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壬辰年）
春天，正月，曹操回到鄴城。漢獻帝下詔，準許曹操朝拜時司儀不直呼其名，入朝時不用小步快走，還可以佩劍穿鞋上殿，待遇如同當年的蕭何。
曹操西征的時候，河間百姓田銀、蘇伯造反，還煽動幽州、冀州的人響應。五官中郎將曹丕想親自去征討，功曹常林說：“北方的官吏和百姓，喜歡安定，厭惡戰亂，接受教化已經很久了，大多數人都安分守己。田銀、蘇伯就像一群聚集的牛羊，成不了大氣候。現在咱們大軍遠在西邊，外麵又有強敵，將軍您身負鎮守天下的重任，如果輕易遠行征討，就算取勝了也不算有本事。”於是曹丕派將軍賈信去討伐，很快就把叛軍消滅了。剩下一千多賊寇請求投降，參與商議的人都說：“曹公向來有規定，被包圍後才投降的人不能赦免。”程昱卻說：“這是戰亂時期定下的臨時策略。如今天下基本平定，就不該再殺他們；就算要殺，也應該先請示曹公。”其他人都說：“軍事行動講究臨機專斷，不用請示。”程昱說：“所謂臨機專斷，是指遇到突發緊急情況。現在這些賊寇已經被賈信控製住了，所以我不希望將軍您這麼做。”曹丕說：“說得對。”隨即向曹操彙報，曹操果然沒有誅殺這些投降的人。後來曹操得知是程昱出的主意，非常高興，說：“你不光精通軍事謀略，還善於處理彆人父子之間的關係。”按照慣例，上報擊敗賊寇的文書，會把斬殺和俘虜的人數誇大十倍。但國淵上報斬獲的首級數量時，都是如實彙報，曹操問他原因，國淵說：“征討外部的敵人，誇大斬殺和俘虜的數量，是為了宣揚戰功，震懾百姓。但河間在咱們自己的領地內，田銀等人叛逆，雖然平叛有功，我卻覺得這樣的事很恥辱，不應該虛報。”曹操聽了十分高興。
夏天，五月癸未日，朝廷誅殺了衛尉馬騰，並滅了他的三族。
六月庚寅日的最後一天，發生了日食。秋天，七月，出現螟災。
馬超等人的殘餘勢力駐紮在藍田，被夏侯淵擊敗平定。
鄜縣的賊寇梁興侵擾馮翊，各縣的百姓都很害怕，紛紛把治所遷到郡城附近。有人提議應該轉移到險要的地方防守。左馮翊鄭渾說：“梁興他們已經被打散，逃竄到山穀裡，雖然還有些追隨者，但大多是被脅迫的。現在應該廣開投降的門路，宣揚咱們的威望和信譽。要是躲在險要之地自保，這是示弱的表現。”於是他召集官吏和百姓，修築城牆，做好防禦準備，還招募百姓追擊賊寇，規定繳獲的財物和救回的婦女，十分之七獎賞給參與的百姓。百姓們很高興，都願意抓捕賊寇。那些賊寇中失去妻子兒女的人也都回來請求投降，鄭渾要求他們先交出搶來的其他婦女，然後才歸還他們的家人。這樣一來，賊寇之間開始互相搶奪，團夥逐漸離散。鄭渾又派有威望和信譽的官吏和百姓到山穀中去勸降，出來投降的人接連不斷。於是鄭渾讓各縣的長官各自回到原來的治所，安撫百姓。梁興等人害怕了，帶著殘餘的追隨者聚集到鄜城。曹操派夏侯淵協助鄭渾討伐，最終斬殺了梁興，其餘黨羽也都被平定。鄭渾是鄭泰的弟弟。
九月庚戌日，漢獻帝封皇子劉熙為濟陰王，劉懿為山陽王，劉邈為濟北王，劉敦為東海王。
當初，張紘因為秣陵山川地勢優越，勸說孫權把這裡作為治所；後來劉備東行經過秣陵，也勸孫權在這裡居住。孫權於是修建石頭城，把治所遷到秣陵，並把秣陵改名為建業。
呂蒙聽說曹操打算向東進兵，就勸孫權在濡須水口兩岸修築防禦塢堡。將領們都說：“咱們上岸就能攻擊敵人，打完洗洗腳就上船，要這塢堡有什麼用！”呂蒙說：“打仗有順利的時候，也有不順利的時候，不可能每次都勝利。要是突然遇到緊急情況，敵人的步兵和騎兵追過來，咱們連跑到水邊登船的時間都沒有，還能上船嗎？”孫權說：“說得對！”於是修建了濡須塢。
