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庚午日，曹丕率領軍隊往南方巡視。
到了秋天七月，孫權派使者來進獻禮物。
蜀漢的將軍孟達駐守在上庸，和副軍中郎將劉封關係不太好，劉封還老是欺負孟達，孟達一怒之下，帶著四千多戶部下前來投降曹魏。孟達這人顏值高又有才華，曹丕那是相當欣賞喜歡，還和他同坐一輛車，任命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把房陵、上庸、西城三個郡合並成新城郡，讓孟達擔任新城太守，把西南地區的事務交給他管理。行軍長史劉曄提醒說：“孟達這人就想著占便宜，還仗著自己有點本事喜歡耍手段，肯定不會感恩戴德講情義。新城和孫權、劉備的地盤挨著，要是他有啥不老實的舉動，會給咱國家帶來麻煩。”但曹丕沒當回事。還派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和孟達一起去攻打劉封。上庸太守申耽背叛劉封來投降，劉封被打敗，隻好逃回成都。一開始，劉封本來是羅侯寇家的兒子，當初漢中王劉備剛到荊州，因為還沒有繼承人，就收養他做兒子。諸葛亮擔心劉封性格剛猛，等劉備去世後，很難控製，就勸劉備趁這個機會除掉他，於是劉備就賜劉封自儘了。
武都氐族的首領楊仆率領族人歸附曹魏。
甲午日，曹丕到了譙縣，在縣城東邊大擺宴席，犒勞六軍將士和譙縣的父老鄉親，還安排了各種歌舞雜技表演。官員和百姓都來向曹丕敬酒祝福，一直到傍晚才結束。
孫盛評論說：守喪三年的製度，從天子到老百姓都得遵守。就算是夏商周三代末年，戰國七雄混亂的時候，也沒有在短時間內就不遵守守喪製度，在剛結束哭靈就脫下喪服、扔掉喪杖的。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改變了古代的製度，人倫綱紀一下子就被廢掉了，這就導致當時的道德風氣不如以前，影響了後世百代。曹丕既然沿用漢代的製度，廢除了守喪大禮，在最該悲痛的時候舉辦宴會奏樂，在開創基業之初就破壞了王道教化的基礎，後來接受漢獻帝的禪讓，還公然收納漢獻帝的兩個女兒，所以能看出曹魏的國運不會長久，傳承的時間也會很短。
曹丕任命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當時天下剛剛安定，很多刺史都管不好下麵的郡。賈逵就說：“州刺史本來是按照六條詔書來監察二千石以下官員的，所以以前描述刺史的標準，都說要嚴厲能乾、威風凜凜，有督察的才能，沒說要安靜寬厚、仁愛和善，有和樂平易的品德。現在官員們不把法律當回事，盜賊公然橫行，州裡知道卻不糾正，那天下還怎麼維持公正呢！”於是，那些二千石以下，有偏袒縱容、不遵守法律的官員，賈逵都上奏朝廷，把他們罷免了。對外他整頓軍隊，對內治理民政，興修水利開墾農田，疏通河道，官員和百姓都很稱讚他。曹丕說：“賈逵才是真正的刺史啊。”還通告天下，要以豫州為榜樣，賜給賈逵關內侯的爵位。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上奏說：“魏朝取代漢朝，在圖讖緯書上都有顯示，這種事有很多。”大臣們就趁機上表，勸曹丕順應天命和百姓的期望稱帝，曹丕沒答應。到了冬天十月乙卯日，漢獻帝在高廟祭祀，派代理禦史大夫張音帶著符節、玉璽、綬帶和詔書，要把皇位禪讓給曹丕。曹丕三次上書推辭，最後在繁陽築了一座壇，辛未日，登上祭壇接受玉璽綬帶，正式稱帝，舉行祭天儀式，祭祀天地、山川，更改年號，大赦天下。十一月癸酉日，封漢獻帝為山陽公，允許他繼續使用漢朝的曆法，享用天子的禮樂；還封了山陽公的四個兒子為列侯。追尊曹丕的祖父太王為太皇帝，父親武王曹操為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稱王太後為皇太後。把漢朝原來的諸侯王封為崇德侯，列侯封為關中侯。大臣們也都根據情況封爵、升官。把相國改稱司徒，禦史大夫改稱司空。山陽公把兩個女兒獻給曹丕做妃子。曹丕想更改曆法，侍中辛毗說：“魏朝遵循舜、禹的傳統，順應天命和民心；像商湯、周武王，是通過戰爭平定天下，才更改曆法。孔子說：‘應該使用夏代的曆法。’《左傳》裡也說：‘夏代的曆法符合天地運行的規律。’何必非要和前代相反呢！”曹丕覺得有道理，就聽從了他的建議。當時大臣們都在歌頌曹魏的功德，很多人還貶低前朝，隻有散騎常侍衛臻明確闡述禪讓的意義，稱讚漢朝的優點。曹丕好幾次看著衛臻說：“天下的珍寶，應該和山陽公一起分享。”曹丕想追封太後的父母，尚書陳群上奏說：“陛下憑借聖德順應天命稱帝，開創基業、改革製度，應該為後世樹立典範。查看典籍記載，沒有給婦人分封土地、授予爵位的製度。按照禮儀規定，婦人是憑借丈夫的爵位。秦朝違反古法，漢朝沿用了秦朝的做法，這可不是先王的好製度。”曹丕說：“這個建議不錯，那就彆這麼做了。”還製定成固定製度，收藏在尚書台。
