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獻皇帝庚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丁亥年）
春天，二月，曹操從淳於回到鄴城。丁酉日，曹操上奏為二十多位大功臣請封，這些人都被封為列侯。曹操還上表陳述萬歲亭侯荀彧的功勞，三月，給荀彧增加食邑一千戶。曹操又想讓荀彧位列三公，荀彧讓荀攸多次堅決推辭，推辭了十幾次，曹操才打消這個念頭。
曹操打算攻打烏桓，將領們都說：“袁尚就是個逃亡的敗將，那些少數民族貪婪而且不講情義，怎麼會被袁尚利用呢！現在咱們深入敵境去征討，劉備肯定會勸劉表趁機襲擊許都，萬一出了變故，後悔都來不及。”郭嘉卻不這麼認為，他說：“您雖然威震天下，但烏桓仗著地處偏遠，肯定不會防備咱們。咱們趁他們沒防備，突然發動攻擊，一定能把他們消滅。而且袁紹對當地的百姓和少數民族有恩，袁尚兄弟又還活著。現在青、冀、幽、並四州的百姓，隻是因為害怕咱們的威勢才歸附，咱們還沒給他們施加多少恩德。要是咱們放下烏桓不管，轉頭去南征，袁尚借助烏桓的力量，招攬那些還想著為袁紹效死的舊臣，烏桓人一旦行動，當地的百姓和少數民族都會響應，這會讓蹋頓生出更大野心，企圖奪取天下，恐怕青州、冀州就不再是咱們的了。劉表不過是個隻會高談闊論的人，他自己知道才能不足以駕馭劉備，重用劉備又怕控製不住，不重用劉備，劉備又不會為他效力。所以就算咱們傾巢而出，遠征烏桓，您也不用擔心後方。”曹操覺得郭嘉說得有道理，就聽從了他的建議。
大軍走到易縣的時候，郭嘉又說：“用兵講究的就是速度快。咱們現在要奔襲千裡去攻打敵人，帶著太多的輜重，很難抓住有利戰機，而且敵人要是知道咱們來了，肯定會有所防備。不如留下輜重，輕裝簡行，抄小路快速前進，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當初，袁紹多次派人到無終縣去征召田疇，還直接給田疇送去將軍印，讓他去安撫所統領的地方，田疇全都拒絕了。曹操平定冀州後，河間人邢顒對田疇說：“黃巾軍起義以來，二十多年了，天下大亂，百姓流離失所。現在聽說曹公法令嚴明，老百姓早就厭倦了戰亂，亂到極點就會走向太平，我想先去歸附曹公。”於是就收拾行裝回到家鄉。田疇說：“邢顒真是個先覺醒的人啊。”曹操任命邢顒為冀州從事。田疇痛恨烏桓人殺害了很多他家鄉的顯貴人物，一直想討伐烏桓，隻是力量不夠。曹操派人來征召田疇，田疇立刻吩咐手下人趕緊收拾行裝。手下人很奇怪，問他：“以前袁公仰慕您，五次送來禮物和任命，您堅守道義，不肯屈從。現在曹公的使者一來，您就急得好像來不及似的，這是為什麼呢？”田疇笑著說：“這不是你能理解的。”於是就跟著使者來到軍中，曹操任命他為蓚縣縣令，田疇就隨軍駐紮在無終縣。
當時正是夏天，雨水多，靠近海邊的地方地勢低窪，道路泥濘難行，烏桓人又守住了險要路口，曹軍無法前進。曹操為此很發愁，就向田疇請教。田疇說：“這條路，每年夏秋季節經常積水，水淺的時候車馬過不去，水深的時候又不能行船，一直以來都很麻煩。以前北平郡的治所在平岡，有條路經過盧龍，能到達柳城。從東漢建武年間以來，這條路就塌陷毀壞，斷絕交通快兩百年了，但現在還有條小路可以走。如今烏桓人以為咱們大軍會從無終縣進發，進不去就會撤退，肯定放鬆警惕，沒有防備。如果咱們悄悄撤軍，從盧龍口越過白檀的險要之地，進入他們沒有防備的區域，這條路又近又方便，趁他們沒防備發動攻擊，蹋頓不用打就會被咱們抓住。”曹操一聽，說：“好主意！”於是就帶領軍隊往回走，還在水邊路旁立了塊大木牌，上麵寫著：“現在正是夏天暑熱的時候，道路不通，等秋冬時節，再來進軍。”烏桓的偵察騎兵看到木牌，真以為曹軍撤走了。
