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紀五十七，從公元206年丙戌年）到公元208年戊子年），共三年。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有彗星出現在北鬥星附近。
曹操親自帶兵去攻打高乾，留下他的世子曹丕鎮守鄴城，還讓彆駕從事崔琰輔佐曹丕。曹操包圍了壺關，到三月，壺關投降。高乾自己跑到匈奴去求救，可單於不答應。高乾沒辦法，隻能帶著幾個騎兵逃走，打算往南投奔荊州，結果在上洛被都尉王琰抓住殺了，並州就此全部平定。
曹操讓陳郡的梁習以彆部司馬的身份兼任並州刺史。當時剛經曆戰亂，匈奴、羯族等勢力強盛，很多官吏和百姓逃亡，加入他們的部落，一些地方豪強也聚眾為寇，到處搞破壞。梁習到任後，通過誘導、曉喻、招撫等手段，以禮相待那些部落首領和地方豪強，還逐漸推薦他們到曹操的幕府任職。等豪強都被調走後，接著征發那些丁強的人，讓他們組成“義從”；又趁著大軍出征，讓將領們挑選他們充當勇力之士。等這些吏兵離開後，梁習又逐漸把他們的家屬遷到鄴城，前後送去了好幾萬口人。對於那些不聽從命令的，就出兵討伐，殺了上千人，投降歸附的數以萬計。匈奴單於變得恭順，各部落有名的首領都來叩拜，像普通編戶一樣為朝廷效力。邊境安定下來，百姓在田野裡辛勤勞作，梁習鼓勵大家發展農桑，做到令行禁止。當地的老人都稱讚他，說自己聽說和見識過的刺史，沒有一個比得上梁習。
梁習還向朝廷推薦當地名士，像在並州避難的河內人常林、楊俊、王象、荀緯以及太原的王淩等人，曹操把他們都任命為縣長，後來這些人在世上都很有名。
當初，山陽的仲長統到並州遊學，拜訪高乾，高乾對他很好，還向他請教天下大事。仲長統對高乾說：“您有遠大誌向，但缺乏雄才大略，喜歡招攬士人卻不會選人，這一點您可要特彆注意。”高乾向來自負，聽了仲長統的話很不高興，仲長統就離開了。高乾死後，荀彧舉薦仲長統擔任尚書郎。仲長統寫了《昌言》，裡麵談到國家治亂的觀點，大概意思是：那些順應天命的豪傑，一開始並沒有擁有天下的名分，正因為沒有名分，所以各路爭雄的人紛紛興起。鬥智的人智謀窮儘，鬥力的人也失敗了，各方勢力疲憊不堪，再也無力爭鬥，這才乖乖歸順，聽從強者的指揮。等到繼承君位的時候，豪傑們爭奪天下的心思已經斷絕，士人和百姓的誌向也已安定，富貴有了固定的家族，尊位集中在一人身上。在這個時候，就算是才智低下的人坐在君位上，也能讓自己的恩德如同天地般廣大，威嚴如同鬼神般莫測，周公、孔子這樣的聖賢數千人也無法與之比拚聖明，孟賁、夏育這樣的勇士數百萬也無法再施展他們的勇猛。那些後世的愚蠢君主，看到天下沒人敢違抗自己，就以為自己像天地一樣不會滅亡。於是放縱自己的私欲，肆意胡為，君臣一起荒淫無度，上下都作惡，荒廢各種政務，不關心人才。所信任親近的，全是那些阿諛奉承、花言巧語的人；所寵愛尊崇的，都是後妃姬妾的家族。以至於榨乾天下百姓的財富，敲骨吸髓，百姓怨恨到極點，禍亂紛紛而起，中原地區動蕩不安，四方少數民族入侵反叛，國家土崩瓦解，一下子就衰敗了。過去那些像子孫一樣受我養育的人，如今都成了喝我鮮血的仇敵。直到大勢已去，還不醒悟，這難道不是富貴滋生了不仁，沉溺享樂導致了愚蠢嗎？國家的存亡就這樣交替，治亂也如此循環，這是天道運行的規律啊。
秋天，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了雍州刺史邯鄲商，州裡的軍隊前去討伐，把張猛殺了。張猛是張奐的兒子。
八月，曹操往東去討伐海賊管承，到了淳於，派將領樂進、李典把管承打敗，管承逃到海島上。
昌豨又反叛了，曹操派於禁去討伐，把昌豨殺了。
這一年，封已故琅邪王劉容的兒子劉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這八個封國，都被廢除。
烏桓趁著天下大亂，擄掠了漢朝百姓十多萬戶。袁紹把他們的首領都封為單於，還把自己家的女子認作女兒，嫁給他們。遼西烏桓的蹋頓勢力尤其強大，袁紹對他也很好，所以袁尚兄弟就去投奔他。蹋頓多次帶兵進入邊塞劫掠，還想幫袁尚恢複以前的領地。曹操準備攻打烏桓，就開鑿了平虜渠、泉州渠，以便運輸糧草。
孫權攻打山賊占據的麻屯和保屯，把這兩個地方平定了。
評論
建安十一年，是東漢末年亂世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北方的政治格局在刀光劍影中悄然重塑，曹操集團通過軍事征伐與製度革新，逐步夯實了統一北方的基礎，而隱藏在勝利背後的治理智慧與社會矛盾，更值得後人深思。
