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丁未年）
春天的時候，吳國解煩督胡綜和鄱陽太守周魴去攻打彭綺，把他活捉了。一開始，彭綺宣稱自己發動義兵，是為魏國討伐吳國，大家都覺得可以趁機攻打吳國，肯定能有收獲。皇帝就問中書令太原人孫資，孫資說：“鄱陽的那些宗族之人，前前後後有好多次舉義的，但他們人少，謀劃又淺，很快就散夥了。以前文皇帝曾悄悄分析過賊寇的形勢，說在洞浦殺了上萬人，繳獲上千條船，可沒幾天，那些船和人又聚集起來了。江陵被圍困了一個月，孫權隻派了一千多士兵守東門，但他的地盤並沒有崩潰瓦解，這就證明人家內部有法令約束，上下團結。這麼看來彭綺，恐怕也成不了孫權的心腹大患。”果然，彭綺最後失敗滅亡了。
二月，在鄴城為文昭皇後修建寢園。王朗去看園陵，發現老百姓大多貧困，可皇帝卻在忙著修建宮室，王朗就上疏勸諫說：“以前大禹想拯救天下的大災大難，所以先把自己的宮室建得很簡陋，衣食也很節儉；勾踐想擴大禦兒的疆土，也約束自己和家人，節省家用來治理國家；漢朝的文帝、景帝想弘揚祖宗的基業，所以放棄修建價值百金的高台，穿著粗糙的衣服彰顯節儉；霍去病隻是個中等才能的將領，還因為匈奴沒消滅，就不修建府邸。這說明顧念遠方的人會忽略近處，處理外事的人會簡化內部事務。現在建始殿前麵，足夠用來舉行朝會；崇華殿後麵，足夠用來安排內官；華林園、天淵池，足夠用來遊玩設宴。要是先建成宮門外的闕樓，修好城池，其他的都等豐收年再說，專心致力於農業生產，抓好軍事訓練，那百姓富足，兵力強盛，敵人也就臣服了。”
三月，蜀漢丞相諸葛亮率領各路大軍向北進駐漢中，讓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領丞相府留守事務。出發前，諸葛亮上疏說：“先帝開創大業還沒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三分，益州地區疲憊不堪，這實在是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不過，宮廷裡侍奉守衛的大臣們在國內毫不懈怠，忠誠有誌的將士們在外麵舍生忘死，這都是因為追念先帝對他們的特殊待遇，想報答給陛下您啊。陛下確實應該廣泛聽取意見，來發揚光大先帝遺留的美德，振奮有誌向的人的士氣；不應該隨便看輕自己，說話不恰當，從而堵塞了忠誠進諫的道路。
“宮廷和丞相府，都是一個整體，獎懲功過、好壞，不應該有不同標準。如果有做壞事違法紀的，以及儘忠做好事的，都應該交給有關部門評判應得的刑罰或獎賞，來顯示陛下您公平清明的治理，不應該偏袒私情，讓宮廷內外執法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這些都是善良誠實的人，誌向和心思忠誠純正，所以先帝選拔出來留給陛下您。我認為宮廷裡的事，無論大小，都先問問他們，然後再施行，一定能彌補缺失疏漏，有很多好處。將軍向寵，性格品行善良公正，精通軍事，以前試用過，先帝稱讚他有能力，所以大家商議推舉他做中部督。我認為軍營裡的事，都問問他，一定能讓軍隊和睦，才能高低的人都得到合適安排。親近賢臣，疏遠小人，這是西漢興隆的原因；親近小人，疏遠賢臣，這是東漢衰敗的原因。先帝在世時，每次和我談論這些事，沒有不對桓帝、靈帝感到歎息痛心的。侍中、尚書、長史、參軍，這些都是正直善良、能為國家效死的大臣，希望陛下親近他們，信任他們，那麼漢室的興盛，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來是個平民，在南陽親自耕種，隻想在亂世中保全性命，不謀求在諸侯中揚名做官。先帝不因為我身份低微、見識短淺，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廬中來拜訪我，向我詢問當時的天下大事；我因此十分感動，就答應為先帝奔走效勞。後來遇到兵敗，在戰事失敗的時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機患難之間我奉命出使，從那時到現在已經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謹慎，所以臨終時把國家大事托付給我。