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庚午年）
春天，正月，函穀關以東的各州郡紛紛起兵討伐董卓，大家推舉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袁紹自封車騎將軍，給其他將領都臨時授予了官職。袁紹和河內太守王匡駐紮在河內，冀州牧韓馥留守鄴城，為他們提供軍糧。豫州刺史孔伷駐紮在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張邈的弟弟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和曹操都駐紮在酸棗，後將軍袁術駐紮在魯陽，這些人的軍隊加起來有好幾萬。當時很多豪傑都心向袁紹，隻有鮑信對曹操說：“那種不世出的、能撥亂反正的人才，是您啊。要是沒遇上這種人，就算勢力再強也一定會失敗。您大概是上天選中的人吧！”
辛亥日，大赦天下。
癸酉日，董卓派郎中令李儒用毒酒害死了弘農王劉辯。
董卓打算大規模發兵去攻打函穀關以東的聯軍。尚書鄭泰說：“治理國家靠的是德行，而不是人多。”董卓不高興地說：“照你這麼說，軍隊就沒用了？”鄭泰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覺得沒必要對函穀關以東的聯軍大動乾戈。您出身西州，年輕時就擔任將帥，熟悉軍事。袁紹是公卿子弟，在京城長大；張邈是東平的忠厚長者，連廳堂外麵都很少去；孔伷隻會高談闊論，沒什麼實際本事。他們都沒有軍事才能，真到了戰場上對陣，根本不是您的對手。況且他們沒有朝廷封的爵位，上下尊卑沒有秩序，如果他們仗著人多勢眾，隻會各自觀望，想看看誰能成功，不會齊心協力和您一起進退。而且函穀關以東地區太平日子過久了，老百姓都不熟悉打仗；而關西地區最近遭遇羌人的侵擾，連婦女都能拉弓戰鬥。天下人害怕的，莫過於並州、涼州的人以及羌、胡的義從，而您正好統領著這些人作為您的得力助手，這就好比驅趕虎豹去對付犬羊，掀起狂風去掃落葉，誰能抵擋呢！沒必要大張旗鼓地征兵，這樣會驚擾天下，讓那些苦於勞役的百姓聚集起來鬨事。舍棄德行而隻依靠人多，隻會損害您的威嚴。”董卓聽了才高興起來。
董卓因為函穀關以東的聯軍勢力強大，想遷都來躲避，公卿們都不樂意，但沒人敢說。董卓上表推薦河南尹朱俊為太仆，作為自己的副手，派使者去召朱俊來接受任命，朱俊推辭不接受，還說：“國家往西遷都，一定會讓天下人失望，從而引發函穀關以東地區的叛亂，我覺得這事兒不行。”使者說：“我來召您接受任命，您拒絕，我沒問您遷都的事，您卻主動說，這是為啥？”朱俊說：“當相國副手，我能力不夠；而遷都不是個好計策，這是當前急需討論的事。推辭我乾不了的事，說出急需解決的問題，這是我應該做的。”因此朱俊沒當成副手。
董卓召集公卿們商議，說：“高祖在關中建都，曆經了十一代皇帝；光武帝在洛陽建都，到現在也曆經十一代了。根據《石包讖》的說法，應該遷都長安，以順應天意民心。”百官都不說話。司徒楊彪說：“遷都可是改變國家製度的大事，當年盤庚遷都到亳，殷商的百姓都抱怨。以前關中地區被王莽破壞得不成樣子，所以光武帝才改在洛陽建都，到現在已經過去很久了，百姓安居樂業。現在無緣無故地舍棄宗廟，拋棄先帝的陵園，恐怕會驚動百姓，一定會引發大亂。《石包讖》這種書，是妖邪的東西，怎麼能相信呢！”董卓說：“關中土地肥沃，所以秦國才能吞並六國。而且隴山一帶木材石料充足，杜陵還有漢武帝時留下的陶灶，集中力量營造，很快就能建成。老百姓懂什麼，沒必要和他們商量！要是有人敢反對，我就用大軍驅趕他們，能把他們趕到大海邊。”楊彪說：“讓天下動蕩很容易，但要讓天下安定就太難了，希望您慎重考慮啊！”董卓生氣地說：“你是想阻止國家的大計嗎？”太尉黃琬說：“這是國家大事，楊公說的話，難道不值得思考一下嗎？”董卓沒有回應。司空荀爽見董卓態度強硬，擔心他會害了楊彪等人，就從容地說：“相國您難道願意遷都嗎？函穀關以東的聯軍起兵，不是短期內能平定的，所以才要通過遷都來謀劃應對，這就像秦漢時期的形勢一樣。”董卓的態度稍微緩和了一些。黃琬退下後，又寫了反對遷都的奏章。二月乙亥日，董卓以出現災異現象為由，上奏皇帝免去黃琬、楊彪等人的官職，任命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仆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堅決勸阻遷都，董卓大怒說：“我剛入朝時，你們二位勸我任用賢能之士，我聽從了你們的建議。可你們這些人到任後，卻起兵對付我，這是你們出賣我，我哪點對不起你們了！”庚辰日，董卓把伍瓊、周毖抓起來殺了。楊彪、黃琬害怕了，去董卓那裡謝罪，董卓也後悔殺了伍瓊、周毖，就又上表推薦楊彪、黃琬為光祿大夫。