冬天，十月，曹操向東攻打孫權。董昭對曹操說：“從古到今，臣子匡扶天下，沒有誰能有您今天這樣大的功勞；有您這樣大功勞的人，也沒有長期處在臣子地位的。現在您以有缺德的行為為恥，樂於保持名節。然而處在大臣的高位，卻讓彆人因為大事對您產生懷疑，這確實不能不慎重考慮。”於是董昭與各位列侯、將領商議，認為丞相您應該進爵為國公，賜予九錫等特殊禮遇，來彰顯您的卓越功勳。荀彧卻認為：“曹公本來是興起義兵來匡扶朝廷、安定國家的，秉持著忠貞的誠意，保持著退讓的美德。君子應該用道德來愛護彆人，不應該這樣做。”曹操因此很不高興。等到攻打孫權的時候，曹操上表請求讓荀彧到譙縣慰勞軍隊，趁機就把荀彧留在了那裡，讓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的身份，參與丞相府的軍事。曹操的軍隊向濡須進發，荀彧因為生病留在壽春，後來服毒自儘。荀彧品行端正，有智謀，喜歡推薦賢能之士，所以當時的人都很惋惜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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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司馬光說：孔子對於“仁”的評價標準是很高的，像子路、冉求、公西赤這樣的高徒，令尹子文、陳文子這樣的賢大夫，都夠不上“仁”，卻唯獨稱讚管仲的仁，難道不是因為他輔佐齊桓公，廣泛地救助了百姓嗎！齊桓公的行為如同豬狗一般，管仲卻不以為恥，反而輔佐他，他的誌向大概是認為沒有齊桓公就無法救助百姓。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百姓生靈塗炭，要不是有超世之才，根本無法拯救。那麼荀彧不輔佐曹操又該輔佐誰呢！齊桓公時期，周王室雖然衰落，但還不像建安初年那樣。建安初年，天下動蕩，沒有一寸土地、一個百姓是漢朝能掌控的。荀彧輔佐曹操興起大業，舉薦賢能，任用人才，訓練士兵，磨礪兵器，決斷時機，製定策略，四處征戰並取得勝利，於是曹操能由弱變強，化亂為治，擁有了天下十分之八的土地，他的功勞難道在管仲之後嗎！管仲沒有為子糾而死，荀彧卻為漢室而死，他的仁更在管仲之前啊！而杜牧竟然認為“荀彧勸曹操奪取兗州，就把他比作漢高祖、光武帝；官渡之戰時不讓曹操回許都，又把他比作楚漢相爭；等到事情成功後，卻想在漢朝邀取名聲，這就好比教人挖牆洞、開櫃子偷東西，自己卻不參與分贓，這能不算盜賊嗎？”我認為孔子說“文辭勝過質樸就會顯得虛浮”，凡是寫曆史的人記錄彆人的話，一定會加以潤色。那麼把曹操比作漢高祖、光武帝、楚漢，這是史官的文辭，難道都是荀彧親口說的嗎！因為這個就貶低荀彧，實在不是他的過錯啊。而且如果曹操稱帝，荀彧就是開國元勳，會得到和蕭何一樣的賞賜；荀彧不貪圖這個，卻寧願犧牲自己來邀取名聲，這符合人之常情嗎！
十二月，五諸侯星附近出現彗星。
劉備在葭萌關，龐統對劉備說：“現在咱們暗中挑選精兵，日夜兼程，直接襲擊成都。劉璋既沒什麼軍事才能，又向來沒有防備，大軍突然殺到，一下子就能平定，這是上策。楊懷、高沛是劉璋的名將，各自手握重兵，據守在關隘。聽說他們多次寫信勸劉璋，讓您回荊州。將軍您可以派人去通知他們，就說荊州有緊急情況，您要回去救援，並且讓軍隊整理行裝，做出要回去的樣子。這兩個人既佩服您的英名，又高興您離開，估計一定會輕裝騎馬前來拜見您，咱們就趁機抓住他們，奪取他們的軍隊，然後向成都進軍，這是中策。退回白帝城，和荊州聯合起來，再慢慢謀劃進取益州，這是下策。要是一直猶豫不決，就會陷入困境，不能再拖延了。”劉備覺得中策可行。等到曹操攻打孫權，孫權向劉備求救。劉備給劉璋寫信說：“孫氏和我本就唇齒相依，而且關羽兵力薄弱，現在我要是不去救援，曹操肯定會拿下荊州，接著就會侵犯益州邊界，這比張魯帶來的威脅嚴重多了。張魯不過是個隻求自保的賊寇，不值得憂慮。”