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乙酉年）
春天，正月，曹操攻打南皮，袁譚出城迎戰，結果他的士兵死了好多。曹操有點想緩一緩攻勢，議郎曹純說：“咱們現在孤軍深入，很難長時間耗下去。要是繼續進攻卻打不下來，往後撤退又會損了軍威。”曹操聽了，就親自拿著鼓槌擊鼓，率領士兵攻城，最終拿下了南皮。袁譚轉身就跑，曹操的人追上去把他殺了。
李孚自稱是冀州主簿，求見曹操，說：“現在城裡強弱互相欺淩，人心惶惶的，我覺得應該讓城裡剛投降且被大家熟悉信任的人，去宣傳您的政策。”曹操覺得有理，就讓李孚進城，告訴城裡的官員和百姓，讓大家各自安心從事原來的行業，不許互相侵犯，這樣城裡才安定下來。之後，曹操把郭圖等人還有他們的老婆孩子都殺了。
袁譚之前派王修到樂安運軍糧，王修聽說袁譚情況危急，就帶著自己的兵趕過去。到了高密，得知袁譚已經死了，他下馬大哭，說：“沒了主公，我還能去哪呢！”然後就去見曹操，請求曹操允許他收葬袁譚的屍體，曹操答應了。之後又讓王修回樂安，繼續督運軍糧。袁譚原來管轄的各個城池大多都歸降了曹操，隻有樂安太守管統不肯投降。曹操命令王修去取管統的首級，王修認為管統是亡國的忠臣，就解開他的綁繩，帶他去見曹操，曹操很高興，赦免了管統，還征召王修做司空掾。
郭嘉建議曹操多征召青州、冀州、幽州、並州的知名人士，讓他們來當自己的屬官，這樣能讓人心歸附，曹操聽從了這個建議。官渡之戰的時候，袁紹讓陳琳寫討伐曹操的檄文，裡麵列舉曹操的各種罪狀，還把曹操的家世都扯進去，罵得特彆難聽。袁氏失敗後，陳琳歸附了曹操，曹操對他說：“你以前為袁紹寫檄文，數落我一個人的罪狀就行了，為啥要往上牽扯到我的父親和祖父呢！”陳琳趕緊謝罪，曹操就原諒了他，還讓他和陳留的阮瑀一起掌管記室。
之前，漁陽的王鬆占據涿郡，涿郡人劉放勸說王鬆把地盤獻給曹操，曹操征召劉放做參司空軍事。
袁熙被他的將領焦觸、張南攻打，隻好和袁尚一起逃到遼西的烏桓部落。焦觸自稱幽州刺史，帶著各郡的太守、縣令、縣長，背叛袁氏，投靠曹操。他聚集了幾萬士兵，殺了白馬結盟，下令說：“誰敢違抗，一律斬首！”眾人都不敢抬頭，一個個按順序歃血為盟。彆駕、代郡的韓珩說：“我受袁氏父子的大恩，如今他們敗亡，我沒本事救他們，也沒勇氣陪他們死，已經是不義了。要是再去投靠曹氏，這事兒我做不出來。”在場的人都為韓珩捏了把汗，臉色都變了。焦觸說：“乾大事就得講大義，事情能不能成功，也不在乎他一個人。就成全韓珩的誌向吧，也能激勵大家忠心侍奉君主。”於是就沒為難韓珩。焦觸等人隨後投降曹操，都被封為列侯。
夏天，四月，黑山賊的首領張燕帶著十多萬人投降曹操，被封為安國亭侯。
故安的趙犢、霍奴等人殺了幽州刺史和涿郡太守，三郡的烏桓部落還在獷平攻打鮮於輔。秋天，八月，曹操去討伐趙犢等人，把他們殺了，然後渡過潞水去救獷平，烏桓人見狀，逃到塞外去了。
冬天，十月，高乾聽說曹操去征討烏桓，又在並州起兵叛亂，他抓住上黨太守，派兵守住壺關口。曹操派將領樂進、李典去攻打他。河內的張晟，帶著一萬多人，在崤山、澠池一帶搗亂，弘農的張琰也起兵響應他。
河東太守王邑被朝廷征召，郡裡的屬官衛固以及中郎將範先等人，去找司隸校尉鐘繇，請求讓王邑留下。鐘繇沒答應。衛固等人表麵上是請求留下王邑，實際上卻和高乾暗中勾結。曹操對荀彧說：“關西的那些將領，表麵順服，心裡卻有二心。張晟在崤山、澠池搗亂，還和南麵的劉表勾結，衛固等人也跟著摻和，這會造成大麻煩。現在的河東，可是天下的要害之地，你幫我推薦個賢才去鎮守那裡。”荀彧說：“西平太守、京兆人杜畿，他的勇氣足以應對危難，智謀也能隨機應變。”曹操就任命杜畿為河東太守。鐘繇催促王邑交出印信，王邑卻直接帶著印綬，從黃河北岸跑到許縣，向曹操歸附。