董卓征召京兆尹蓋勳為議郎，當時左將軍皇甫嵩率領三萬軍隊駐紮在扶風。蓋勳秘密和皇甫嵩商量討伐董卓。正好董卓也征召皇甫嵩為城門校尉，皇甫嵩的長史梁衍勸皇甫嵩說：“董卓在京城燒殺搶掠，隨心所欲地廢立皇帝，現在征召將軍您，往嚴重了說有生命危險，往輕了說也會被困辱。現在趁董卓還在洛陽，天子往西來，您率領軍隊去迎接天子，奉天子之命討伐叛逆，再向各路將領征兵，袁紹在東邊逼迫董卓，您在西邊夾擊，一定能抓住他！”皇甫嵩沒有聽從，還是接受了征召。蓋勳因為自己兵力薄弱，無法單獨行動，也回到了京城。董卓任命蓋勳為直騎校尉。河南尹朱俊向董卓陳述軍事策略，董卓打斷他說：“我百戰百勝，心裡早就有主意了，你彆亂講，小心弄臟我的刀！”蓋勳說：“以前武丁那麼聖明，還尋求彆人的勸誡，像你這樣的，難道還想堵住彆人的嘴嗎？”董卓這才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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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派兵到陽城，正好趕上老百姓在社廟集會，就把他們全殺了，搶了他們的車輛物資，擄走婦女，把人頭係在車轅上，一路唱歌呼喊著回到洛陽，說是攻打賊人獲得了大勝。董卓把那些人頭焚燒了，把擄來的婦女賞給士兵做婢妾。
丁亥日，皇帝的車駕往西遷移。董卓把那些富戶都抓起來，找個罪名就殺了，沒收他們的財物，死的人數都數不過來。他把剩下的幾百萬老百姓全都趕到長安。這些人被步兵和騎兵驅趕著，相互踩踏，再加上饑餓和被搶劫，路上堆滿了屍體。董卓自己留在畢圭苑駐紮，把宮殿、廟宇、官府和民宅都燒了，二百裡內，房屋全被燒光，連雞狗都不剩。他還讓呂布挖掘各個皇帝的陵墓以及公卿以下官員的墳墓，搜刮裡麵的珍寶。董卓抓到函穀關以東聯軍的士兵後，用十幾匹塗滿豬油的布纏在他們身上，然後點火焚燒，從腳開始燒起。
三月乙巳日，皇帝的車駕進入長安，住在京兆府的官舍裡，後來才逐漸修繕宮殿搬進去住。當時董卓還沒到長安，朝廷大小事務都交給王允處理。王允表麵上和董卓周旋，實際上暗中為王室謀劃，很有大臣的風度，從皇帝到朝中大臣都倚重他。王允假意迎合董卓，董卓也很信任他。
因為袁紹起兵的緣故，戊午日，董卓殺了太傅袁隗、太仆袁基，以及袁家上下五十多口人。
評論
初平元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徹底淪為軍閥博弈舞台的開端。關東聯軍討董與董卓遷都長安的激烈碰撞，不僅撕開了“漢祚延續”的最後麵紗，更奠定了此後數十年分裂割據的基本格局。從現代視角看，這段曆史充滿了權力重構的殘酷邏輯與時代轉折的深刻隱喻：
關東聯軍：正義旗幟下的利益博弈
以袁紹為盟主的關東起兵，看似是“興複漢室”的義舉，實則是地方勢力借“討卓”之名進行的權力洗牌：
聯盟的鬆散性：各路諸侯“屯河內”“屯酸棗”“屯魯陽”，看似聲勢浩大，實則“尊卑無序”“各棋峙以觀成敗”鄭泰語）。袁紹雖被推為盟主，卻無法統一調度——韓馥“留鄴給軍糧”時心懷猶豫，曹操率孤軍追擊董卓反遭慘敗，暴露了聯盟“同床異夢”的本質：沒人真正關心“救駕”，隻在乎借機擴張勢力。
野心的早期顯露：鮑信對曹操說“能撥亂反正者，君也”，並非單純的推崇，而是看透了袁紹“雖強必斃”的門閥局限性，預示著“英雄不問出處”的新時代到來。曹操此時雖實力薄弱，卻已展現出與諸侯不同的格局——他是唯一真正試圖與董卓正麵交鋒的力量，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為其日後崛起積累了道義資本。
門閥與草莽的分野：袁紹、袁術憑借“四世三公”的家族聲望占據主導，而曹操、鮑信等非頂級門閥則需靠戰功突圍。這種差異決定了聯盟的脆弱性：當董卓西遷後，聯軍迅速陷入內鬥劉岱殺橋瑁、袁紹奪韓馥冀州），“討卓”的正義旗幟很快淪為權力爭奪的遮羞布。
董卓遷都：毀滅式統治的極致
董卓的“遷都長安”決策，是其“以暴治天下”邏輯的巔峰，也徹底摧毀了東漢的統治根基：