於是劉備向劉璋請求增派一萬兵力以及物資糧草，劉璋隻答應給四千兵力，其他物資也都隻給一半。劉備趁機激怒手下眾人說：“我為了益州征討強敵，將士們辛苦勞累，劉璋卻囤積財物，吝嗇賞賜，怎麼能讓大家拚死作戰呢！”張鬆寫信給劉備和法正說：“現在大事眼看就要成功了，怎麼能放棄離開呢！”張鬆的哥哥廣漢太守張肅，害怕災禍牽連到自己，就告發了他們的密謀。於是劉璋抓捕並斬殺了張鬆，還下令各關隘的守將，以後不許再和劉備有書信往來。劉備大怒，召見劉璋的白水軍督楊懷、高沛，指責他們無禮，把他們殺了；然後整頓軍隊，直接到達關隘，收編了他們的部隊，進而占據了涪城。
評論
建安十七年是東漢末年政治格局劇烈變動的關鍵一年。這一年裡，曹操集團權勢達到新高度，孫劉聯盟暗流湧動，各方勢力的博弈與抉擇深刻影響了曆史走向，其中的政治智慧、人性掙紮與製度困境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權力巔峰的試探：曹操的政治進階與爭議
正月，漢獻帝下詔允許曹操“讚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這一特權複刻了西漢蕭何的待遇，標誌著曹操在名義上已突破人臣極限。這一事件表麵是皇恩浩蕩，實則是曹操集團勢力擴張的必然結果，也是對漢室權威的進一步侵蝕。此時的曹操已非簡單的權臣，而是實際掌控天下的統治者，這套禮儀特權成為其邁向更高權力的墊腳石。
曹操集團內部的治理細節更值得玩味。河間民田銀、蘇伯叛亂時，曹丕在處理降卒問題上展現了政治成熟度。程昱的勸諫體現了亂世中的法治變通：“圍而後降者不赦”的舊法適用於戰亂初期的威懾需求，而天下漸定時則需轉向懷柔政策。這種“因時製宜”的治理智慧，既避免了激化內部矛盾，又維護了統治權威，曹操那句“善處人父子之間”的評價，實則暗含對政治分寸感的讚賞。
國淵如實上報戰功的舉動更具象征意義。在“破賊文書以一為十”的潛規則下，國淵堅持“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的立場，展現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堅守。曹操對此“大悅”，既體現了他對誠實品質的認可，也暗含對內部治理規範化的需求——當政權從軍事擴張轉向穩定治理時，務實精神比虛誇戰功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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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的治理樣本：鄭渾的平叛策略
在平定鄜賊梁興的過程中，左馮翊鄭渾展現了卓越的治理才能。麵對叛軍流竄、各縣恐慌的局麵，他拒絕了“移就險阻”的保守建議，轉而采取主動策略：一方麵“治城郭，為守備”穩固根基，另一方麵創新激勵機製，“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這種將經濟激勵與軍事行動結合的方式，迅速調動了民眾積極性，實現了“全民皆兵”的平叛效果。
更具智慧的是鄭渾對降卒的處理策略：要求叛軍歸還劫掠的婦女才能贖回自己的妻子，這一舉措既打擊了叛軍的凝聚力，又通過倫理約束重建社會秩序。最終“轉相寇盜，黨與離散”的結果證明，柔性治理比單純軍事鎮壓更能解決深層次問題。鄭渾的成功揭示了亂世治理的核心邏輯：贏得民心比占據險地更重要，重建信任比消滅敵人更關鍵。
命運的十字路口：荀彧之死與道德困境