十二月，開始營建洛陽宮。戊午日，曹丕到了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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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對侍中蘇則說：“之前攻破酒泉、張掖後，西域通過敦煌派使者來，進獻了直徑一寸的大珍珠，能不能再通過買的方式多弄點來？”蘇則回答說：“要是陛下能讓中原地區都受到教化，仁德傳播到沙漠地區，這些珍珠不用求就會自己來。要是通過求購得到，那就沒什麼珍貴的了。”曹丕聽了，默默不語。
曹丕征召東中郎將蔣濟為散騎常侍。當時有詔書賜給征南將軍夏侯尚，上麵寫著：“你是我心腹重要將領，特彆委以重任，可以作威作福，決定人的生死。”夏侯尚拿給蔣濟看。蔣濟來後，曹丕問他在外邊聽到看到什麼，蔣濟回答說：“沒聽到什麼好事，隻看到了亡國的話。”曹丕臉色一沉，問他為什麼這麼說，蔣濟就詳細解釋了原因，還說：“‘作威作福’這話，《尚書》裡可是明確告誡過的。天子不能說玩笑話，古人都很慎重，希望陛下明察！”曹丕馬上派人追回之前的詔書。
曹丕想把冀州士兵的家屬十萬戶遷到河南，讓河南人口充實起來，可當時正趕上大旱，鬨蝗蟲，老百姓都在挨餓，官員們都覺得這事兒不行，但曹丕主意很正。侍中辛毗和其他大臣一起求見曹丕，曹丕知道他們是來勸諫的，就板著臉等著，大臣們都不敢說話。辛毗問：“陛下想遷移士兵家屬，這是怎麼考慮的呢？”曹丕說：“你覺得我這想法不對？”辛毗說：“確實覺得不對。”曹丕說：“我不想跟你討論這事。”辛毗說：“陛下不覺得我沒本事，把我放在身邊，讓我參與謀劃大事，怎麼能不跟我討論呢！我要說的可不是私事，是為國家考慮，陛下怎麼能衝我發火呢！”曹丕不回答，起身就往屋裡走。辛毗追上去拉住他的衣服，曹丕使勁甩了甩衣服，頭也不回就進去了，過了好一會兒才出來，說：“佐治辛毗字佐治），你逼我逼得也太緊了吧！”辛毗說：“現在遷移，既會失去民心，又沒辦法給這些人提供食物，所以我不敢不拚命勸您。”曹丕這才決定隻遷移一半。曹丕有次出去打野雞，回頭對大臣們說：“打野雞太好玩了！”辛毗說：“陛下覺得好玩，可下麵的人卻很辛苦。”曹丕聽了沒說話，後來就很少出去打野雞了。
評論
這段史料以時間為軸線，清晰勾勒出曹丕從魏王邁向魏文帝的關鍵曆程，其中既蘊含著權力交接的博弈智慧，也暴露了新政權建立初期的治理困境，更折射出魏晉之際的政治倫理與製度變革。透過字裡行間，一個複雜多麵的統治者形象與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轉折躍然紙上。
權力布局：從軍事威懾到人才博弈
曹丕在正式代漢前，已然展現出成熟的政治手腕。六月南巡之舉，表麵是軍事巡查，實則是通過武力威懾鞏固統治根基，為後續權力過渡鋪平道路。而七月孫權遣使奉獻，則印證了這一策略的成效——外部勢力的臣服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注腳。
孟達歸降事件堪稱人才策略的典型案例。曹丕對孟達“引與同輦”的破格禮遇，不僅是對其“容止才觀”的欣賞，更是出於戰略布局的考量。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並為新城，委孟達以西南重任，體現了對邊境防禦的重視。然而劉曄的勸諫“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卻為後來的局勢埋下伏筆，這也暴露出曹丕在用人上“重才輕德”的隱患，反映出亂世中實用主義對人才標準的影響。
劉封之死則交織著權力鬥爭與倫理困境。諸葛亮擔憂劉封“剛猛難製”而勸劉備除之，最終導致這位養子被賜死。這一事件不僅展現了蜀漢內部的權力製衡，更折射出亂世中親情在政治利益麵前的脆弱性，成為三國時期“權力高於倫理”的縮影。
禮製爭議：傳統與現實的碰撞
孫盛對曹丕在服喪期間設宴作樂的尖銳批評，揭開了魏晉禮製變革的序幕。他認為曹丕“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是“墮王化之基”，實質上反映了傳統儒家禮製與現實政治需求的衝突。漢文帝廢除三年之喪後，漢代禮製本就麵臨傳承危機，曹丕的行為被視為對傳統倫理的進一步破壞。這種爭議背後，是新時代政權在構建自身倫理體係時的兩難：既要順應現實政治需要，又需麵對傳統禮製的束縛。
值得注意的是，孫盛將曹丕“受禪顯納二女”與“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相聯係，雖帶有宿命論色彩，卻也暗示了時人對政權合法性的評判標準——在儒家倫理框架下，統治者的個人德行與政權興衰被緊密捆綁。這種觀念深刻影響著魏晉時期的政治評價體係。
