對黨人的禁令，拿出更多宮中庫藏的錢財和西園馬廄的馬匹，賞賜給軍士。皇甫嵩是皇甫規哥哥的兒子。皇帝向中常侍呂強詢問計策，呂強回答說：“黨錮的時間已經很長了，人們心中充滿怨恨憤怒，如果不赦免他們，他們很可能輕易地與張角合謀，到時候變亂就會更大，後悔都來不及。現在應該先誅殺皇帝身邊貪婪汙濁的人，大赦黨人，考察選拔刺史和二千石官員是否有能力，這樣盜賊就沒有不平定的了。”皇帝害怕了，就聽從了他的建議。壬子日，大赦天下黨人，讓被流放的人都回來，隻有張角不赦免。接著征調天下的精兵，派北中郎將盧植去討伐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俊去討伐潁川的黃巾軍。
當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人都被封侯，地位尊貴受寵信，皇帝常說：“張常侍就像我的父親，趙常侍就像我的母親。”因此宦官們無所畏懼，紛紛建造府邸，規模堪比皇宮。皇帝曾經想要登上永安候台，宦官們怕皇帝看到他們的住所，就讓中大人尚但去勸諫說：“天子不應該登高，登高會讓百姓人心離散。”從那以後皇帝就不敢再登上亭台樓閣了。等到封諝、徐奉與黃巾軍勾結的事情敗露，皇帝責問各位常侍說：“你們以前常說黨人想要謀反，讓我把他們都禁錮起來，有的人還被處死了。現在黨人卻為國家效力，你們反倒和張角勾結，是不是該殺？”常侍們都叩頭說：“這都是王甫、侯覽乾的啊！”於是各位常侍都請求辭官，各自召回在州郡的宗族親戚和子弟。趙忠、夏惲等人就一起詆毀呂強，說他和黨人一起商議朝廷大事，還多次研讀霍光傳，有不臣之心。呂強的兄弟在各地為官，都貪婪汙濁。皇帝派中黃門帶著兵器去召呂強。呂強聽說皇帝召見，生氣地說：“我死了，天下就要大亂了！大丈夫想要儘忠國家，怎麼能去麵對獄吏呢！”於是自殺了。趙忠、夏惲又詆毀說：“呂強被召見，還不知道問什麼就自己到外麵去自殺，他肯定有奸情。”於是朝廷抓捕了呂強的宗親，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侍中河內向栩提出對國家有利的建議，譏諷指責皇帝身邊的人。張讓誣陷向栩與張角一條心，想要做內應，把他抓起來送到黃門北寺獄，殺害了他。郎中中山人張鈞上書說：“我私下認為張角之所以能夠起兵作亂，百姓之所以願意歸附他，根源都在於十常侍放縱他們的父兄、子弟、親戚、賓客在州郡擔任要職，壟斷財利，侵害掠奪百姓。百姓有冤無處申訴，所以才謀劃不軌，聚集成為盜賊。應該斬殺十常侍，把他們的頭懸掛在南郊，向百姓謝罪，再派使者通告天下，這樣不用興師動眾，大的賊寇自然就會消失。”皇帝把張鈞的奏章拿給各位常侍看，他們都摘下帽子，光著腳，叩頭請罪，請求把自己關進洛陽的詔獄，並且拿出自家的財產來資助軍費。皇帝下詔，讓他們依舊像以前一樣戴冠穿鞋，處理事務。皇帝生氣地對張鈞說：“這家夥真是個瘋子！十常侍難道就沒有一個好人嗎！”禦史按照皇帝的旨意，誣陷張鈞學習黃巾道，把他抓起來嚴刑拷打，死在了獄中。
庚子日，南陽的黃巾軍張曼成攻打並殺死了太守褚貢。
皇帝向太尉楊賜詢問關於黃巾軍的事情，楊賜回答得懇切直率，皇帝不高興。夏天，四月，楊賜因為賊寇的事情被免職。任命太仆弘農人鄧盛為太尉。不久後皇帝查閱舊事記錄，看到楊賜和劉陶之前上呈的關於張角的奏章，就封楊賜為臨晉侯，劉陶為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被免職，任命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皇甫嵩和朱俊一起率領四萬多人，共同討伐潁川的黃巾軍，皇甫嵩和朱俊各領一軍。朱俊與黃巾軍波才交戰，戰敗了；皇甫嵩退守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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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的黃巾軍在邵陵打敗了太守趙謙。廣陽的黃巾軍殺死了幽州刺史郭勳和太守劉衛。