接受遺命以來，我日夜擔憂歎息，隻怕先帝的托付不能實現，從而損傷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渡過瀘水，深入到荒涼之地。現在南方已經平定，武器裝備已經充足，應當激勵率領三軍，向北平定中原，希望能竭儘我平庸的才能，鏟除奸邪凶惡的敵人，複興漢室，回到舊都洛陽，這是我用來報答先帝、忠於陛下的職責。至於權衡事情的利弊得失，毫無保留地進獻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費禕、董允他們的責任了。希望陛下把討伐賊寇、興複漢室的任務交給我，如果沒有成效，就治我的罪，來告慰先帝的在天之靈；責備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人的怠慢，來揭示他們的過失。陛下自己也應該謀劃，詢問治國的好方法，明察並采納正確的言論，深切追念先帝的遺詔。我承受您的恩情，感激不儘，現在就要遠離陛下了，麵對奏表淚水直流，不知道說了些什麼。”於是出發，駐軍在沔水北岸的陽平石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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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征召廣漢太守姚伷做自己的屬官，姚伷推薦了很多文臣武將，諸葛亮稱讚他說：“對國家忠誠有益的事，沒有比推薦人才更大的了，推薦人才的人，要各自追求自己崇尚的東西。現在姚伷能剛柔並用，來擴大文臣武將的任用範圍，可以說是見識廣博、品行高雅了。希望各位屬官都以這件事為榜樣，不辜負我的期望。”
皇帝聽說諸葛亮在漢中，就想派大軍去攻打他，詢問散騎常侍孫資。孫資說：“以前武皇帝征討南鄭，拿下張魯，在陽平那次戰役，很危險才取得勝利，後來又親自去救出夏侯淵的軍隊，還多次說‘南鄭簡直就是天然的牢獄，斜穀道那五百裡就像石頭洞穴’，說的就是那裡地勢險要，這也是慶幸能救出夏侯淵軍隊時說的話。而且，武皇帝善於用兵，看到蜀漢賊寇盤踞在山岩，東吳賊寇逃竄在江湖，都避開他們，不苛求將士們拚命，不逞一時的氣憤，這就是所謂的見可勝才出戰，知道困難就退兵。現在要是進軍到南鄭去討伐諸葛亮，道路險阻，估計動用精兵加上轉運糧草、鎮守南方四州、抵禦東吳水軍，總共得用十五六萬人，還得再征調更多兵力。這樣天下就會動蕩不安，耗費巨大，這確實是陛下您應該深思的。防守和進攻的力量，所耗費的人力相差三倍。現在隻要用現有的兵力，分派大將據守各個險要之地，威風足以震懾強敵，穩定邊疆，將士們像老虎一樣枕戈待旦，百姓也能平安無事。幾年之內，我們中原會越來越強盛，東吳和蜀漢這兩個敵人肯定會自己疲憊衰敗。”皇帝聽了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當初，文帝廢除了五銖錢，讓百姓用穀物和絲帛進行交易，結果民間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事越來越多，大家都爭著把穀物弄濕來獲利，用很薄的絹來交易，即使采用嚴刑，也禁止不了。司馬芝等人在朝堂上展開討論，認為：“使用錢幣不僅能使國家富足，還能減少刑罰，現在不如重新鑄造五銖錢更合適。”夏四月乙亥日，重新開始使用五銖錢。
甲申日，開始在洛陽營建宗廟。
六月，任命司馬懿都督荊州、豫州各軍事，率領他的部隊鎮守宛城。
冬天十二月，立貴嬪河內人毛氏為皇後。當初，皇帝還是平原王的時候，娶了河內人虞氏為妃；等到即位後，虞氏沒能被立為皇後，太皇卞太後去安慰她。虞氏說：“曹氏向來喜歡立出身低賤的人，沒有能以道義來行事的。皇後掌管宮內事務，皇帝處理宮外政務，二者相輔相成；如果不能有好的開始，就不會有好的結局，恐怕一定會因此導致國家滅亡、祭祀斷絕啊！”虞氏於是被廢黜，回到鄴城的宮殿。
