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初二年辛醜年，公元221年）
春天正月，曹丕封議郎孔羨為宗聖侯，讓他負責祭祀孔子。三月，給遼東太守公孫恭加官為車騎將軍。同時，重新開始使用五銖錢。
蜀漢那邊傳言說漢獻帝已經遇害，於是漢中王劉備就為漢獻帝發喪，穿上喪服，追諡他為孝湣皇帝。這之後，劉備手下的人紛紛說出現了各種祥瑞之兆，都勸劉備稱帝。前部司馬費詩上奏說：“殿下因為曹操父子逼迫皇帝篡位，所以才輾轉萬裡，召集人馬，打算討伐逆賊。現在大敵還沒打敗，您就先自己稱帝，恐怕會讓人心生疑慮。以前漢高祖和楚王約定，先打敗秦朝的就封王。等漢高祖打下鹹陽，抓到秦王子嬰，還心懷謙讓。何況現在殿下您還沒怎麼出兵，就想自己稱帝，我實在覺得殿下不該這麼做。”劉備聽了很不高興，就把費詩降職為永昌從事。
到了夏天四月丙午日，劉備在武擔山南邊稱帝，宣布大赦天下，改年號為章武。任命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司馬光說：上天生育了百姓，因為百姓自己沒辦法管理好自己，所以大家就擁戴君主來治理。要是君主能禁止暴力、消除災害，讓百姓能好好活著，獎勵好人、懲罰壞人，不讓社會亂套，那就能稱得上是君主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天下的諸侯，何止上萬個，隻要有百姓、有土地祭祀社稷的，都能稱為君主。能統一萬國，製定法律製度，發布號令，天下沒人敢違抗的，就稱為王。等到王道衰落，強大的國家能帶領諸侯尊崇天子的，就稱為霸。所以自古以來，天下大亂的時候，諸侯們爭來鬥去，有時候很長時間都沒有王，這種情況多了去了。秦朝搞焚書坑儒，漢朝興起後，學者們開始推算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認為秦朝的統治如同閏年一樣，處於木德和火德之間，隻能算稱霸，夠不上稱王，於是就有了正統和非正統的爭論。等到漢朝滅亡，三國鼎立。晉朝失去統治後，五胡紛紛起來擾亂。宋、魏以後，南北分裂，各自都有國史，還互相貶低，南方說北方是索虜，北方說南方是島夷。朱氏取代唐朝後，天下四分五裂，沙陀族的朱邪氏進入汴京，有人把他們比作篡漢的王莽和西漢末年的更始帝，對於他們的統治時間，都棄之不算，這些都是出於一己私心的片麵說法，不是公正的觀點。
我實在沒本事搞清楚前代誰是正統誰是非正統，但我覺得如果不能讓天下統一，就算有天子的名號，也沒有天子的實際權力。雖然中原和外族在仁義、殘暴程度上，以及國家大小、強弱等方麵，有時候會不一樣，但總體來說都和古代的各個諸侯國沒什麼區彆，怎麼能隻尊崇一個國家為正統，而把其他的都當成非法篡位的呢！要是認為從上到下傳承皇位的就是正統，那南朝陳接受誰的傳承？北魏拓跋氏又接受誰的傳承？要是以占據中原地區為正統的標準，那劉淵、石勒、慕容氏、苻堅、姚萇、赫連勃勃他們占據的土地，可都是五帝、三王時期的舊都啊。要是以君主有道德為正統標準，那再小的國家，也肯定有好君主，夏商周三代末年，難道就沒有品行不端的君主嗎！所以關於正統和非正統的爭論，從古到今，都沒人能說清楚其中的道理，讓人完全信服。我現在寫這些，隻是想講述國家的興衰，記錄百姓的苦樂，讓看的人自己去分辨善惡得失，起到勸誡的作用，不像《春秋》那樣製定褒貶的標準，去扭轉亂世回歸正道。關於正統和非正統的問題，我不敢妄下定論，隻是根據各個國家的實際功業來敘述。周、秦、漢、晉、隋、唐，都曾經統一過天下，把皇位傳給後代，子孫就算勢力微弱、四處流亡，仍然繼承著祖宗的基業，還有複興的希望，和他們爭奪天下的，都是他們以前的臣子，所以我就完全按照天子的規格來寫他們。其他那些土地、實力差不多，誰也統一不了誰，名號上也沒有君臣之分的國家，就都按照諸侯國的規格來處理，彼此平等對待，不抬高或貶低誰，這樣差不多能不歪曲事實，做到儘量公正。然而天下分裂的時候，不能沒有年、時、月、日來記錄事情的先後順序。根據曆史傳承，漢朝傳給魏，魏傳給晉，晉傳給宋，一直到陳，然後隋取代陳，唐傳給梁，一直到周，然後大宋承接周的天下，所以我不得不采用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年號，來記錄各個國家的事情，並不是尊崇這個貶低那個，也沒有正統和非正統的區彆。蜀漢的劉備，雖說自稱是中山靖王的後代，但家族關係已經很疏遠了，都沒法說清楚世係和名位，就像宋高祖劉裕自稱是楚元王的後代，南唐烈祖李昪自稱是吳王李恪的後代一樣，真假很難分辨，所以不敢把劉備和光武帝劉秀、晉元帝司馬睿相比，認為他能繼承漢朝的正統。
孫權從公安遷都到鄂縣，還把鄂縣改名叫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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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辛巳日，蜀漢皇帝劉備封夫人吳氏為皇後。這位皇後是偏將軍吳懿的妹妹，以前是劉璋哥哥劉瑁的妻子。同時，立兒子劉禪為皇太子，還讓太子娶了車騎將軍張飛的女兒做太子妃。
當年曹操進入鄴城的時候，曹丕還是五官中郎將，他看到袁熙的妻子、中山人甄氏長得漂亮，很是喜歡，曹操就給他把甄氏聘為妻子，後來生下兒子曹叡。曹丕稱帝後，安平的郭貴嬪很受寵，甄夫人留在鄴城，見不到曹丕。甄夫人心裡鬱悶，難免有些怨言。郭貴嬪趁機在曹丕麵前說甄夫人壞話，曹丕聽後大怒。六月丁卯日，曹丕派人去賜甄夫人死。
曹丕因為祖宗的宗廟在鄴城，就在洛陽的建始殿祭祀曹操，用的是家裡祭祀祖先的禮儀。
戊辰日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發生了日食。有關官員上奏請求罷免太尉，曹丕下詔說：“出現災異，這是上天譴責我這個君主，要是把過錯歸到大臣身上，這哪裡符合大禹、商湯怪罪自己的大義呢！讓百官各自好好履行職責。以後要是再出現天地間的災異，不要再彈劾三公了。”
蜀漢皇帝劉備封他的兒子劉永為魯王，劉理為梁王。
評論
黃初二年是三國曆史上充滿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時期的政治事件不僅塑造了當時的權力格局，更埋下了後世關於“正統性”討論的伏筆。透過這段史料，我們能清晰看到亂世中權力更迭的邏輯、人性的複雜以及曆史敘事的深層密碼。
