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日,曹丕派太常邢貞帶著策書去封孫權為吳王,還賜給他九錫。劉曄說:“這可不行啊。先帝四處征伐,天下十成地盤占了八成,那威名可是震懾海內;陛下接受禪讓成為真正的皇帝,德行和天地相合,名聲傳到四方。孫權雖說有點本事,可之前也就是漢朝的驃騎將軍、南昌侯罷了,官職不高,勢力也不算大。東吳的老百姓心裡還是害怕咱們魏國,不可能硬拉著他們跟咱們一起謀劃大事。咱們不得已接受他投降,最多給他提升一下將軍名號,封個十萬戶侯就差不多了,可不能馬上封他為王。這王的位置離天子就差那麼一點點,一旦封王,各種禮儀、等級、服飾啥的就容易亂套。他要是一直隻是個侯,那東吳的老百姓和他還沒有那種君臣之間的嚴格名分。咱們要是輕信他的假投降,還去扶持他,給他提高地位、名號,確定了他們之間的君臣關係,這就好比給老虎插上翅膀啊。孫權要是接受了王位,等打退蜀國的軍隊後,對外會對咱們魏國表現得畢恭畢敬,讓東吳全國人都知道,對內卻會故意做出無禮的事來激怒陛下;陛下要是氣得大發雷霆,發兵去討伐他,他就慢悠悠地跟他的老百姓說:‘我誠心歸附魏國,不吝惜珍貴的財寶,按時進貢,從來不敢違背做臣子的禮節,可魏國卻無緣無故來打咱們,肯定是想滅掉咱們國家,把咱們的老百姓抓去當奴仆婢妾。’東吳的老百姓沒理由不相信他這話。一旦相信了,又被激怒,上下齊心,打起仗來戰鬥力能增強十倍。”曹丕還是不聽劉曄的。將領們因為東吳歸附了,心裡都鬆懈下來,隻有征南大將軍夏侯尚還在加強進攻和防守的準備。山陽有個叫曹偉的,一直以來有點才名,聽說東吳向魏國稱臣,就以平民的身份給吳王孫權寫信,想求點賄賂,還打算通過這事和京城的人結交,曹丕知道後就把他殺了。
東吳這邊開始在武昌修築城牆。
一開始,曹丕想讓楊彪當太尉,楊彪推辭說:“我曾經在漢朝做過三公,趕上世道衰落混亂,也沒能為國家做出什麼貢獻。要是現在再當魏國的臣子,對國家的人才選拔來說,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曹丕這才打消了這個念頭。冬天十月己亥日,公卿們初一上朝,曹丕特意把楊彪也請來了,用對待客人的禮節招待他。賜給他延年杖、憑幾,讓他穿著布單衣、戴著皮弁來朝見;封他為光祿大夫,俸祿是中二千石;朝見的時候,位置排在三公之後;又下令在他門前設置行馬,安排吏卒,以此來優待尊崇他。楊彪八十四歲的時候去世了。
因為糧食價格貴,魏國停止使用五銖錢。
涼州盧水胡的治元多等人造反,河西地區被攪得大亂。曹丕把鄒岐召回,任命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還派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人隨後支援。胡人七千多騎兵在鸇陰口迎麵阻攔張既,張既放出風聲說軍隊要從鸇陰進軍,卻偷偷從且次出兵到了武威。胡人都覺得他神了,趕緊退回到顯美。等張既已經占據武威,費曜才趕到,夏侯儒等人還沒到。張既犒勞賞賜將士,打算進軍攻打胡人,將領們都說:“士兵們都累了,敵人卻士氣正旺,現在很難跟他們正麵硬剛。”張既說:“現在咱們軍中沒有現成的糧食,隻能靠從敵人那裡獲取。要是敵人看到咱們的軍隊會合了,就退到深山裡躲起來,咱們去追,道路艱險,士兵還會又餓又累,咱們要是撤兵,他們又會出來騷擾搶劫,這樣下去,這仗就沒完沒了,這就是所謂的一旦放走敵人,幾代人都得遭殃啊。”於是就向顯美進軍。十一月,幾千胡騎趁著大風想放火燒掉軍營,將士們都很害怕。張既夜裡埋伏了三千精銳士兵,讓參軍成公英帶著一千多騎兵去挑戰,還下令讓他們假裝敗退。胡人果然爭著追上來,張既趁機發動伏兵截斷他們的後路,前後夾擊,把胡人打得大敗,斬殺和俘虜的人數以萬計,河西地區全部平定。後來西平的麹光造反,殺了當地郡守。將領們又想攻打,張既說:“隻有麹光等人造反,郡裡的其他人不一定都跟著他。要是咱們馬上就派兵過去,那些官員、百姓,還有羌人、胡人,肯定會覺得國家不分青紅皂白,這樣反而會讓他們抱成一團,這就又給老虎插上翅膀了。麹光等人想依靠羌人、胡人做援兵,咱們現在先讓羌人、胡人去攻擊他們,用豐厚的獎賞招募他們,搶到的東西都給他們。這樣一來,對外能削弱麹光的勢力,對內能離間他們的關係,肯定不用打仗就能平定叛亂。”於是就發布檄文告知各個羌人部落,被麹光等人連累的人可以原諒,能砍下賊軍首領腦袋送來的,會加以封賞。很快,麹光的部下就砍下麹光的腦袋送來,其他的人也都像以前一樣安定生活。