衛固等人派幾千士兵守住陝津，杜畿到了之後，好幾個月都沒法渡河。曹操派夏侯惇去討伐衛固等人，還沒等夏侯惇趕到，杜畿就說：“河東有三萬戶人家，不是所有人都想叛亂。現在要是大兵壓境，那些本來想做好事的人也沒了主心骨，肯定會因為害怕而聽衛固的。衛固等人勢力一旦集中，肯定會拚死抵抗。要是討伐沒成功，麻煩就大了；就算討伐成功，也會傷害一郡的百姓。而且衛固等人還沒公開違抗朝廷命令，隻是表麵上以請求留下原來的太守為名，肯定不會傷害新太守。我一個人乘車直接過去，出其不意，衛固這人主意多但沒決斷，肯定會假裝接受我。我隻要能在郡裡待上一個月，想辦法拖住他，就足夠了。”於是杜畿就偷偷從小路從郖津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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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先想殺杜畿來樹立威嚴，同時看看杜畿的反應，就在杜畿的府門前殺了主簿以下三十多人，杜畿卻神色自若，沒被嚇到。這下衛固說：“殺了他也沒什麼好處，還落個壞名聲，況且他還在咱們掌控之中。”於是就表麵上尊奉杜畿。杜畿對衛固、範先說：“衛先生、範先生，你們在河東威望高，我就仰仗你們成事了。不過既然咱們是一起做事，成敗都得共同承擔，大事得一起商量。”杜畿任命衛固為都督，代理郡丞事務，兼任功曹。手下三千多將士官吏，都由範先統領。衛固等人很高興，雖然表麵上侍奉杜畿，心裡卻沒把他當回事。
衛固想大規模征兵，杜畿很擔心，就勸衛固說：“現在一下子征太多兵，會驚擾眾人，不如慢慢用錢財招募，這樣比較好。”衛固覺得有理，就聽從了，結果招到的兵很少。杜畿又勸衛固等人說：“人都顧家，各位將領和屬官，可以讓他們輪流休息，有急事再召集他們，也不難。”衛固等人怕違背眾人意願，又答應了。這樣一來，好人在外麵，暗中成了杜畿的助力；壞人分散，各自回家了。
正好這時白騎攻打東垣，高乾進入濩澤。杜畿知道各縣都歸附自己，就出城，隻帶著幾十名騎兵，到堅固的壁壘中堅守。很多官員和百姓都獻出城池幫助杜畿，沒過幾十天，杜畿就聚集了四千多人。衛固等人和高乾、張晟一起攻打杜畿，攻不下來，去搶奪其他縣，也沒什麼收獲。
曹操派議郎張既到關中，讓馬騰等將領一起出兵攻打張晟等人，把他們打敗了，還殺了衛固、張琰，其他人都被赦免。
從這以後，杜畿治理河東，一心推崇寬厚仁惠。百姓有打官司的，杜畿就給他們講清道理，讓他們回去好好想想。那些父老鄉親聽了都自責，都不好意思再打官司了。杜畿鼓勵百姓耕種農田、種植桑樹，督促大家發展畜牧，結果百姓家家都過上了富足的日子。之後，他又興辦學校，推舉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的人，修整軍備，河東地區就此安定下來。杜畿在河東當了十六年太守，政績一直是天下最好的。
秘書監、侍中荀悅寫了《申鑒》五篇，上奏給朝廷。荀悅是荀爽哥哥的兒子。當時朝政大權掌握在曹氏手中，天子隻能恭敬無為。荀悅一心想進諫忠言，卻沒機會施展抱負，所以寫了這本書。這本書大概說的是：治理國家的方法，首先要清除四種禍患，然後推崇五種政事。虛偽會擾亂人的欲望，私欲會破壞法律，放縱會逾越正軌，奢侈會敗壞製度，這四種不除掉，政令就沒法施行，這就是四種禍患。發展農業和桑蠶業，讓百姓能養活自己；明辨好惡，端正社會風氣；宣揚文化教育，彰顯教化成果；建立軍事防備，保持國家威嚴；明確賞罰製度，統一法令，這就是五種政事。如果人不怕死，用刑罰就嚇唬不了他們；如果人不珍惜生命，用善舉也難以勸導他們。所以在上位的人，要先讓百姓財富充足，穩定他們的思想，這就是養生。善惡要看功勞和罪過，毀譽要根據實際驗證，聽到言論要考察事實，推舉名聲要查看實際，不能讓弄虛作假的行為擾亂民心。這樣就能避免奸邪怪異之事，讓百姓沒有不良風氣，這就是正俗。榮辱是賞罰的精華所在。所以用禮教和榮辱來影響君子，感化他們的內心；用刑具和鞭打來約束小人，改變他們的行為。如果教化廢止，普通人就會墮落成小人；如果教化推行，普通人就能成為君子，這就是章化。在上位的人必須有軍事防備，以防不測，國家太平時，把軍事力量融入內政，有戰事時，就用於戰爭，這就是秉威。賞罰是為政的關鍵。君主不隨意賞賜，不是舍不得錢財，而是隨意賞賜就無法激勵善行；不隨意懲罰，不是憐憫受罰的人，而是隨意懲罰就無法懲治惡行。賞賜不能激勵善行，就是阻止人們行善；懲罰不能懲治惡行，就是縱容人們作惡。在上位的人能做到不阻止下麵的人行善，不縱容下麵的人作惡，國法就能確立，這就是統法。四種禍患消除了，五種政事建立起來，誠心施行，堅守不變，簡約而不懈怠，寬鬆而不疏漏，這樣垂衣拱手、謙遜禮讓，天下就能太平了。
