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蔡邕被流放到朔方，遇上大赦得以返回。五原太守王智，是王甫的弟弟，他上奏說蔡邕誹謗朝廷。蔡邕沒辦法，隻好逃命，在江海邊躲了十二年。後來董卓聽說了蔡邕的名聲，征召他入朝為官，蔡邕稱病不去。董卓生氣地罵道：“我能滅他全族！”蔡邕害怕了，隻好接受任命。到了京城後，被任命為祭酒，很受董卓敬重。後來考核成績優異，三天之內，就接連升遷，曆任多個重要官職，最後升為侍中。
董卓對袁紹說：“這天下的君主，得是賢明的人來當才行。每次想到靈帝，都讓我氣得不行！董侯劉協）看著還可以，我現在想立他為帝，你覺得他能比史侯劉辯）強嗎？有些人看著有點小聰明，實際上卻很糊塗，也不知道董侯到底咋樣，先這麼著吧。反正劉氏的後代，也不值得再留著了！”袁紹說：“漢朝統治天下都四百多年了，給百姓的恩澤深厚，百姓都擁戴漢室。當今皇上年紀輕輕，也沒聽說他有啥惡行傳揚天下。您要是想廢掉嫡長子，改立庶子，恐怕大家不會同意您的提議啊。”董卓按著劍嗬斥袁紹：“你這小子，竟敢這樣！天下的事，難道不由我做主！我想這麼乾，誰敢不聽！你是不是覺得我董卓的刀不夠鋒利！”袁紹也激動起來，說：“天下有本事的人，難道隻有你董公！”說完，他拔出佩刀，作了個橫揖，徑直走了出去。董卓剛到京城，見袁紹出身名門望族，所以沒敢加害他。袁紹把符節掛在上東門，逃奔到冀州去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召集百官，激昂地說：“當今皇帝昏庸懦弱，沒辦法供奉宗廟，當天下的君主。現在我想效仿伊尹、霍光的舊事，改立陳留王為帝，你們覺得咋樣？”公卿及以下官員都又驚又怕，沒人敢回應。董卓又高聲說：“以前霍光定下立帝的決策，田延年手持寶劍相助。誰敢阻攔這個大事，一律按軍法處置！”在座的人都被嚇到了，隻有尚書盧植說：“以前太甲即位後昏庸不明，昌邑王犯下一千多條罪過，所以才有廢立君主的事。現在的皇上年紀輕輕，行為也沒有失德之處，不能和以前的情況相提並論。”董卓聽了大怒，散了會。他打算殺了盧植，蔡邕為盧植求情，議郎彭伯也勸董卓說：“盧尚書是天下聞名的大學者，是眾人仰望的對象。現在要是先殺了他，天下人都會震驚害怕的。”董卓這才作罷，隻是免去了盧植的官職。盧植於是逃到上穀隱居起來。董卓把廢立皇帝的想法告訴太傅袁隗，袁隗表示同意這個提議。
甲戌日，董卓又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脅迫太後下詔書廢掉少帝，說：“皇帝在守喪期間，沒有一點為人子的孝心，言行舉止也不像個君主的樣子，現在把他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劉協為帝。”袁隗上前解下少帝的玉璽印綬，交給陳留王，扶著弘農王走下大殿，讓他向北稱臣。太後哽咽流淚，大臣們也都滿心悲痛，但沒人敢出聲。董卓又說：“太後曾經逼迫永樂宮的董太後，導致董太後憂慮而死，這違背了婆媳之間的禮數。”於是把太後遷到永安宮。接著大赦天下，把年號昭寧改為永漢。丙子日，董卓用毒酒害死了何太後。公卿及以下官員不用穿喪服，參加葬禮的時候，隻穿素色衣服就行。董卓還讓人挖出何苗的棺材，拖出屍體，肢解後一節節砍斷，扔在路邊。又殺了何苗的母親舞陽君，把屍體扔在園林的籬笆裡。
之後下詔書，任命公卿及以下官員的子弟為郎官，來填補宦官留下的職位，讓他們在殿上侍奉。
乙酉日，任命太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賁侯。董卓自己擔任太尉，兼領前將軍軍事，加賜符節、黃鉞和虎賁衛士，改封為郿侯。
丙戌日，任命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
甲午日，任命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董卓帶領各位公卿上書，為陳蕃、竇武以及那些黨人伸冤，恢複他們的爵位，派使者去他們的墓地祭奠，提拔任用他們的子孫。
從六月開始下雨，一直下到這個月。
冬天，十月乙巳日，安葬靈思皇後何太後）。
白波賊進犯河東，董卓派部將牛輔去攻打他們。
評論
這段記載聚焦於董卓入京後“廢立擅權”的關鍵轉折，展現了漢末權力更迭中最赤裸的暴力邏輯與士大夫群體的掙紮。從現代視角看，這段曆史堪稱“強權碾壓傳統”的典型樣本：
廢立：傳統禮法的崩塌與強權的登場