用恐怖維係權威：為消除反對聲音，董卓先殺弘農王少帝），再誅伍瓊、周毖，逼退楊彪、黃琬，甚至對勸諫的蓋勳、朱俊露出殺機“且汙我刀”）。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統治，雖暫時壓製了朝堂反抗，卻將所有士大夫推向對立麵——恐怖能讓人屈服，卻無法讓人認同。
遷都背後的掠奪本質：“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驅徙數百萬口於長安”，本質是一場大規模的財富掠奪與人口控製。途中“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屍盈路”，兩百裡內“室屋蕩儘”，洛陽的焚毀與帝陵的發掘，不僅是地理上的遷都，更是對“漢室象征”的徹底破壞。董卓想用“毀舊”來“立新”，卻忘了：毀掉人心容易，重建權威難。
戰略短視的暴露：鄭泰曾以“關西兵強、山東不足懼”安撫董卓，但若細究，這話恰是雙刃劍——董卓雖能憑武力震懾一時，卻無法解決“人心離散”的根本問題。遷都長安看似“避關東兵鋒”，實則將自己困於關西，失去了對中原的控製，為關東諸侯割據提供了空間。
士大夫的掙紮：妥協與反抗的困境
麵對董卓的暴行，士大夫群體陷入兩難：
以荀爽為代表的“曲線妥協”：他以“秦、漢之勢”為由附和遷都，實則是為保全楊彪、黃琬等同僚。這種“忍辱負重”雖救了人，卻客觀上縱容了董卓的暴行，反映出傳統士大夫在極端暴力麵前的無力——他們擅長在規則內博弈，卻不懂如何應對規則的破壞者。
以蓋勳、皇甫嵩為代表的“反抗失敗”：蓋勳與皇甫嵩曾謀討卓，卻因皇甫嵩“不從”而流產。皇甫嵩的選擇放棄兵權就征），既有對“君臣名分”的執念，也有對董卓軍力的畏懼，最終導致“眾弱不能獨立”。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中央軍權落入軍閥之手，地方將領的反抗若無聯盟支撐，隻能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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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允為代表的“潛伏待變”：王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在長安“外相彌縫，內謀王室”，成為日後誅殺董卓的關鍵。他的選擇說明：在絕對暴力麵前，“保存自己”比“公開對抗”更具實際意義，這種“隱忍”為漢室留下了最後一線希望。
時代的隱喻：文明的毀滅與重建的序幕
董卓遷都時的暴行焚燒洛陽、發掘帝陵、屠殺百姓），不僅是權力鬥爭的手段，更象征著“舊秩序的火葬”：
洛陽的毀滅，意味著東漢四百年的政治中心被徹底拋棄，“以洛陽為象征的漢室正統”不複存在；
數百萬百姓被驅徙的慘狀“饑餓寇掠，積屍盈路”），讓“漢民”對朝廷的最後一點歸屬感化為烏有；
董卓對陽城百姓的屠殺“以頭係車轅，歌呼還洛”），則徹底擊穿了“官軍與賊寇”的界限——當統治者比盜賊更殘暴，“反抗”就成了生存的本能。
而關東聯軍的“酸棗會盟”與曹操的孤軍追擊，則象征著“新秩序的胎動”：儘管聯盟充滿利益算計，但“討卓”的名義本身就確認了“董卓是國賊”的共識，這種共識為後來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提供了合法性基礎。
結語：亂世的本質是“規則的重構”
初平元年的核心矛盾，在於“舊規則已破，新規則未立”。董卓用暴力摧毀了“漢室禮法”，卻沒能建立新的統治邏輯；關東聯軍用“興複漢室”的旗幟動員力量，卻沒人真正遵守“漢室規則”。這種“真空狀態”注定了亂世的延續：
董卓的毀滅式統治，證明“武力可以奪取權力，卻不能贏得人心”；
關東聯軍的鬆散，證明“門閥聯盟無法重建秩序”；
曹操的早期掙紮，則預示著“新秩序的建立者，必須兼具道義旗幟與現實武力”。
從洛陽的火光到長安的潛伏，從聯軍的盟誓到諸侯的內鬥，初平元年的每一個事件都在訴說：曆史的轉折從來不是溫情脈脈的改良，而是血與火的淬煉。一個舊時代的落幕，往往伴隨著文明的巨大犧牲，而新時代的曙光，總要在廢墟之上艱難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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