當初，太祖、世祖都討論過恢複肉刑，但因為戰事而沒實行。等到皇帝即位，太傅鐘繇上奏說：“應該像漢景帝的法令那樣，對於應當判處死刑而想斬右腳趾的，允許這樣做；對於黥刑、劓刑、斬左腳趾、宮刑的，就像漢文帝時改為剃發和鞭打，可以每年讓三千人活命。”皇帝下詔讓公卿大臣們討論，司徒王朗認為：“肉刑已經廢除好幾百年了；現在又恢複，恐怕減輕刑罰的好處還沒讓百姓看到，而恢複肉刑的事就已經傳到敵人耳朵裡了，這不是招撫遠方之人的辦法。現在可以把鐘繇想從輕處理的死罪，改為剃發的刑罰，如果覺得太輕，可以加倍服勞役的年數。這樣對內有以生換死的大恩，對外沒有用砍腳代替戴鐐銬讓人驚駭的壞名聲。”參與討論的有一百多人，大多數人讚同王朗的意見。皇帝因為吳、蜀還沒平定，就把這事暫時擱置了。
這一年，吳國昭武將軍韓當去世，他的兒子韓綜荒淫無道，害怕獲罪，閏月，帶著他的家屬和部下來投奔魏國。
當初，孟達受到文帝的寵信，又和桓階、夏侯尚關係很好；文帝去世後，桓階、夏侯尚也都死了，孟達心裡就不安穩了。諸葛亮聽說後就引誘他，孟達多次和諸葛亮通信，暗中答應歸降蜀漢。孟達和魏興太守申儀有矛盾，申儀就秘密上表告發他。孟達聽說後，又驚又怕，想舉兵反叛。司馬懿寫信安慰勸解他，孟達猶豫不決，司馬懿就悄悄率軍前去討伐。將領們說：“孟達和吳、蜀有往來，應該先觀望再行動。”司馬懿說：“孟達不講信義，現在正是他懷疑的時候。應該趁他還沒拿定主意，趕緊解決他。”於是日夜兼程，八天就到了孟達城下。吳、蜀各自派偏將到西城安橋、木闌塞救援孟達，司馬懿分派將領去抵擋。一開始，孟達給諸葛亮寫信說：“宛城離洛陽八百裡，離我這裡一千二百裡。聽說我起兵，他們要上表給天子，一來一回，得一個月時間，那時我的城池已經堅固，各方麵都準備好了。我這裡地勢險要，司馬公肯定不會親自來；其他將領來，我就沒什麼可擔心的了。”等司馬懿的兵到了，孟達又告訴諸葛亮說：“我起兵才八天，敵軍就到城下了，怎麼這麼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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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公元227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是三國格局基本定型後關鍵的一年。這一年裡，魏、蜀、吳三方的政治決策、軍事行動與社會治理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既延續了三國初期的博弈邏輯，也埋下了影響後續曆史走向的伏筆。透過《資治通鑒》對這一年的記載，我們可以從多個維度解讀亂世中的治國智慧與曆史啟示。
軍事博弈：理性判斷與戰略克製
這一年的軍事動態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魏明帝對吳、蜀兩國的戰略決策，以及諸葛亮北伐的序幕開啟。
在對待吳國彭綺叛亂的問題上，魏國君臣展現了清醒的判斷能力。當彭綺以“為魏討吳”為名舉事時，朝中不少人主張趁機伐吳，但中書令孫資以曆史經驗駁斥了這一衝動想法。他指出鄱陽地區的叛亂曆來“眾弱謀淺，旋輒乖散”，並以曹操時期江陵之圍中孫權政權展現的強大凝聚力為例，判斷彭綺難以構成實質性威脅。後續彭綺果然敗亡，這一事件印證了基於曆史規律和現實分析的理性決策，遠勝於投機式的軍事冒險。
麵對諸葛亮駐軍漢中的北伐態勢，魏明帝再次麵臨是否主動出擊的抉擇。孫資的諫言同樣具有戰略高度，他引用曹操“見勝而戰，知難而退”的用兵原則，指出南鄭地區地勢險要，強行進攻需投入十五六萬兵力，將導致“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的長期戰略，主張以防禦為主、發展國力，待敵自疲。魏明帝最終采納這一建議，體現了戰略克製的智慧——在國力優勢尚未完全轉化為軍事勝勢時，避免無謂消耗是更務實的選擇。
諸葛亮的北伐則展現了另一種戰略邏輯。《出師表》中“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信念，驅動著蜀漢以弱攻強的軍事行動。他在表文中強調“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的客觀條件，同時以“報先帝而忠陛下”的情感紐帶凝聚人心，體現了理想驅動型政權的行動邏輯。但從現實角度看，蜀漢“益州疲敝”的基本麵未變，北伐注定是一場艱難的國運豪賭。