曹操讓田疇帶領他的部下做向導，登上徐無山，開山填穀，走了五百多裡，經過白檀，穿過平岡，路過鮮卑的王庭，往東直奔柳城。離柳城還有二百裡的時候，烏桓人才發覺。袁尚、袁熙和蹋頓以及遼西單於樓班、右北平單於能臣抵之等率領幾萬騎兵前來迎戰。八月，曹操登上白狼山，突然與烏桓軍相遇，烏桓軍人數眾多。曹操的輜重還在後麵，披甲的士兵不多，左右的人都很害怕。曹操登高觀察，看到烏桓軍陣容不整齊，就下令出兵攻擊，讓張遼擔任先鋒。烏桓軍頓時大亂，曹軍斬殺了蹋頓以及其他有名的王等，胡人、漢人投降的有二十多萬。遼東單於速仆丸和袁尚、袁熙逃到遼東太守公孫康那裡，他們的部眾還有幾千騎兵。有人勸曹操趁機攻打公孫康，曹操說：“我正等著公孫康把袁尚、袁熙的首級送來呢，用不著再派兵了。”九月，曹操從柳城帶兵返回。公孫康想拿袁尚、袁熙的人頭作為功勞，就先在馬廄裡埋伏了精兵，然後請袁尚、袁熙進來。兩人還沒來得及坐下，公孫康就大聲喝令伏兵動手，抓住並斬殺了袁尚、袁熙，連同速仆丸的首級一起送給曹操。將領們有人問曹操：“您剛撤兵，公孫康就殺了袁尚、袁熙，這是為什麼呢？”曹操說：“公孫康向來害怕袁尚、袁熙，我逼得緊，他們就會聯合起來抵抗；我放鬆一些，他們就會自相殘殺，這是形勢所決定的。”曹操把袁尚的首級掛起來示眾，下令全軍：“誰敢為袁尚哭，就斬首！”隻有牽招設祭，悲痛哭泣，曹操覺得他很講情義，舉薦他為茂才。當時天氣寒冷又乾旱，行軍二百裡都找不到水，軍隊缺少糧食，隻好殺了幾千匹馬作為食物，挖地三十多丈才找到水。回到鄴城後，曹操查問之前勸諫他不要征討烏桓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曹操要乾什麼，心裡都很害怕。曹操卻重重地賞賜了他們，說：“我這次出征，是冒著危險去碰運氣。雖然成功了，那也是靠上天幫忙，不能把這種事當作常理。你們的勸諫，才是萬全之策，所以要賞賜你們，以後有什麼意見不要有顧慮，儘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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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十月辛卯日，有彗星出現在鶉尾星區。
乙巳日，黃巾軍殺了濟南王劉贇。
十一月，曹操到達易水，代郡的烏桓單於普富盧、上郡的烏桓單於那樓都來祝賀。大軍返回後，曹操論功行賞，封給田疇五百戶食邑，封他為亭侯。田疇說：“我當初是為劉虞報仇，才帶著大家逃到這裡，誌向和道義還沒實現，現在卻接受賞賜，把這當成好處，這不是我本來的想法。”堅決推辭不接受。曹操知道他心意誠懇，就答應了他，沒有強行封賞。
曹操北伐烏桓的時候，劉備勸劉表趁機襲擊許都，劉表沒采納。等聽說曹操回來了，劉表對劉備說：“沒聽你的話，結果錯過了這個大好機會。”劉備說：“當今天下分裂，天天都在打仗，機會哪有儘頭呢？要是以後能抓住機會，這次的事也就沒什麼可遺憾的了。”
這一年，孫權往西攻打黃祖，擄掠了黃祖的百姓後返回。
孫權的母親吳氏病重，她把張昭等人叫來，囑托後事之後就去世了。
當初，琅邪人諸葛亮住在襄陽隆中，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樂毅。當時的人都不認同他，隻有潁川的徐庶和崔州平相信他真有這樣的才能。崔州平是崔烈的兒子。
