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壬午年）
春天，正月，曹操的軍隊駐紮在譙縣，之後又到了浚儀，著手整治睢陽渠。曹操還專門派人用牛、羊、豬三牲的太牢之禮祭祀橋玄。接著，曹操進軍到了官渡。
袁紹自從打了敗仗，心裡又羞又氣，結果生病吐血。到了夏天，五月，袁紹就去世了。當初，袁紹有三個兒子：袁譚、袁熙、袁尚。袁紹的後妻劉氏特彆寵愛袁尚，經常在袁紹麵前誇他。袁紹心裡也想讓袁尚當繼承人，但一直沒明說。於是，他把袁譚過繼給死去的兄長，讓他出任青州刺史。沮授勸說道：“俗話說，上萬人追一隻兔子，隻要有一個人抓住了，其他人就都不追了，這是因為歸屬已經確定了。袁譚是長子，本就該立為繼承人，現在卻把他外派出去，這禍根算是種下了。”袁紹卻回答：“我是想讓幾個兒子各自掌管一個州，看看他們的能力怎麼樣。”於是，他又讓二兒子袁熙做幽州刺史，外甥高乾做並州刺史。
逄紀、審配一直被袁譚厭惡，辛評、郭圖則都依附於袁譚，他們和審配、逄紀之間矛盾很深。袁紹去世後，大家覺得袁譚是長子，想擁立他。但審配等人擔心袁譚即位後，辛評他們會對自己不利，就假傳袁紹的遺命，擁立袁尚為繼承人。袁譚趕來，卻沒能當上繼承人，一氣之下自稱車騎將軍，駐軍在黎陽。袁尚隻給了他很少的兵力，還派逄紀跟著他。袁譚要求增加兵力，審配等人商量後又不同意。袁譚火冒三丈，直接把逄紀殺了。
秋天，九月，曹操渡過黃河攻打袁譚。袁譚趕忙向袁尚求救，袁尚留下審配守鄴城，自己帶兵去援助袁譚，和曹操對峙。雙方連著打了好幾仗，袁譚和袁尚多次戰敗，隻能退回堅守。袁尚派自己任命的河東太守郭援，聯合高乾、匈奴南單於一起攻打河東，還派使者聯絡關中的將領馬騰等人一起出兵，馬騰他們暗中答應了。郭援一路勢如破竹，所經過的城邑都被攻下。
河東郡的官員賈逵堅守絳城，郭援攻得很急，眼看城就要被攻破了。城裡的父老鄉親跟郭援商量，隻要不傷害賈逵，他們就投降，郭援答應了。之後，郭援想讓賈逵當自己的將領，還派兵威脅他，可賈逵堅決不從。郭援身邊的人拉扯賈逵，想讓他給郭援叩頭，賈逵大聲嗬斥：“哪有國家的官員給賊寇叩頭的！”郭援惱羞成怒，要殺賈逵，有人趴在賈逵身上救他。絳城的官吏百姓聽說郭援要殺賈逵，都登上城牆大喊：“你違背約定要殺我們的好長官，我們寧願一起死！”郭援沒辦法，就把賈逵關在壺關的土窖裡，上麵還蓋了個車輪。賈逵對看守說：“這裡就沒有個有本事的人嗎？難道要讓我這個忠義之士死在這兒？”有個叫祝公道的人，正好聽到這話，就連夜過去，偷偷把賈逵救出來，砸開枷鎖後放他走了，而且沒說自己的姓名。
曹操派司隸校尉鐘繇在平陽圍攻南單於，還沒攻下，郭援就到了。鐘繇派新豐令、馮翊人張既去勸說馬騰，給他分析其中的利害關係。馬騰猶豫不決。傅乾也勸馬騰：“古人說‘順應道義的人昌盛，違背道德的人滅亡’。曹操奉天子的命令討伐叛亂，法令嚴明，政治清明，上下一心，這就是順應道義。袁紹仗著自己勢力強大，背棄天子的命令，驅使胡人來侵犯中原，這就是違背道德。現在將軍您既然已經歸附有道義的一方，卻不儘全力，還心懷二心，想坐觀成敗。我擔心等成敗定下來，曹操以天子的名義追究責任，您恐怕第一個就會被問罪！”馬騰一聽，害怕了。傅乾接著說：“聰明人能把災禍轉化為福氣。現在曹操和袁紹相持不下，高乾、郭援又合力攻打河東。曹操就算有萬全之策，也沒辦法保證河東不危險。將軍您要是能帶兵去討伐郭援，內外夾擊，肯定能成功。這樣一來，將軍您這一舉動，就等於砍斷了袁紹的一條胳膊，還能解一方之急，曹操肯定會特彆感激您，您的功名就無人能比了。”馬騰聽後，就派兒子馬超帶一萬多人和鐘繇會合。