政治治理：製度重建與宮廷倫理
太和元年的政治舉措中，製度重建與宮廷秩序成為核心議題，反映了曹魏政權鞏固統治的努力。
貨幣製度的改革具有標誌性意義。曹丕時期廢除五銖錢、以穀帛交易的做法，導致“濕穀要利，薄絹為市”的亂象，即便嚴刑峻法也無法禁止。司馬芝等人提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的觀點，直指實物交易的弊端。魏明帝最終恢複五銖錢，這一決策不僅是經濟理性的回歸，更體現了製度對社會秩序的塑造作用——合理的貨幣製度既能促進經濟發展，也能減少投機欺詐，降低社會治理成本。
宮廷建設與民生關係的爭議則展現了傳統治國理念的延續。王朗針對魏明帝營修宮室的諫言，引用大禹、勾踐、文景之治的典故，強調“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的治國原則。他提出“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的務實方案，將民生與國防置於宮室建設之前，體現了“民為邦本”的傳統政治智慧。這種主張在戰亂頻仍的三國時期尤為重要，因為能否恢複生產、穩定民生，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後宮立後的風波則暴露了曹魏政權的倫理困境。虞氏“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的抱怨，雖帶有個人情緒，卻點出了曹魏政權與傳統士族倫理的衝突。從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曹魏君主在婚姻選擇上較少受門第束縛，這種做法雖打破了士族對婚姻的壟斷，卻也引發了“貴賤失序”的爭議。虞氏“然後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的觀點，反映了傳統觀念中“後宮秩序關乎國家治亂”的認知，而她最終被廢黜，則顯示了皇權在宮廷鬥爭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人性博弈：孟達之叛與信任危機
孟達的叛亂事件是本年度最具戲劇性的曆史片段，集中展現了亂世中人性的複雜與信任的脆弱。
孟達的反複無常具有典型性——他先事劉璋，後投劉備，再降曹丕，在曹丕死後又欲歸蜀，這種“擇主而事”的行為模式是三國亂世的常態。但他的失敗源於對形勢的誤判：既低估了司馬懿的軍事速度，也高估了自己與各方的信任基礎。司馬懿“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的閃電行動，打破了孟達“一月城固”的預期，展現了抓住戰機、果斷出擊的軍事智慧；而孟達與申儀的舊隙被利用，則印證了“沒有永恒的盟友，隻有永恒的利益”的亂世法則。
諸葛亮對孟達的引誘與司馬懿的安撫形成鮮明對比，反映了雙方的謀略風格。諸葛亮試圖利用孟達的不安擴大曹魏內部矛盾，司馬懿則以書信穩住孟達、延緩其行動，兩者都體現了博弈中的信息戰與心理戰。但孟達最終的覆滅證明，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單純的謀略難以彌補信任缺失帶來的致命缺陷。
曆史啟示：理性與理想的平衡之道
太和元年的曆史事件，本質上是理性與理想、務實與信念的碰撞。孫資、王朗代表的務實派強調基於現實條件的漸進策略，主張通過發展國力、完善製度實現長治久安；諸葛亮代表的理想派則以信念驅動行動，試圖以主觀努力突破客觀條件的限製。兩種路徑各有其價值：務實派避免了盲動帶來的風險，理想派則保持了政權的精神凝聚力。
從現代視角看，這一年的曆史給予我們多重啟示：在戰略決策中，尊重客觀規律比盲目冒險更重要；在製度建設中，合理的規則設計能降低社會運行成本；在人際關係中，信任的建立需要長期維護，而背叛的代價往往遠超預期。三國之所以成為永恒的曆史話題，正是因為其中蘊含的這些普適性智慧，始終能引發後人的共鳴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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