評論
建安十年是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向曹魏集權過渡的關鍵節點。這段史料不僅勾勒出軍事征伐的壯闊圖景，更暗藏著權力更迭中的人性抉擇、治理邏輯與製度轉型，其曆史經驗對理解權力運作與社會治理具有深刻的現代啟示。
軍事勝利背後的戰略與人性
曹操攻克南皮的戰役，展現了危機決策中的領導力本質。當曹操因士卒傷亡欲暫緩進攻時，曹純以“縣師深入，難以持久”點破軍事僵局的核心——孤軍深入的戰略劣勢下，猶豫即意味著潰敗。他“自執桴鼓以率攻者”的行動，將決策轉化為士氣動員，最終突破僵局。這種“狹路相逢勇者勝”的軍事智慧，在冷兵器時代往往成為勝負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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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袁譚敗亡後的善後處理，更顯政治成熟。李孚以“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的建議，抓住了戰亂中民心安定的核心——信任傳遞。通過本地人安撫本地人，既避免了征服者直接統治的抵觸情緒，又快速恢複了社會秩序。曹操斬郭圖等核心敵對勢力卻赦免普通吏民的分化策略，體現了“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的治理原則，為後世戰亂善後提供了範本。
人才吸納中的格局與智慧
建安十年的人才流動，深刻反映了亂世中人才歸屬的價值邏輯。曹操對陳琳的寬容極具象征意義——麵對曾“極其醜詆”自己及父祖的敵對陣營文人，曹操雖有質問卻最終委以重任，這種“不計前嫌，唯才是舉”的格局，與袁紹集團的人才流失形成鮮明對比。陳琳與阮瑀共掌記室的安排，既發揮了人才專長，又向天下傳遞了“歸降者有出路”的信號，成為曹操集團吸引人才的重要籌碼。
王修的行為則詮釋了傳統士人的忠義困境。在袁譚死後“下馬號哭”“乞收葬譚屍”的舉動，展現了“食其祿者死其事”的忠義觀；而在曹操赦免後仍儘心履職，又體現了“良禽擇木而棲”的現實選擇。曹操對王修的重用與對管統的赦免，實質是對“亡國忠臣”倫理價值的肯定——這種對對手陣營忠義之士的尊重，既彰顯了道德底線，又為己方陣營樹立了忠義標杆。
郭嘉“多辟青、冀、幽、並名士以為掾屬”的建議，更具戰略眼光。通過吸納河北四州本土名士，曹操不僅快速穩定了新征服地區的社會秩序，更實現了統治基礎的本土化轉型——這比單純的軍事占領更能鞏固統治。這種“以本地人治本地”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在區域治理中具有借鑒意義。
權力更迭中的忠義抉擇
袁氏集團的瓦解過程，上演了一幕幕忠義與現實的激烈碰撞。韓珩在焦觸兵變中的宣言“若乃北麵曹氏，所不能為也”，展現了傳統士人“不事二主”的剛烈氣節。而焦觸最終“舍之”的決定，看似妥協實則高明——通過尊重不同選擇，既彰顯了“舉大事當立大義”的價值追求，又避免了因誅殺忠義之士而引發的道德危機。這種“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在權力更迭中往往能降低社會動蕩成本。
