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王允安排同郡的宋翼擔任左馮翊，王宏擔任右扶風。李傕等人想殺王允，又怕這兩個郡起兵找麻煩，就先征召宋翼和王宏。王宏派人對宋翼說：“郭汜、李傕因為咱們倆在外地，所以還沒對王公王允）下手。要是咱們今天應召去了，明天就會被滅族，你說該咋辦？”宋翼說：“雖然禍福難測，但這是朝廷的命令，不能逃避啊！”王宏說：“關東的義兵鬨得正凶，都想殺董卓，現在董卓已經死了，他那些黨羽很容易收拾。要是咱們起兵一起討伐李傕他們，和關東諸侯相互呼應，這可是轉禍為福的好辦法。”宋翼不聽，王宏沒辦法單獨行動，於是兩人都接受了征召。甲子日，李傕把王允、宋翼和王宏都抓起來殺了，王允的妻子兒女也都沒能幸免。王宏臨死前大罵：“宋翼這個書呆子，根本沒法商量大事！”李傕把王允的屍體扔在集市上示眾，沒人敢去收屍，隻有王允以前的下屬，平陵縣縣令、京兆人趙戩，辭官把王允的屍體收殮埋葬了。當初，王允獨攬誅殺董卓的功勞，士孫瑞把功勞都歸給王允，自己不邀功求封侯，所以才躲過一劫。
臣司馬光說：《易經》裡講“勤勞謙遜的君子最終會吉祥”，士孫瑞有功卻不誇耀，以此保全自己，能說他不聰明嗎！
李傕等人想讓賈詡擔任左馮翊，並封他為侯。賈詡說：“我那隻是為了保命想的辦法，哪有什麼功勞！”堅決推辭不接受。李傕等人又想讓他當尚書仆射，賈詡說：“尚書仆射是官員的首領，被天下人所仰望，我向來沒什麼大名聲，當這個官沒辦法服眾。”於是李傕等人就讓他當了尚書。
呂布從武關逃到南陽，袁術對他特彆好。但呂布覺得自己對袁家有功勞，就放縱士兵到處搶掠。袁術很頭疼，呂布自己也覺得不安穩，就離開南陽，到河內投奔張楊。李傕等人懸賞重金捉拿呂布，呂布又跑去投靠袁紹。
丙子日，朝廷任命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秋天，七月庚子日，任命太尉馬日磾為太傅，總領尚書事務；八月，任命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
朝廷下詔讓太傅馬日磾、太仆趙岐持符節去安撫關東地區。
九月，任命李傕為車騎將軍，兼任司隸校尉並持符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都封了侯。李傕、郭汜、樊稠掌管朝政，張濟則出兵駐紮在弘農。
司徒趙謙被免職。甲申日，任命司空淳於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總領尚書事務。
當初，董卓進入關中後，勸說韓遂、馬騰和他一起對付關東諸侯，韓遂、馬騰就帶兵到了長安，結果正趕上董卓死了，李傕等人就任命韓遂為鎮西將軍，讓他回金城；任命馬騰為征西將軍，讓他駐紮在郿縣。
冬天，十月，荊州刺史劉表派使者向朝廷進貢。朝廷任命劉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被免職，任命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與總領尚書事務。
曹操追擊黃巾軍到濟北，黃巾軍全部投降，曹操得到三十多萬士兵，男女老少加起來一百多萬人口，他挑選了其中精銳的士兵，號稱青州兵。