劉備在荊州的時候，向襄陽的司馬徽請教尋訪人才的事。司馬徽說：“那些儒生和見識淺陋的人，哪能認清當前的形勢，能認清形勢的才是傑出的人才。這裡就有‘伏龍’和‘鳳雛’。”劉備問是誰，司馬徽說：“就是諸葛孔明和龐士元。”徐庶在新野見到劉備，劉備很器重他。徐庶對劉備說：“諸葛孔明，就是那條‘臥龍’啊，將軍您願意見見他嗎？”劉備說：“你和他一起來吧。”徐庶說：“這個人隻能您親自去拜訪，不能委屈他來見您，將軍您應該屈尊去拜訪他。”劉備於是去拜訪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見到他。劉備讓身邊的人退下，對諸葛亮說：“漢室衰敗，奸臣把持朝政，我不自量力，想在天下伸張正義，但是我智謀短淺，所以一直受挫，到了今天這個地步。然而我的誌向還沒有放棄，您說我該怎麼辦呢？”諸葛亮說：“現在曹操已經擁有百萬大軍，還挾持天子來號令諸侯，實在不能和他正麵抗衡。孫權占據江東，已經曆經三代，地勢險要，百姓歸附，有才能的人都願意為他效力，咱們可以和他結盟作為外援，不能打他的主意。荊州北靠漢水、沔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資都能得到，東麵連著吳郡、會稽郡，西麵通巴郡、蜀郡，這是個戰略要地，但它的主人劉表卻守不住，這大概是上天用來資助將軍您的。益州地勢險要，有千裡肥沃的土地，是個物產豐富的好地方。劉璋昏庸懦弱，張魯又在北麵威脅他，那裡百姓殷實，國家富有，但是劉璋卻不知道愛惜百姓，有才能的人都渴望有個賢明的君主。將軍您是皇室的後代，信譽和仁義聞名天下，如果能占據荊州和益州，守住險要之地，安撫好少數民族，和孫權結盟友好，對內修明政治，對外觀察時局變化，那麼霸業就可以成就，漢室也能複興了。”劉備說：“說得太好了！”從此劉備和諸葛亮的感情越來越好，關係越來越親密。關羽和張飛不高興了，劉備就開導他們說：“我有了孔明，就像魚得到水一樣。希望你們彆再說什麼了。”關羽和張飛這才不再抱怨。
司馬徽為人清正高雅，很有識彆人才的眼光。同縣的龐德公向來名聲很大，司馬徽把他當作兄長一樣對待。諸葛亮每次到龐德公家裡，都獨自在床下拜見，龐德公也不阻攔他。龐德公哥哥的兒子龐統，年輕的時候樸實愚鈍，沒人賞識他，隻有龐德公和司馬徽看重他。龐德公常常稱孔明為“臥龍”，龐統為“鳳雛”，司馬徽為“水鑒”。所以司馬徽和劉備交談的時候，就向劉備稱讚他們。
評論
建安十二年是東漢末年極具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曹操北征烏桓奠定北方霸權，劉備三顧茅廬得遇諸葛亮，孫權穩定江東根基，各方勢力的行動與抉擇共同勾勒出亂世中權力格局的演變軌跡。透過《資治通鑒》的這段記載，我們能清晰看到戰略眼光、人才識用與時代機遇如何塑造曆史走向。
曹操北征烏桓：冒險背後的戰略遠見
曹操在平定冀州後選擇北征烏桓，是其統一北方進程中最具爭議的決策之一。當時諸將普遍反對，認為袁尚已成“亡虜”，烏桓不足為懼，而深入遠征可能導致劉表、劉備襲取許都，風險極大。這種擔憂並非沒有道理——中原空虛之際，南方勢力的確存在乘虛而入的可能。
但郭嘉的分析徹底改變了曹操的思路，展現出頂級謀士的戰略眼光。他指出烏桓“恃其遠，必不設備”，正是突襲的最佳時機；更關鍵的是，袁紹對北方“民夷”有恩，袁尚兄弟若依托烏桓勢力卷土重來，可能引發青、冀二州反彈，動搖曹操剛剛建立的統治根基。在對南方局勢的判斷上，郭嘉精準定位劉表為“坐談客耳”，其才能不足以駕馭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製，輕任之則備不為用”，因此“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這種對人性與權力關係的深刻洞察，成為決策的核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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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行動中的細節更顯曹操集團的執行力。當夏季暴雨導致濱海道路泥濘不通時，曹操采納田疇建議，偽裝撤軍麻痹敵軍，實則繞道盧龍口，“塹山堙穀五百餘裡”，穿越廢棄二百年的險路，最終在白狼山與烏桓主力猝然相遇。麵對“被甲者少”的危急局麵，曹操登高見敵軍陣形不整，立刻命張遼為先鋒發起衝擊，一戰斬殺蹋頓及多名部落首領，收降胡漢二十餘萬口，徹底消除了北方邊患。