在軍事層麵，曹操親自率軍平定並州高乾之亂，標誌著其對北方袁紹殘餘勢力的肅清進入收尾階段。高乾作為袁紹外甥，憑借並州地理優勢負隅頑抗，最終在匈奴拒援、南奔無門的絕境中被斬殺，這一戰役不僅消除了曹操西側的軍事威脅，更打通了中原與北方邊境的戰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軍事勝利後並未簡單依賴武力管控，而是選擇梁習擔任並州刺史，這一人事安排展現了其“以文治武”的治理思路——用文官的柔性治理鞏固軍事征服的成果，這種剛柔並濟的策略成為曹魏政權擴張中的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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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習治理並州的實踐，堪稱亂世中的治世典範。麵對“胡狄雄張、吏民亡叛”的混亂局麵，他采取了層次分明的治理策略：先是以禮相待招納地方豪強，通過薦舉入仕將其納入幕府體係，瓦解潛在的反抗力量；繼而征發丁壯編入軍隊，削弱地方武裝基礎；最終通過遷徙家眷至鄴城的方式，徹底消除割據隱患。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成效顯著，不僅使單於恭順、名王臣服，更實現了“邊境肅清、百姓布野”的安定局麵。尤為可貴的是，梁習在恢複生產的同時，注重發掘人才，將常林、王淩等避亂名士薦舉為官，這種“亂世重才”的眼光，為曹魏政權儲備了大量治世人才，體現了超越時代的治理智慧。
與梁習的成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乾的失敗，而仲長統對高乾“有雄誌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的評價，恰是亂世群雄興衰的精準注解。仲長統在《昌言》中提出的治亂循環論，更深刻揭示了封建王朝興衰的本質規律：創業之君在戰亂中憑借實力贏得天下，繼位者卻往往因富貴而滋生腐敗，最終導致“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的敗亡結局。這種對權力異化的警惕，不僅是對高乾之流的批判，更預言了後世王朝更迭的曆史宿命。曹操將仲長統舉薦為尚書郎，既體現了其對人才的重視，也暗示了曹魏政權對治亂規律的深刻認知。
在邊疆治理方麵，梁習的舉措打破了傳統“華夷之防”的僵化思維。他通過“送家眷至鄴”的移民政策削弱胡狄部落的人口基礎，以“興兵致討”的強硬手段震懾反抗勢力，最終實現“單於恭順、名王稽顙”的治理效果。這種將少數民族納入編戶齊民體係的做法，既保障了邊境安全，又促進了民族融合，為後世王朝的邊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鑒。而曹操集團在並州推行的“勤勸農桑、令行禁止”政策，則通過恢複農業生產穩定了社會秩序，使戰亂後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這正是曹魏政權能夠獲得民心支持的關鍵所在。
建安十一年發生的另兩件事同樣值得關注：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的叛亂迅速被平定，顯示中央對地方控製力的增強；曹操東討海賊管承、斬殺複叛的昌豨，則體現了其對地方割據勢力的零容忍態度。這些軍事行動與並州治理形成呼應，共同構建了曹操集團“南拒孫劉、北定邊疆”的戰略格局。而琅邪王的冊立與八國的廢除，更標誌著曹魏政權在政治體製上逐步擺脫東漢舊製的束縛，為後續的代漢自立埋下伏筆。
縱觀建安十一年的曆史進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亂世中秩序重建的艱難軌跡：軍事征服為治理提供前提，人才選拔為製度注入活力，民族融合為邊疆帶來穩定，而對治亂規律的認知則為政權延續提供了思想基礎。梁習治並州的成功與仲長統《昌言》的警示，共同構成了曹操集團治理智慧的一體兩麵——既要有務實的治理手段，也要有清醒的危機意識。正是這種在亂世中堅持的理性與遠見，使得曹魏政權能夠在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變革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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