建安十七年最具悲劇色彩的事件，當屬荀彧之死。當董昭等人提議為曹操進爵國公、加九錫時，荀彧明確反對：“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這番話徹底激化了他與曹操的矛盾，最終在壽春“飲藥而卒”。
司馬光在評論中為荀彧辯護，駁斥了杜牧將其比作“教盜穴牆”的指責，指出荀彧輔佐曹操是“大濟生民”的無奈選擇。這一評價揭示了亂世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在漢室衰微、天下大亂的背景下，荀彧不得不依靠曹操的力量實現“撥亂反正”的理想，卻最終在“忠漢”與“輔曹”的矛盾中走向毀滅。他的悲劇本質上是理想主義在現實權力麵前的破碎，是傳統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念與亂世生存法則的激烈衝突。
荀彧之死標誌著曹操集團內部“擁漢派”的徹底失勢，為後來曹丕代漢鋪平了道路。這位曾為曹操舉薦賢才、製定戰略的核心謀士，最終用生命詮釋了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氣節，成為漢末亂世中堅守道義的精神象征。
割據勢力的布局：孫劉的戰略調整
與此同時，南方的孫權和劉備也在進行關鍵布局。孫權采納張紘建議，將治所從秣陵遷至建業今南京），並修建石頭城，奠定了南京作為六朝古都的基礎。這一遷都決策不僅是地理選擇，更是戰略轉型的標誌——從長江中遊防禦轉向下遊進取，為後來與曹魏長期對峙奠定了根基。
呂蒙力主修建的濡須塢，則體現了吳軍防禦理念的進步。在“上岸擊賊，洗足入船”的傳統思維下，呂蒙預見了防禦工事的戰略價值，這一舉措後來在抵禦曹操南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展現了東吳軍事思想的務實性。
劉備在葭萌關采納龐統“中計”，以荊州告急為由誘殺劉璋名將楊懷、高沛，正式拉開奪取益州的序幕。這一決策雖有背信棄義之嫌，卻符合亂世“成者為王”的生存邏輯。劉備集團從“借荊州”到“取益州”的轉變，標誌著其從依附性勢力向獨立割據政權的蛻變，為三國鼎立格局的形成埋下伏筆。
曆史的啟示：亂世中的生存邏輯
建安十七年的曆史事件集中展現了漢末亂世的核心特征：傳統秩序崩潰後，新舊價值觀念激烈碰撞，各方勢力在“生存”與“道義”之間艱難抉擇。曹操的權力擴張、荀彧的悲劇、鄭渾的治理智慧、孫劉的戰略布局，共同構成了一幅亂世生存圖景：
權力法則：在中央權威瓦解後，實力成為話語權的核心，曹操的“劍履上殿”與馬騰的“夷三族”形成鮮明對比，揭示了“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
治理轉型：從“圍而後降者不赦”到“廣開降路”，從虛報戰功到如實上報，體現了政權從軍事征服向穩定治理的轉型需求。
道德困境：荀彧之死反映了傳統倫理在亂世中的失效與堅守，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痛苦掙紮。
戰略遠見：孫劉的遷都、築塢、奪益州等舉措，證明了戰略布局對割據政權生存的決定性作用。
這段曆史告訴我們：亂世不僅是權力的遊戲，更是文明的試煉。在秩序重建的過程中，既需要鄭渾式的務實治理，也需要荀彧式的道義堅守，更需要曹操、孫權、劉備們的戰略眼光。建安十七年的風雲變幻，不僅塑造了三國鼎立的雛形，更深刻影響了中國曆史的走向，成為後世理解亂世治理與人性抉擇的經典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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