戰後的兩個細節尤為值得稱道：一是曹操對公孫康的預判——“急之則並力，緩之則自相圖”，最終不費一兵一卒獲得袁尚、袁熙首級，展現出對割據勢力心理的精準把握；二是曹操對“前諫者”的厚賞，坦言北征是“乘危以徼幸”，而諸將之諫是“萬安之計”。這種承認風險、獎勵異議的胸襟，使其團隊始終保持戰略清醒，避免了因勝而驕的隱患。
人才抉擇：亂世中的價值判斷
建安十二年的曆史記載中，田疇與邢顒的選擇極具象征意義，折射出亂世中人才對明主的識彆標準。田疇早年拒絕袁紹“五至”的禮聘，卻在曹操使者一到便“趣治嚴”，其門下疑惑不解，田疇的回答“此非君所識也”，暗含著對不同勢力本質的判斷。袁紹雖能“慕君禮命”，卻無法實現天下太平；而曹操“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正是田疇等誌士期待的治世之象。尤其田疇因“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而“意欲討之”，曹操北征的目標與他的個人訴求形成共鳴，這種“道同”才是人才歸附的根本原因。
邢顒作為“天民之先覺者”，更早看出“民厭亂矣，亂極則平”的時代趨勢，主動歸附曹操，被任命為冀州從事。這一案例印證了曹操集團能吸引人才的核心優勢——在天下“鼎沸二十餘年”後，百姓渴望秩序，而曹操的法治與執行力恰好提供了這種可能。田疇在北征中貢獻關鍵戰略，引導曹軍穿越險路，最終卻拒絕“五百戶亭侯”的封賞，坦言“誌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誌也”，這種重道義輕名利的品格，恰是亂世中支撐文明的精神支柱。
曹操對人才的包容同樣值得關注。牽招因感念袁氏舊恩，在曹操“敢有哭之者斬”的命令下仍“獨設祭悲哭”，曹操非但不罰，反而“義之，舉為茂才”，體現出對忠義品格的尊重；田疇堅決辭封，曹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不強人所難的氣度，更顯對人才的理解與尊重。這種“不拘一格降人才”且“尊重人才個性”的用人之道，使曹操集團始終保持人才優勢。
劉備三顧茅廬：蟄伏中的戰略覺醒
與曹操北征烏桓同期，寄寓荊州的劉備正經曆人生的關鍵轉折。當曹操“虛國遠征”時，劉備曾建議劉表襲取許都，卻未被采納，錯失了潛在的戰略機遇。劉表事後的追悔“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反襯出其“坐談客”的本質——缺乏決斷力與戰略魄力，這也正是劉備必須尋找新出路的根本原因。
劉備在荊州的最大收獲，是通過司馬徽與徐庶的引薦，結識了“每自比管仲、樂毅”的諸葛亮。“三顧茅廬”不僅是禮賢下士的典故，更象征著劉備集團戰略思想的覺醒。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為劉備規劃了清晰的發展藍圖：承認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核心戰略是奪取荊州、益州，“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最終實現“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這篇戰略構想的精妙之處在於：