權力合法性的構建與衝突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建魏後，次年劉備集團便上演了一場完整的權力合法性構建大戲。從“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的輿論鋪墊，到“群下競言符瑞”的造勢運動，再到劉備“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的最終登場，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儀式。這一過程中，前部司馬費詩的諫言與被貶，成為權力邏輯的生動注腳。
費詩的諫言直指核心矛盾：劉備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討賊興漢”的旗幟下，若“大敵未克而先自立”，將動搖人心根基。他以劉邦“屠鹹陽猶懷推讓”的典故作比，試圖以傳統政治倫理約束權力擴張。但現實是，在漢獻帝被廢、曹魏政權已然建立的背景下，劉備若不稱帝，其集團將失去“興複漢室”的象征性依托。這種“政治現實”對“道德理想”的碾壓，揭示了亂世中權力運作的殘酷法則——合法性敘事必須為實際統治需求服務。
司馬光的正統論：超越偏見的曆史觀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的評論，展現了超越時代局限的曆史智慧。他尖銳批判了自漢代以來興起的“正閏之論”，認為這種將曆史政權分為“正統”與“僭偽”的做法，本質上是“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這種觀點在注重“天命所歸”的傳統史學中，無疑具有突破性意義。
司馬光提出的判斷標準簡單而深刻：“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在他看來，無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隻要未能實現大一統，本質上都與古代列國無異。這種視角打破了以“血統傳承”“地理居中”“道德優劣”為標準的正統論迷思，將曆史評價的重心轉向“功業之實”。
尤為可貴的是，司馬光明確反對史學敘事中的偏見：“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這種互相貶低的做法違背了曆史客觀性。他主張在編纂曆史時“彼此鈞敵，無所抑揚”，隻“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讓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這種注重事實、反對預設評判的態度，至今仍對曆史研究具有重要啟示。
製度變革與現實考量
這一年的其他事件同樣值得關注。曹魏“初複五銖錢”，標誌著在經曆長期戰亂後，社會經濟開始向常態化回歸。貨幣製度的恢複是政權穩定、經濟複蘇的重要信號，為曹魏後續的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
公孫恭被加授車騎將軍，則反映了曹魏對邊疆控製的策略。遼東地處偏遠，公孫氏勢力盤根錯節，曹魏通過加官晉爵進行籠絡，體現了對複雜地緣政治的現實考量。而孔羨被封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則是統治者借助儒家文化鞏固統治合法性的常規操作，顯示了傳統文化在亂世中的象征價值。
曆史敘事的多重麵相
這段史料還揭示了曆史敘事的複雜性。劉備稱帝與曹丕代漢，本質上都是權力更迭的政治行為，但在不同敘事體係中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麵貌——曹魏強調“禪讓”的合法性，蜀漢突出“興複漢室”的正當性。司馬光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跳出了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指出“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同時期發生的幾件事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比：劉備立皇後、太子，構建皇室傳承秩序；曹丕賜死甄夫人，暴露宮廷鬥爭的殘酷；曹魏因日食而下詔“罪己”，延續傳統政治儀式。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權力運作的多重麵相——既有莊嚴的政治儀式，也有赤裸的權力鬥爭；既有對傳統的繼承，也有現實的權變。
結語：曆史評價的永恒難題
黃初二年的曆史片段，以及司馬光的評論，共同指向一個永恒的史學難題：如何客觀評價不同政權的曆史地位？在大一統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中，司馬光的“一統才是真天子”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麵臨著價值判斷的困境——難道隻有大一統政權才具有曆史價值？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這段曆史揭示了政治合法性的動態本質：它既需要傳統符號的支撐如劉備的宗室身份、對孔子的祭祀），也需要現實功業的奠基如曹魏的製度重建）；既需要輿論造勢如“符瑞”之說），也需要權力的強製執行如費詩被貶）。而曆史評價的意義，或許不在於簡單判定“正統”與“僭偽”，而在於如司馬光所言，通過“敘興衰、著休戚”，為後人提供“勸戒”的鏡鑒。
在今天看來，司馬光的曆史觀仍有其局限性，但其追求客觀、反對偏見、注重實效的治史態度，為我們理解複雜曆史提供了重要啟示：真正的曆史智慧，在於超越立場局限，在多元敘事中把握曆史的本質與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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