評論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魏文帝曹丕登基初期在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的一係列決策與博弈,其中蘊含的戰略思維、權力平衡與人性考量,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深刻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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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吳策略的核心爭議中,劉曄的諫言堪稱戰略遠見的典範。他精準指出"王位去天子一階耳"的政治敏感性,深刻洞察到孫權稱臣背後的權謀算計——通過接受王爵既鞏固內部君臣關係,又能在未來反目時占據道德製高點。這種對政治符號價值的精準把握,揭示了古代"名器"背後的權力邏輯:爵位不僅是榮譽象征,更是定義政治秩序、塑造民心向背的工具。可惜曹丕未能采納這一建議,為後來的吳魏關係埋下隱患。而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的清醒,與其他將領"意皆縱緩"的對比,更凸顯了軍事鬥爭中保持戰略警惕的重要性。
楊彪的辭官事件則折射出改朝換代之際的倫理困境。這位漢朝三公以"不為魏臣"的堅守,維護了傳統士大夫的政治氣節;而曹丕"待以客禮"的優崇,既展現了新政權對前朝遺老的懷柔姿態,也暗含著通過尊崇舊道德來鞏固新秩序的政治智慧。這種"以客禮待遺臣"的做法,成為後世政權處理新舊交替問題的經典範式,體現了權力更迭中柔性治理的必要性。
經濟層麵"以穀貴罷五銖錢"的決策,反映了古代政權應對通貨膨脹的樸素嘗試。當糧食危機與貨幣流通產生矛盾時,統治者選擇暫時回歸實物經濟,雖屬無奈之舉,卻也暴露了古代金融體係的脆弱性。這一事件提醒我們,經濟政策必須與民生實際相匹配,脫離現實的貨幣製度難以維係。
涼州平叛則充分展現了張既的軍事智慧。麵對盧水胡的叛亂,他采用聲東擊西的戰術奇襲武威,又通過"因敵為資"的後勤策略解決補給難題,更在平定後運用分化瓦解的政治手段,通過懸賞離間叛軍與羌胡的聯盟。這種"軍事打擊與政治分化相結合"的治理模式,證明了邊疆治理中"剿撫並用"的有效性。特彆是他提出的"外沮其勢,內離其交"策略,將心理戰與實際作戰相結合,堪稱古代邊疆治理的經典案例。
縱觀這段曆史,我們能清晰看到:政治決策的得失往往取決於對人性、權力與利益關係的深刻理解。曹丕在對吳政策上的短視、在涼州問題上的用人得當、在對待遺老問題上的柔性處理,共同構成了一幅複雜的治國圖景。而劉曄的戰略預見、張既的軍事才能、楊彪的氣節堅守,則讓這段曆史充滿了人性光輝與智慧啟迪。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能為我們理解權力運作、治理邏輯提供寶貴的曆史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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