精準定位各方勢力的本質與發展趨勢，明確敵我友關係；
結合地理形勢與人心向背，選定荊州、益州作為根基，利用“帝室之胄”的身份與“信義著於四海”的聲譽爭取民心；
提出“結好孫權”的聯吳抗曹戰略，為後續赤壁之戰埋下伏筆；
強調“內修政治，外觀時變”的務實路線，既要有長遠規劃，又需靈活應變。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的比喻，道出了劉備獲得戰略指導後的豁然開朗。此前劉備雖有匡扶漢室之誌，卻始終缺乏清晰的戰略方向，屢戰屢敗；諸葛亮的出現，為其漂泊半生的奮鬥注入了係統化的戰略思維，標誌著蜀漢集團的正式成型。
江東格局：孫權的根基鞏固
在曹、劉勢力各自發展的同時，江東的孫權也在穩步推進擴張。這一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持續削弱荊州西部勢力，為日後全據長江中下遊做準備。而其母吳氏臨終“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則體現出江東政權在權力傳承中的穩定性。吳氏作為孫堅遺孀，在孫策、孫權兄弟鞏固江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她的去世雖未引發權力動蕩，卻也預示著江東集團將進入孫權完全主導的時代。
從全局視角看，孫權的行動與曹操、劉備形成呼應：曹操向北鞏固後方，劉備在荊州積蓄力量，孫權向西遊擊擴張，三方雖未直接交鋒，但各自的戰略布局已為日後的三國鼎立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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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啟示：亂世中的生存邏輯
建安十二年的曆史事件，蘊含著深刻的亂世生存邏輯。曹操的成功在於其“算無遺策”與“險中求勝”的平衡——既敢於承擔風險北征，又通過精密規劃與人才運用降低風險；既用武力征服對手，又用恩德與法治爭取民心。劉備的轉折則證明，在實力不足時，戰略清晰比盲目行動更重要，找到正確的方向與人才，才能在絕境中尋得生機。
在人才選擇上，田疇、邢顒等人的抉擇揭示出亂世中人才流動的本質：他們追隨的不是權力本身，而是能終結亂世、實現治世的希望。曹操集團之所以能吸引人才，核心在於其展現出的“嚴法令、止戰亂”的治理能力，這比單純的“禮賢下士”更具吸引力。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建安十二年是東漢末年從“群雄割據”向“三足鼎立”過渡的關鍵節點。曹操通過北征消除後患，為南下統一掃清障礙；劉備通過《隆中對》明確戰略，開始構建核心團隊；孫權則鞏固江東根基，積蓄擴張力量。各方勢力的行動雖獨立卻相互影響，共同將曆史推向了三國時代。
這一年的星象“有星孛於鶉尾”與黃巾殺濟南王的事件，或許被時人視為亂世凶兆，但曆史的走向終究由人的選擇決定。曹操的戰略遠見、劉備的求賢若渴、諸葛亮的隆中定計，共同在亂世中點亮了文明延續的火種，而田疇、牽招等人的忠義堅守，則在權力紛爭中守護著人性的底線。這些交織在一起的故事，正是建安十二年最動人的曆史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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