曹操征召陳留的毛玠擔任治中從事，毛玠對曹操說：“如今天下大亂，皇帝四處流亡，百姓沒法正常生產，因為饑荒到處逃亡，國家沒有一年的儲備糧食，老百姓也沒有安穩生活的心思，這樣下去很難長久。打仗靠正義才能取勝，保住地位得靠財力，咱們應該尊奉天子，用天子的名義命令那些不服從朝廷的人，同時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儲備軍糧，這樣就能成就霸業。”曹操采納了他的建議，派使者去見河內太守張楊，想借道往西到長安，張楊不同意。定陶的董昭勸張楊說：“袁紹和曹操雖然現在看起來像一家人，但這種形勢不會長久。曹操現在雖然實力弱，但他可是天下公認的英雄，您應該主動和他結交。況且現在正好有這個機會，您應該幫他向朝廷傳遞消息，並且上表推薦他，如果事情辦成了，你們的交情就深厚了。”張楊覺得有道理，就幫曹操向朝廷傳遞消息，還上表推薦曹操。董昭又替曹操給李傕、郭汜等人寫信，根據他們地位的高低，分彆表達了殷勤之意。李傕、郭汜見到曹操的使者，以為關東諸侯想自立天子，覺得曹操這次派使者來，並非真心，就商量著把使者扣下。黃門侍郎鐘繇勸李傕、郭汜說：“現在天下英雄紛紛崛起，各自假傳聖旨，獨斷專行，隻有曹兗州曹操）一心向著朝廷，你們要是拒絕他的忠誠，恐怕會讓天下人失望啊！”李傕、郭汜這才厚待曹操的使者，並給予答複。鐘繇是鐘皓的曾孫。
徐州刺史陶謙和各地郡守、國相一起上奏表，推舉朱俊為太師，還發布檄文給各地州牧、郡守，想聯合起來討伐李傕等人，迎接天子。正好李傕采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的計策，征召朱俊入朝，朱俊就放棄了陶謙的提議，接受征召，又當了太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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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瓚又派兵攻打袁紹，打到龍湊，被袁紹打敗。公孫瓚隻好退回幽州，不敢再輕易出兵。
揚州刺史、汝南人陳溫去世，袁紹派袁遺兼任揚州刺史；袁術把袁遺打敗了。袁遺逃到沛地，被亂兵殺死。袁術任命下邳的陳瑀為揚州刺史。
評論
這段史料以董卓死後的權力真空為切入點，勾勒出一幅漢末政治亂局的生動畫卷。其中既有忠臣義士的悲壯隕落，也有權謀者的生存博弈；既暴露了封建政治的殘酷邏輯，也暗含著亂世中個體選擇的曆史重量。透過文字，我們能清晰看到權力洗牌期的人性百態與製度崩塌下的秩序掙紮。
權力真空下的忠誠困境：王允之死的悲劇啟示
王允的覆滅堪稱漢末忠臣的典型悲劇。他在誅殺董卓後，陷入了“功高自傲”與“政治短視”的雙重陷阱。史載其“自專討卓之勞”，既未封賞功臣士孫瑞，也未安撫董卓舊部，更未處理好與地方勢力的關係。當李傕、郭汜以征調宋翼、王宏為試探時，王允集團展現出致命的決策分裂：王宏清醒認識到“就征即族滅”的危機，提出“舉兵討逆、聯結關東”的可行性方案，卻被宋翼以“王命不可避”的迂腐理由拒絕。這種對“程序正義”的教條堅持，最終導致三人同歸於儘，印證了亂世中“政治正確”若脫離現實土壤，隻會淪為致命枷鎖。
王允之死的深層教訓在於：革命成功後的權力鞏固，比革命本身更需要智慧。他能策劃誅殺董卓，卻無力構建新的權力平衡，既輕視了董卓舊部的反撲能力，又喪失了聯合地方勢力的機會，最終在“忠臣”的光環下走向毀滅。而趙戩“棄官收葬”的舉動，則在亂世寒冬中保留了一絲人性溫暖，反襯出權力絞殺場中良知的稀缺價值。
生存智慧的兩種範式：士孫瑞與賈詡的亂世博弈
在血雨腥風的權力鬥爭中，士孫瑞與賈詡展現了兩種截然不同卻同樣成功的生存智慧。士孫瑞“有功不伐”，主動將討卓之功讓渡給王允，最終“免於難”，司馬光引用《易經》“勞謙君子有終吉”評價其智慧，這在當代語境下可解讀為“懂得收斂鋒芒的職場生存哲學”。這種“功成不居”的處世態度，在權力鬥爭中往往比爭功邀賞更具生命力。