波才在長社包圍了皇甫嵩。皇甫嵩兵力少，軍中眾人都很恐慌。黃巾軍依傍草叢紮營，正好趕上大風天氣，皇甫嵩命令軍士們都捆好火把登上城牆，又派精銳士卒悄悄出了包圍圈，點火大聲呼喊，城上的人舉著火把響應，皇甫嵩從城中擂鼓呐喊著衝出來，衝向敵陣，黃巾軍驚慌混亂，四處奔逃。恰好騎都尉沛國人曹操率兵趕到，五月，皇甫嵩、曹操和朱俊合兵一處，再次與黃巾軍交戰，把黃巾軍打得大敗，斬殺了幾萬人。皇甫嵩被封為都鄉侯。
曹操的父親曹嵩，是中常侍曹騰的養子，沒人能說清他的親生父母是誰，有人說他是夏侯家的孩子。曹操年少時機智警覺，有謀略權術，但喜歡行俠仗義，放蕩不羈，不注重經營家業。當時的人都沒覺得他有什麼特彆的，隻有太尉橋玄和南陽人何顒認為他與眾不同。橋玄對曹操說：“天下即將大亂，沒有非凡的才能，是不能拯救的。能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你吧！”何顒見到曹操，感歎說：“漢朝將要滅亡，能安定天下的，一定是這個人。”橋玄對曹操說：“你現在還沒什麼名氣，可以去結交許子將。”許子將就是許訓的侄子許劭，他喜歡品評人物，善於識彆人才，和堂兄許靖都有很高的名聲，喜歡一起品評鄉裡人物，每個月都會更換品評的話題，所以汝南有“月旦評”的習俗。許劭曾經擔任郡裡的功曹，府中的人聽說了他的名聲，沒有不改變自己的操行來迎合他的。曹操去拜訪許劭，問他：“我是個什麼樣的人？”許劭看不起曹操的為人，不回答他。曹操就威脅他，許劭說：“你呀，是太平盛世的能臣，亂世中的奸雄。”曹操聽了非常高興地離開了。
朱俊攻打黃巾軍的時候，他的護軍司馬北地人傅燮上疏說：“我聽說天下的災禍不是從外部產生的，而是源於內部。所以虞舜先除掉了四個惡人，然後才任用十六位賢能的大臣，這表明不除去惡人，好人就無法得到任用。現在張角在趙、魏之地興起，黃巾軍在六個州作亂，這都是內部生出的禍患，然後蔓延到了天下。我接受軍事任務，奉命討伐賊寇，剛到潁川，戰無不勝。黃巾軍雖然勢力強大，但不值得朝廷憂慮。我所擔心的，是治理水患不從源頭著手，下遊的水患隻會越來越嚴重。陛下仁德寬容，很多事情不忍心處理，所以宦官得以弄權，忠臣無法得到晉升。即使張角被消滅，黃巾軍投降，我所擔憂的事情，反而會更加嚴重。為什麼呢？因為正邪之人不能共處一國，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個容器裡。那些奸邪的人知道忠臣的功勞顯著，自己的危亡征兆已經出現，就都會花言巧語，一起助長虛偽之風。就像多次說兒子不孝，父親就會懷疑；多次說集市上有老虎，人們就會相信。如果不仔細考察真偽，忠臣就又會像白起在杜郵被賜死一樣。陛下應該想想虞舜懲處四個惡人的舉動，儘快誅殺那些進讒言的奸佞之人，這樣好人就會想著進取，奸凶之人自然就會平息。”趙忠看到這份奏疏後很厭惡傅燮。傅燮攻打黃巾軍，功勞很多本應受封，趙忠卻在皇帝麵前詆毀他。皇帝明白傅燮奏疏中的話，沒有給他加罪，但最終也沒有封他。
張曼成在宛城駐紮了一百多天。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攻打張曼成，把他斬殺了。
評論