董卓與袁紹的衝突，本質是“武力奪權”與“傳統宗法”的正麵碰撞。董卓一句“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徹底撕碎了“君權神授”的麵紗——當權力的本質從“天命”變為“兵權”，四百餘年的漢室傳統便成了可隨意改寫的文本。
他廢少帝劉辯）立陳留王劉協，即漢獻帝）的操作，雖打著“伊尹、霍光故事”的旗號，卻暴露了致命的不同：伊、霍廢立有“太甲不明、昌邑千過”的明確依據，且依托朝廷共識；董卓的理由僅是“皇帝暗弱、威儀不類人君”，實質是通過廢立強化個人權威。袁隗袁紹叔父）的“報如議”與盧植的抗爭形成對比，前者代表士大夫集團的妥協，後者則是傳統禮法最後的堅守，但盧植最終“逃隱上穀”，說明在絕對暴力麵前，道義與學識已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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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何太後的結局：從被遷永安宮到被鴆殺，葬禮上“公卿不布服，素衣而已”，連何苗的屍骨都被掘出支解。這種對皇室成員的侮辱，徹底打破了“皇室尊嚴”的底線，宣告了“強權即真理”時代的到來。
士大夫的分化：妥協、反抗與逃離
麵對董卓的專權，士大夫群體呈現出三種選擇，預示著亂世中的生存邏輯：
蔡邕的妥協：這位因避禍流亡十二年的大儒，在董卓“我能族人”的威脅下應命，三日之內“周曆三台”。他的選擇折射出多數士人的無奈——在暴力脅迫下，“保全自身”往往壓倒“堅守氣節”。董卓對他的“敬重”，並非認同其才學，而是利用其名望裝點門麵，這種“合作”注定脆弱。
袁紹的反抗與逃離：袁紹“引佩刀橫揖徑出”，看似剛烈，實則是無力抗衡下的避禍。他逃奔冀州後，憑借“四世三公”的家族聲望號召天下，代表著地方士族對中央強權的反抗。這種反抗雖暫時無力撼動董卓，卻為“群雄討董”埋下伏筆。
盧植的隱退：盧植因反對廢立被免官後“逃隱上穀”，代表著不願妥協也無力反抗者的選擇。他的離去象征著傳統士大夫與中央政權的決裂——當朝廷淪為軍閥工具，“歸隱”便成了保持氣節的最後方式。
這三種選擇，勾勒出亂世中知識分子的困境：妥協者或被利用，反抗者需付代價，隱退者則意味著放棄社會責任，無論選哪條路，都難逃亡亂的裹挾。
權力鞏固的虛偽：拉攏與高壓並舉
董卓並非一味施暴，也懂得用“政治手段”鞏固權力：
平反黨錮：“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複其爵位”，此舉旨在拉攏士大夫群體尤其是與黨錮相關的家族），洗刷自身“逆臣”形象。但這種“平反”出自權臣之手，而非朝廷共識，更像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表演。
封官許願：任命劉虞為大司馬、楊彪為司空、黃琬為司徒，看似延續舊製，實則是用高官厚祿收買人心。這些官員雖身居高位，卻無實權，淪為董卓操控的傀儡。
填補權力真空：“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既是重建宮廷秩序，也是將士族子弟納入監控範圍，防止宦官集團覆滅後的權力真空被他人利用。
這些手段雖暫時穩定了局麵，卻無法掩蓋“武力奪權”的本質。當董卓同時進行“平反黨錮”與“鴆殺太後”時，其行為的矛盾性已暴露無遺：他試圖用傳統規則包裝強權，卻又不斷破壞規則，這種撕裂隻會加劇社會的不信任。
結語：從“漢廷”到“軍政府”的質變
這段曆史的核心是“質變”——董卓的廢立不是簡單的權力更迭，而是統治邏輯的徹底改變：
權力來源從“宗法傳承”變為“武力征服”；
統治基礎從“士大夫共識”變為“軍閥威權”；
社會秩序從“禮法約束”變為“暴力威懾”。
蔡邕的“三日周曆三台”、袁紹的“橫揖而出”、盧植的“逃隱上穀”，都是這場質變中的個體反應。而董卓對陳蕃、竇武的平反，更像是一種諷刺：黨錮之禍中士大夫們用生命扞衛的原則，最終由一個軍閥用強權“實現”，這本身就宣告了傳統政治的破產。
從這一刻起，“漢”隻是一個名義上的符號，真正的遊戲規則已變為“誰的兵多，誰的話就有理”。接下來的“群雄討董”與三國分裂，不過是這場質變的自然結果——當強權突破了所有底線，天下隻會陷入“以暴製暴”的循環，直到新的秩序在廢墟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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