一開始，將領們覺得郭援的兵力太強大，都想放棄平陽撤退。鐘繇卻說：“袁紹現在勢力還很強，郭援一來，關中的人都偷偷和他勾結，之所以沒完全反叛，隻是因為顧忌我的威名罷了。要是咱們就這麼撤了，顯得太軟弱，這一帶的百姓，誰不會把咱們當成敵人？就算咱們想回去，能回得去嗎？這簡直就是不戰先敗。而且郭援剛愎自用，爭強好勝，肯定會輕視咱們的軍隊。如果他渡過汾河紮營，等他還沒完全渡河的時候攻擊他，一定能大獲全勝。”郭援到了之後，果然直接就往前渡汾河，眾人勸阻，他根本不聽。等他渡河還沒過一半的時候，鐘繇發動攻擊，把他打得大敗。戰鬥結束後，大家都說郭援死了，可一直沒找到他的首級。原來郭援是鐘繇的外甥。過了一會兒，馬超的校尉、南安人龐德，從箭袋裡拿出一個人頭，鐘繇一看就哭了。龐德向鐘繇道歉，鐘繇說：“郭援雖然是我外甥，但他是國家的賊寇，你道什麼歉！”南單於見勢不妙，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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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表派劉備向北侵犯，劉備的軍隊到了葉縣，曹操派夏侯惇、於禁等人去抵擋。有一天，劉備突然燒掉營地撤退，夏侯惇他們就去追擊。裨將軍、巨鹿人李典說：“敵人無緣無故撤退，肯定有埋伏。南邊道路狹窄，草木又深，不能追啊。”夏侯惇等人不聽，讓李典留守，自己帶兵去追，結果果然中了埋伏，軍隊大敗。李典趕緊去救援，劉備這才退走。
曹操下文書，要求孫權送兒子到朝廷做人質。孫權召集大臣們開會商量，張昭、秦鬆等人都拿不定主意。孫權帶著周瑜到吳夫人麵前決定此事。周瑜說：“以前楚國剛被封的時候，土地還不到百裡。後來的繼承人賢能，不斷開拓領土，這才占據了荊州、揚州，一直到南海，傳承了九百多年。現在將軍您繼承父兄留下的基業，擁有六個郡的人馬，兵精糧足，將士們也都願意效命。咱們可以開山煉銅，煮海水製鹽，境內富饒，百姓也不想叛亂，有什麼壓力非要送質子呢！一旦送了質子，就不得不和曹操緊密相連，他要是召喚，您就不得不去，這樣就被他控製了。最多也就得到一個侯印，十幾個仆人，幾輛車，幾匹馬，這哪能和您現在南麵稱孤相比呢！不如不送，先看看局勢怎麼變化。如果曹操能秉持正義，匡正天下，到時候您再侍奉他也不晚；要是他圖謀暴亂，那他自己都自顧不暇，哪還有功夫害彆人！”吳夫人說：“公瑾說得對。公瑾和伯符孫策）同歲，隻小一個月，我把他當兒子一樣，你要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他。”於是，孫權就沒送質子。
評論
建安七年的曆史記載，猶如一幅濃縮的亂世畫卷，在權力更迭、軍事交鋒與人性抉擇的交織中，展現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複雜圖景。這段史料不僅記錄了具體事件，更暗藏著影響曆史走向的深層邏輯，值得從現代視角進行多維度解讀。
權力傳承的致命裂痕：袁紹集團的崩潰伏筆
袁紹之死與其子嗣爭位的鬨劇，堪稱古代權力繼承製度缺陷的典型案例。這位曾坐擁冀、青、幽、並四州的霸主，在繼承人問題上的猶豫與私心，直接為集團覆滅埋下伏筆。後妻劉氏偏愛幼子袁尚，袁紹既想立袁尚為嗣又不明確表態，反而以“諸子各據一州視其能”為由，將長子袁譚外放青州，這種看似“考察能力”的安排，實則是對宗法製度“嫡長子繼承製”的破壞。
沮授“萬人逐兔”的勸諫精準預言了悲劇——當權力歸屬模糊時，最親近的人往往會成為最危險的敵人。果不其然，袁紹死後，審配、逢紀為自保矯詔立袁尚，袁譚自稱車騎將軍屯兵黎陽，兄弟瞬間從潛在競爭者變為公開對手。更荒唐的是，在曹操大軍壓境時，袁尚仍對袁譚處處提防：“少與之兵”“議不與益兵”，最終逼得袁譚殺逢紀，徹底激化內部矛盾。這種“外敵當前仍內鬥不止”的局麵，暴露了封建家族式政權的致命弱點——權力傳承依賴血緣卻又因血緣分裂，缺乏製度化的繼承規則，最終隻能在自相殘殺中消耗殆儘。
軍事博弈中的策略與勇氣：從平陽之戰看亂世生存法則
曹操與袁氏兄弟的對抗，以及鐘繇平定河東的戰役，展現了亂世軍事鬥爭的複雜邏輯。鐘繇麵對郭援與南單於的聯合進攻時，拒絕了諸將“釋平陽去”的提議，精準洞察到“棄城示弱則關中皆叛”的連鎖反應，體現了優秀軍事家的戰略眼光。他利用郭援“剛愎好勝”的性格弱點，在汾水半渡時發起突襲，最終大破敵軍，驗證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經典軍事原則。