這段關於漢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起義爆發及初期發展的記載，堪稱東漢王朝崩潰的“加速器”實錄。從現代視角看，這一時期的曆史充滿了製度性潰敗與個體命運的交織，其背後的深層邏輯至今仍具警示意義：
民變爆發：從“預言”到“現實”的必然
張角起義的爆發絕非偶然。從唐周告密引發馬元義被車裂，到“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短短數月間，數十萬信徒從“宗教追隨者”變為“起義軍”，本質是積壓數十年的社會矛盾總爆發。靈帝此前對楊賜、劉陶的預警置若罔聞，甚至處死直言的張鈞，暴露了統治集團的致命自負——當朝廷將民眾的苦難視為“狂言”，將官員的諫言當作“妄語”，起義便成了底層最後的生存選擇。“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既是宗教動員，更是民怨的集中宣泄。
統治集團的“自殺式”應對
麵對黃巾起義，靈帝君臣的反應堪稱“係統性失能”的典型：
權力核心的荒誕：靈帝一麵依賴宦官，稱“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一麵在黃巾與宦官勾結事發後推卸責任；對呂強、張鈞等忠言者或逼死或冤殺，卻對十常侍“免冠徒跣”的表演全盤接受，儘顯昏庸無斷。
官僚體係的撕裂：楊賜因“對切直”被免，後又因舊奏獲封；傅燮戰功卓著卻因趙忠構陷不得封賞，這種賞罰顛倒的機製，讓“忠臣不進”成為常態。
宦官專權的反噬：十常侍及其黨羽“典據州郡，辜榷財利”是黃巾起義的直接誘因，而靈帝對其的縱容，最終導致“盜賊四起”時，統治集團內部仍在互相傾軋——呂強自殺、向栩被殺，暴露了宦官集團為保私利不惜犧牲國家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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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轉折與曆史拐點
長社之戰是黃巾起義初期的關鍵戰役：皇甫嵩以火攻大破波才，曹操率軍馳援，展現了中央軍與地方力量結合的戰鬥力。但這場勝利更像王朝的“回光返照”：
曹操的登場頗具象征意義——這位被評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人物，恰是舊秩序崩塌的產物與新秩序的塑造者。
傅燮“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的論斷，道破了黃巾起義的本質：這不是單純的“盜賊作亂”，而是“釁發蕭牆”的體製性危機。即便黃巾被鎮壓，若“閹豎弄權”的根源不除，亂世仍將延續。
曆史的啟示：崩潰前的“致命自負”
中平元年的亂局，最深刻的教訓在於統治集團的“致命自負”：他們既無視民眾的苦難“百姓之冤，無所告訴”），又拒絕任何自我革新殺呂強、貶傅燮），甚至將危機歸咎於“狂子”的直言。當一個王朝失去了正視問題的勇氣和糾錯能力，即便沒有黃巾起義，也會有其他導火索點燃崩潰的炸藥桶。
從張角起義的“一時俱起”，到十常侍的“貪穢弄權”，再到靈帝的“昏庸誤國”，這段曆史清晰地展現了：民心的喪失從不突然，而是日積月累的苛政與失信；王朝的崩塌也非一日之寒，而是權力失控與治理失效的必然。這既是東漢覆滅的序幕，也是中國曆史上無數王朝興衰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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