製度革新：從地方治理到國家架構
賈逵治理豫州的實踐成為地方行政改革的範本。麵對“刺史多不能攝郡”的亂象，賈逵以“六條詔書”為依據，嚴懲違法官吏，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展現出“嚴能鷹揚”的督察之才。曹丕將豫州作為全國範本，不僅是對賈逵個人的肯定，更體現了新政權對地方治理的重視。這種“外修軍旅，內治民事”的治理模式，為曹魏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統治基礎，也開啟了魏晉時期重視地方行政效能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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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漢之後的製度變革更具深遠意義。改相國為司徒、禦史大夫為司空的舉措，不僅是官製名稱的變更，更是對中央權力結構的重構。追尊先祖、冊封山陽公等行為，則是通過禮製儀式強化新政權的合法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接受辛毘建議，沿用夏曆而不改正朔，既規避了“以戰伐定天下”的負麵聯想，又借“行夏之時”的古訓增強了政權的文化正統性，展現出在傳統與變革之間尋找平衡的政治智慧。
權力交接：禪讓儀式背後的政治邏輯
從群臣勸進、漢帝禪位到曹丕三讓而後受之，整個過程堪稱中國古代禪讓儀式的經典範本。李伏、許芝以“圖緯”論證“魏當代漢”，將政權更迭的合理性訴諸天命；曹丕的“三上書辭讓”則是對儒家“謙讓”美德的程式化演繹。這種看似繁瑣的儀式，實則是權力交接過程中的重要政治博弈——既需要通過“天命所歸”論證合法性，又需以“謙讓”姿態消解“篡漢”指責。
對山陽公的處置策略展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保留其“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的待遇，既彰顯了新政權的寬容，又徹底剝奪了其實際權力；封其四子為列侯，則以利益捆綁確保前朝皇室的順從。這種“優待前朝”的模式被後世多次效仿，成為中國古代政權過渡的重要範式。
帝王心性：納諫與專斷的雙重變奏
曹丕稱帝後的執政表現呈現出複雜麵相。在對待“作威作福”詔書的問題上，他能接受蔣濟勸諫並追回詔書，展現出從善如流的一麵；在徙民問題上，卻固執己見，直至辛毘“引其裾”強諫才妥協，又暴露其剛愎自用的性格。這種矛盾性反映了帝王權力的本質——既需要納諫以維護統治，又難以完全擺脫專製本能。
蘇則關於“求珠”的對話頗具深意。蘇則“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即不求自至”的觀點，將帝王德行與國家聲望相聯係；曹丕的“嘿然”反應，則暗示了統治者內心對物質象征與道德權威的權衡。而辛毘勸諫曹丕減少射雉遊樂時“於陛下甚樂，於群下甚苦”的直白表述，更揭示了帝王個人喜好與政治責任之間的永恒張力。
曆史啟示：轉型時代的政治智慧
這段史料所記錄的不僅是曹丕代漢的曆史過程，更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從漢到魏晉的轉型縮影。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從“天命神授”逐漸轉向“德行與實效並重”；製度構建從“因循舊製”走向“創新變革”；人才標準從“德才兼備”退化為“實用優先”。這些轉變共同構成了魏晉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質。
曹丕作為轉型期的關鍵人物，其統治實踐中的成功與失誤都具有典型意義：他既繼承了漢代政治製度的合理內核，又開啟了魏晉門閥政治的先河；既重視製度建設與人才選拔，又難以擺脫專製皇權的局限。這種複雜性恰是曆史真實的寫照——在權力更迭的洪流中，沒有完美的統治者，隻有在時代約束下不斷調適的政治智慧。
這段曆史留給後世的，不僅是王朝更迭的故事，更是關於權力、倫理與製度的深刻思考：如何在傳統與變革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在鞏固權力與維護民生之間實現兼顧？如何在個人意誌與集體利益之間建立協調？這些問題，在千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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