平陽之戰中更動人的是個體的勇氣。河東太守賈逵在城破後堅守氣節，麵對郭援的威逼“不動”“叱之”，那句“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的怒斥，展現了傳統士大夫的風骨。而絳城吏民“寧俱死耳”的呼喊，以及匿名者祝公道“盜引出逵”的義舉，則讓冰冷的戰爭史多了一絲人性溫暖。這些細節揭示了亂世的另一種生存法則：武力可以征服城池，但氣節與道義才能贏得人心。
值得玩味的是鐘繇麵對外甥郭援首級時的態度——“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在親情與大義的抉擇中，他選擇了維護政權立場，這種“公私分明”的表現，既是亂世中官僚群體的生存智慧，也反映了忠君思想對士人的深刻影響。
外交與抉擇：馬騰的搖擺與孫權的拒質
建安七年的另兩條線索——馬騰的“陰懷兩端”與孫權的“不送質”，展現了地方勢力在大國博弈中的生存策略。馬騰最初“陰許”郭援連兵，在傅乾“順道者昌，逆德者亡”的勸諫下才轉向曹操，這種搖擺本質上是弱小勢力在強者夾縫中的無奈選擇。傅乾的遊說精準擊中馬騰的痛點：“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將利弊分析轉化為生存危機，最終促成其出兵助曹。這種“趨利避害”的現實主義選擇，成為亂世中小勢力的常見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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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權麵對曹操“任子”要求的決策，則更具戰略眼光。張昭、秦鬆的“猶豫不決”代表了保守派的擔憂，而周瑜的反駁堪稱經典外交論述：他以楚國“九百餘年基業”為例，指出“送質則見製於人”的本質——一旦送出人質，就失去了外交自主權，從“南麵稱孤”淪為附庸。吳夫人“視瑜如子”的支持，最終讓孫權堅定立場。這個決策展現了江東集團的戰略自信：依托“兵精糧多”“鑄山煮海”的實力，不依附任何強權，保持獨立發展空間。這種“以實力求獨立”的思路，成為孫權後來建立吳國的重要基礎。
人性光輝的微光：亂世中的道義堅守
在權力與利益的殘酷博弈中，賈逵與祝公道的故事猶如黑暗中的微光。賈逵在絳城失守後，麵對郭援的威逼“不動”“叱之”，堅守“國家長吏”的氣節，拒絕向“賊寇”低頭；絳城吏民“寧俱死耳”的呼喊，體現了民眾對忠義者的認同；而匿名的祝公道“盜引出逵”後“不語其姓名”，則展現了不求回報的俠義精神。
這些細節打破了“亂世隻有權謀”的刻板印象——即使在最混亂的時代，仍有人堅守“義”的底線：官員不因生死變節，民眾不因威脅背棄承諾，普通人願意為陌生人的正義挺身而出。這種跨越階層的道義共鳴，正是中華文明在亂世中延續的精神密碼。
曆史啟示：製度、選擇與文明韌性
建安七年的曆史片段，本質上是一場製度缺陷、戰略選擇與人性本質的集中展演。袁紹集團因繼承製度混亂而崩潰，告訴我們“規則缺失比敵人更可怕”；鐘繇與周瑜的成功，證明戰略眼光與堅定執行能改變力量對比；賈逵與祝公道的堅守，則揭示了文明傳承的核心——無論亂世如何黑暗，總有一些價值值得用生命守護。
這段曆史也為現代社會提供了鏡鑒：權力需要製度化約束，決策需要長遠眼光，而個體的道義選擇，永遠是曆史最動人的注腳。在那個“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的時代，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三國亂世的底色——殘酷卻也充滿生命力，混亂中孕育著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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