王鬆的歸附與劉放的遊說，則代表了另一種現實選擇。在袁氏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以地歸操”既是自保之道，也是識時務的理性決策。劉放因此被辟為參司空軍事的經曆，向地方勢力傳遞了“主動歸附者有回報”的信號，加速了袁氏集團的瓦解。這種“順勢而為”的政治投機，在亂世中往往成為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路徑。
地方治理的典範：杜畿治河東
杜畿治理河東的實踐，堪稱亂世地方治理的範本。麵對衛固、範先的武裝抵製，杜畿沒有選擇強硬鎮壓，而是精準判斷形勢：“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抓住了“多數人求安”的社會心理。他“單車直往”的冒險決策，展現了對地方民情的深刻把握；而通過“徐以貲募兵”“分遣休息”等策略分化瓦解敵對勢力，更顯治理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實為成本最低的統治方式。
在平定叛亂後，杜畿推行的“寬惠”政策極具係統性：“勸耕桑，課畜牧”解決民生溫飽，“興學校，舉孝弟”重建社會倫理，“修戎事，講武備”保障安全穩定。這種“先經濟後教化，先民生後軍備”的治理順序，符合“倉廩實而知禮節”的社會發展規律。河東“常為天下最”的治理成果證明：即使在亂世，係統性的民生治理仍是贏得民心、鞏固統治的根本之道。
製度反思中的治理哲學
荀悅《申鑒》的創作，代表了亂世中知識分子的製度反思精神。在“政在曹氏”的背景下，荀悅通過著書立說表達政治理想，其“先屏四患，乃崇五政”的治理框架，構建了完整的社會治理體係。“四患”直指人性弱點與製度漏洞，“五政”則涵蓋經濟、教化、軍事、法治等核心領域，體現了“標本兼治”的治理思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民生為本的思想：“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誌，是謂養生”。這種“民生是政治基礎”的認知，與杜畿治河東的實踐形成呼應。而“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的賞罰觀，強調了製度執行的嚴肅性——製度的生命力在於實施，這一認知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曆史啟示：亂世中的秩序重建邏輯
建安十年的曆史片段，揭示了亂世中秩序重建的三大核心邏輯：軍事征服奠定基礎，人才吸納鞏固統治，民生治理實現長治久安。曹操集團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勝出，不僅在於軍事上的勝利，更在於其展現出的政治成熟度——懂得在征服後重建秩序，在擴張中吸納人才，在治理中關注民生。
這段曆史也展現了人性的複雜麵相：有韓珩式的忠義堅守，有陳琳式的順勢而為，有杜畿式的務實治理，也有荀悅式的理想反思。這些多樣的選擇共同構成了亂世中的生存圖景，也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曆史鏡鑒。
在今天看來，建安十年的曆史價值不僅在於記錄了一段政權更迭的過程，更在於它揭示了權力運作的底層邏輯：軍事勝利可以奪取政權，但唯有贏得人心才能鞏固政權；強硬手段可以壓製反抗，但唯有製度建設才能實現長治久安。這種亂世中的治理智慧，對現代國家的危機應對與社會治理，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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