賈詡則展現了另一種生存智慧——精準的自我定位與權力距離感。麵對李傕、郭汜的封侯與尚書仆射任命，他兩次辭讓：先以“救命之計非功”拒封爵，再以“名不素重難服人”辭高官，最終接受與其聲望匹配的尚書職位。這種對自身實力與權力格局的清醒認知，使其在亂局中始終占據安全位置。賈詡的選擇揭示了一個永恒規律：在權力體係中，“適配性”遠比“高位”更重要，尤其在秩序崩塌的轉型期。
軍閥割據的雛形：呂布流竄與關東分裂的惡性循環
呂布的輾轉流離，堪稱漢末軍閥流動性的縮影。他先依袁術卻“恣兵鈔掠”，後投張楊又因李傕追捕逃亡，再歸袁紹仍難立足。這種“不斷依附又不斷背叛”的生存模式，暴露了地方軍閥的致命弱點：缺乏政治根基與戰略定力，僅靠武力優勢難以持久。呂布的經曆也印證了“槍杆子未必出政權”——沒有民心認同與治理能力，軍事力量終將淪為流寇。
關東諸侯的分裂則更具警示意義。陶謙等欲推朱俊為太師討逆，卻因李傕一紙征令失敗；陳溫死後，袁紹、袁術為爭奪揚州互相攻殺，“袁遺被殺、陳瑀上位”的結局，揭示了所謂“關東義兵”早已淪為軍閥私鬥的工具。這種“以討逆之名行割據之實”的亂象，標誌著中央權威的徹底崩塌，也為後來三國鼎立埋下伏筆。
製度崩塌中的權力重構：李傕集團的崛起邏輯
李傕、郭汜從董卓舊部逆襲為朝政掌控者，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他們精準利用了王允集團的決策失誤，以“為董卓報仇”為號召凝聚舊部，通過征調地方官削弱對手，最終實現“傕、汜、稠筦朝政”的權力格局。其封侯拜將的操作——李傕任車騎將軍兼司隸校尉掌京畿，郭汜、樊稠分掌要職，張濟出屯弘農控製交通線——展現了粗糙卻有效的權力分配智慧，這種“軍事優勢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路徑，成為亂世權力更迭的典型範式。
值得注意的是，李傕集團對賈詡的重用與對士孫瑞的“放過”，體現了亂世權力的實用主義邏輯：隻要不構成直接威脅，既容忍“隱形智者”存在，也需要“象征性文官”裝點門麵。這種“武力為體、智謀為用”的統治模式，成為魏晉南北朝門閥政治的雛形。
曆史鏡鑒：亂世中的選擇與人性考驗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啟示，在於展現了秩序崩塌時個體選擇的蝴蝶效應。宋翼的“愚忠”加速了王允集團的滅亡，王宏的“遠見”因孤立無援而失效，士孫瑞的“謙退”保全自身，賈詡的“審時度勢”步步高升，趙戩的“義舉”留存道義微光。每個人的選擇都在亂世棋盤上留下印記，共同推動曆史走向三分天下的結局。
從現代視角看，這段記載揭示了權力更迭的永恒規律：沒有永恒的盟友，隻有永恒的利益；沒有絕對的正義，隻有相對的生存。在製度失效的環境中，道德堅守需要配套的政治智慧，否則隻能淪為悲劇；而純粹的實用主義雖能短期生存，卻終將陷入更大的混亂。王允的悲壯、賈詡的精明、呂布的掙紮，共同構成了漢末亂世的眾生相，也為後世提供了永遠讀不儘的人性教科書。
這段曆史告訴我們：權力真空期的最大危險，不在於外敵環伺，而在於內部的分裂與短視；亂世中的最大智慧，不在於豪言壯語，而在於認清現實、守住底線、積蓄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在時代轉折點上的選擇，終將決定其在曆史長河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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